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上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百物展”的队伍阵容依旧壮观，往往排队三四个小时才能入场。看着烈日下长长的队伍，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会让志愿者们“劝劝”，不妨延后几天再来看，没想到观众说，“等这个展览已经等了好久，也不差这几个小时。”

　　大英博物馆选择100件藏品来展示、串联起一段段动人的世界历史故事，它的新颖叙述方式吊足了观众胃口，它的开放性也让观众产生亲近感和代入感。据统计，截至7月31日下午17点，“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参观人数超过11万人次。“大英百物展”以优质的展览内容，以用文物讲故事的方式，满足和引领世界各地观众的参观需求，这也给了上海文化工作者们启示。杨志刚感慨：“大英博物馆除了全球巡展，还做文创产品，他们的触角在不断延伸，输出的是整体文化。博物馆如何以战略为核心带动整体文化走出去，做好文化传播？需要我们花功夫研究，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仍将是我们的重要使命。”

　　这些年，在中国优秀文化以各种形式、各种载体走出国门的同时，也把一个东方大国、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但在文明交流的路上，来自语言、渠道、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天然障碍也影响着中国故事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如何让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让演出从“送出去”到“卖出去”；让文化交流的渠道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多元主体并举？这些仍然需要不断努力和拓展。

　　走出去，不光演出办展那么简单

　　这个月，上海芭蕾舞团豪华版《天鹅湖》将赴荷兰和比利时的9个城市进行40场巡演，其中包括在阿姆斯特丹驻场演出18场。到目前为止，上海芭蕾舞团的舞步已先后到过几十个国家的100多个城市。在“走出去”的路上，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发现，外国观众对中国的认识并没有想象中乐观。有一次，在美国某中部城市巡演时，辛丽丽发现当地观众对中国很不了解，甚至认为中国的芭蕾就是中国民间舞。“你们会穿足尖鞋吗？”“你们的芭蕾舞和国外课程体系是一样的吗？”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让辛丽丽陷入深思：为什么这里的人民对中国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100年前？同时，这也让她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还要加快，还要走得更深更广，传播中国当下的故事，让国外观众了解中国的现代文明。

　　相比芭蕾，让国外观众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样式，需要铺垫的时间可能更长。“我们必须先对中国戏曲元素做一些推广，想办法抓住他们的好奇心。”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在国内，也许观众是冲着角儿去看戏，但到了国外，观众们更多是看综合艺术。外国观众的兴趣点常常是我们想不到的，比如他们会惊讶于锣鼓敲下去，竟然能发出雷声和雨声，我们习以为常的油彩、脸谱、绣花服饰等，在他们眼里都是新鲜的。“他们很好奇水袖代表什么意思，反复问我们，为何要在手上拿着这么长的袖子。在国外，我们一定要抓住戏曲综合特点去做全面普及，哪怕有一个点能引发他们的关注也好。”谷好好说，为此，除了演出，上昆也去纽约大学等高校办讲座，希望把昆曲的种子种在外国年轻观众的心里。

　　通过文物讲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传播的良好途径，但对展览策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和埃及：世界的摇篮”特展正在柏林展出，“听去德国旅游的朋友说，展览在当地影响很大。”说起这些，杨志刚很兴奋。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上博就开始同境内外一些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做展览交流，但把两个不同文明在一起对比展出，还是种新颖的形式。“这种文明对比展览，要对两个文明都有了解才能比较，否则就很牵强。这对中国博物馆界的知识结构，包括眼光，提出了新的要求。”“大英百物展”的成功，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些年来对博物馆未来转型的思考：上博要在知识结构上有所转变，推出更具有新意的展览，在人类文明大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既要扎根中国传统，又要面向世界和未来。中华文化走出去，远不是到国外办个展览或是演出那么简单，送出去的内容是不是观众感兴趣的，表达形式是不是观众能接受的，审美是不是观众相投？有位学者做了个生动的比喻：留住食客的首要条件，得看你对食客的需求了解多少，能不能烧出对他们胃口的佳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自己在‘厨房’里琢磨外国食客会喜欢什么，更多的是‘我烧什么你吃什么’，而不在意人家愿不愿意吃。这些年，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但仍需努力。”

　　除了内容为王，会吆喝也很重要

　　去年，上海昆剧团把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带到了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并第一次走进了捷克的布拉格音乐节。“捷克的票提前半年就卖完了，90%的观众是外国人。”说起票房，谷好好言语中不无骄傲，但在骄傲中，也有“甜蜜的忧伤”，“把昆曲剧本翻成捷克语太难了”。在剧团里，常常感叹好编剧难找，“走出去”多了，好翻译的问题又渐渐浮出水面。在国外演出时，常有华人观众来看戏，一场戏演得好，剧本却没翻好，他们也会非常着急地来提醒。“我们能感受到，每次出去演出，翻译水平如何，直接影响这场戏的综合表现质量。既懂中国传统文化，又懂多国语言的翻译家，是我们急需的。”

　　相比昆曲剧本翻译，小说的翻译相对简单，不过，很多国内畅销书经由翻译出版到国外后，反响却未如国内红火。“国内畅销的，国外不一定畅销，有些知名作家的小说和中国的时代背景结合紧密，没有基本的了解，即便翻译成外文，外国读者也难以看懂。中国图书走出去，是复杂系统的工程。”上海市编辑学会会长、出版人庄智象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是先翻译好，再把图书输出到国外市场，看起来“服务周到”，但反过来想，我们引进的图书，有几本是要求对方先翻译成汉语的，外国人翻的“中文版”我们敢直接拿来用吗？“语言障碍只是一方面，最根本的还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走出去。”

　　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始终是一张硬朗的对外交流名片，在政府搭台之余，上昆也在努力主动出击，为国外各种舞台、剧场量身定制演出样式，寻找长期合作伙伴。“我们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关键要走进去，特别是走进国外主流商演模式，让我们传统文化在国外有票房，有观众认可度，真的还要花很多精力和心血去拓展。”谷好好说。

　　在庄智象看来，除了“内容为王”，会“吆喝”也很重要。上海有邀请国外作家到中国交流的计划，通过在中国的实地考察，能让他们对中国有较深入、深刻的了解，在作品中对中国的描述也会更加恰当，无形中起到了宣传作用。他认为，除了走出去，也可以用“请进来”的方式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借外力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拓展得更加顺畅。比如“我们不妨多邀请国外媒体来中国交流与合作，在外国读者公认的媒介上，报道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与发展、取得的成就等，文化本来就是要沟通的，多一些沟通、理解的渠道，交流起来才会更顺畅、更好。”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