上围村东区48号炮楼，为研究民国时期民居类建筑提供了一处实物材料。深圳商报记者 刘娥 摄
深圳发展史是一部从乡村到城市的现代进化史，深圳奇迹也是一部“村”与“城”的剧斗史。“城”能否包容“村”？“村”如何融入“城”？在由龙华区人民政府主办、龙华区观湖街道办事处承办的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上围实践分展场中，上围艺术村试图交出一份“村-城”突围的深圳答卷和标本。近日，记者走进了上围村一探究竟。
古村的“围困”之局
作为深圳客家人聚居的村落之一，上围村历史可追溯至三四百年前。据史料记载，上围村始建于清朝，因钟氏、曾氏祖先率领族人迁入此地，在此开基立村，繁衍生息。之所以取名上围村，与当地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因该村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三面环山，且位于山脚下，像个盆地，村前有樟坑径河经过，村落位于河流源头，上围村因此得名。该村姓氏众多，有从各地迁来的陈、廖、房、林、钟、曾、刘姓等。
然而在深圳巨大的城市化浪潮下，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村落渐渐淹没在现代繁华之中，面临重重困境。记者了解到，上围老村仅剩50来栋破落客家老屋和5座炮楼，与村民新盖的高楼杂存共处一域。原居民或迁外地或另建新楼居住，许多旧宅被闲置、废弃甚至坍塌，个别租给低收入人群居住，此前整个老村被垃圾封堵，隐患重重。
此次展览的总策展人、原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公共艺术中心主任、“未来＋城乡营造学院”创始人黄伟文将上围老村的“围困”之局，归结为历史之困、生态之困以及发展之困、更新之困。他告诉记者，上围老村历史之困是摆在眼前的难题之一。上围村格局和建筑比较普通，一般难以列入正式的文物、历史建筑等保护名单，而深圳普遍的产权政策也没给这些老宅的维修留下合法进行的依据，使得深圳的古村老宅处于难以维修保护的境地。
此外，生态情况更是堪忧。上围老村内外道路和新房在四处疯长，樟坑径河源头水少了，污染也频了，村里明沟系统也因为漏排而散发恶臭。如何让村民在必然的城市化道路中走得从容，更有法规保障？这是发展之困。而三十年内陆续建成的村民新楼房，也面临着城市更新推倒重来的危机，是为更新之困。
樟坑径水库老照片。张超 摄
百年历史被重新挖掘
上围村的情况在2016年开始发生变化，观湖街道以此前“大观澜”时期打造鳌湖艺术村的经验，开始构思和打造一个新的艺术村。观湖街道办党工委员叶晖向记者介绍，通过政府搭台、艺术家唱戏，到2017年前后上围村陆续引进10多位艺术家和设计师进驻。一栋栋老房、破房乃至危房在艺术家、设计师手里重获生机和活化，观湖街道办也开始投入改善基础设施，推动艺术村落的环境提升。借助展览契机，一场“围困”与“突围”的城市故事在这个村落生动展开。
在策展团队的挖掘和梳理下，一段尘封的上围历史重新呈现。策展团队对上围村遗存的一座古建筑——樟坑径村口的老教堂（福音堂）做一番检索竟发现，后面牵连的是一段瑞士巴色差会在深圳乃至广东其他客家地区传教办学的百年历史。1842年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西方传教士开始涌入中国，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信义宗之三巴（巴冕、巴色、巴陵）传道会相继进入中国，其中来自瑞士的巴色差会以传教办学成绩最为显着。在一百多年间，巴色差会先后派近200位传教士飘洋过海、跋涉万里来华传教，随后进入广东客家地区开办教会义学，设置现代教育课程，开设适于中国的通识教育、启蒙现代女性教育，并创办了深圳历史上第一所大学李朗神学院，派出多位中国学生赴欧洲留学，对客家地区近代教育的传播乃至后期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樟坑径福音堂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它始建于1869年，由从瑞士巴色学成归来的传教士、樟坑径人陈明秀受命建造。同时，他遵从教会以往以办学为途径的传教模式，创办了“民智学校”，乡民子弟也可入学。因为年久失修被拆除后，相关政府部门于1995年在现樟坑径老年活动中心旁的山地上建立了新址。
上围老村的5座炮楼也蕴含着一段值得深圳人珍视的建筑史，它们是典型的深圳炮楼。深圳炮楼，又名宝安型炮楼，是我国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炮楼建筑系统中，目前仅存的最集中、最大量的遗存。记者穿行在上围老村，见到了这几座炮楼，它们分别是东区48号炮楼、东区55号北炮楼、南麓居炮楼、房田炮楼、南一巷炮楼。这些炮楼大体建于民国，土木结构，三合土夯墙，内有木构楼板、楼梯。其中房田炮楼还呈现出西洋风格，拥有西洋式护栏和立柱。
此外，上围村还可以说是深圳改革开放40年变化发展的缩影。记者了解到，这里大部分租户已经是村里的常驻人口，他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湖南、广西、河南、四川、湖北、江西等地来深打拼，投入到经济建设浪潮中。1992年，应当时宝安区政府“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总体构想，上围村开始进行产业结构全面提升，放弃原有农业生产，以“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为主，投资建成上围工业园区。上围村还有许多华侨，旅居港澳、东南亚、欧洲、美洲各地，在外漂泊多年，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听到改革开放的消息，纷纷归国投资，发展经济贸易。
客家女担水老照片，摄于1894年。（资料图片）
全世界艺术村的普遍困境
可以说，上围老村不仅记录着客民百年迁移史，聆听过海上吹来的现代之风，还见证着新时期民族振兴的发展历程。
策展团队了解到，村民感觉村里最可惜的已消失的事物，分别是老教堂、生产小队粮仓以及以前一片田园风光的村道，于是设法将这些历史记忆转化为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建设的触媒与主题。记者在现场看到，老教堂原址邻近的新村有一条窄长口袋空间被杂乱停车所占用，这个空间现在被搭建成老教堂的灯光轮廓模型，有序梳理车流。长粮仓原址已经是一栋四层的村集体新楼，短粮仓也成为一处遗址，建筑石材部件被街道办组织工人及驻村艺术家铺砌成尚留一段残墙的小广场。此外，还提出雨污严格分流、保留明沟走雨水山泉水的新规划思路，改造上围村公厕、整治垃圾站，启动社区低废弃和新农业的试验“肥田计划”。
记者了解到，如果艺术家作为开拓者投入后无法得到合理的利益回报，就会陷入被自己带旺的物业所驱逐的局面——房租抬升。这种全世界艺术村普遍存在的困境，或在上围艺术村探索出突围之路。黄伟文、叶晖向记者透露，上围老村艺术家的投入可视为艺术投资，未来可获得相应红利。
在深圳的自然村落中，老房子的维修一直是难题。而依靠租户特别是艺术家进驻的装修与日常维护，成为上围老宅能够延存的方式之一。记者在现场看到，艺术家在一座已经废弃的房屋内，插入了一个白色的“大盒子”，用新材料呈现房子结构。策展团队成员李凌云告诉记者，插件艺术家还有着多样化的选配插件，如夹层、伸缩屋及卫生间插件等，使用者可自行选配。插件艺术家这类“村庄针灸”式的更新方式，无需拆除原房屋与依赖政府基建，就可以快速更新老旧房屋，保护村庄原有肌理和历史痕迹。
上围村改造后的厕所，采用生态农业概念。深圳商报记者 刘娥 摄
非遗传承有赖古村落保护
借助双年展实践展场的机会，上围艺术村的实践为深圳面临的“村城冲突”提供了生动样本。这样的古村及其历史，如果不是经过这场官方和建筑艺术的实践，或许也已经消失在深圳快速城市化的洪流中。然而它能否真正“突围”？深圳其他自然村落的现状如何？
深圳市史志办主任黄玲表示，由深圳市史志办主持的全市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结果显示，深圳目前共有1000多个自然村，大部分现已变为城市街区或城中村。另据策展团队收集的最新数据，目前深圳老村仅剩200余座。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众多自然村落面临拆迁或改造，也就意味着我们将要甚至正在失去数量不小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深圳市非遗保护协会主席王程太接受深圳商报记者采访表示，作为客家古村，上围村还蕴含着重要的文化遗产。上围村的文化名片樟坑径舞麒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明者民国时将它带到马来西亚，成为当地舞麒麟文化的一部分，现在村中还传承着这门技艺。而目前深圳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项目市级以上59项，其中32项是省级以上项目，8项是国家级项目。在国家级项目中，两项为舞麒麟，可见舞麒麟对于了解深圳客家，以及深圳历史的重要性。
王程太表示，古村落不仅是历史的记忆，还是深圳改革开放的见证。特别是悠久历史的古村落，应该尽可能完整保留下来，否则非遗就失去物证，以及传承的重要土壤。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