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了美术馆会好看起来——有闲阶级，闲出视觉上的种种效果；文人雅士，则个个精于打扮，欧洲人气质尤佳。

　　——陈丹青

　　也许每位艺术家的骨子内都是不羁的，但陈丹青的不羁已经分分明明地镌刻在了他的文字当中，抑扬顿挫的语调仿佛粗粝率性的木炭笔触，在读者的心头勾勒出犀利却也不乏睿智的批判者形象。短短数段内，陈丹青用语言难以到达的逼真效果回忆起青年时代在美术馆度过的美好时光，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以下内容摘选自陈丹青《纽约琐记》

大都会博物馆 1982年

　　孩子喜欢打量穿制服的人，我也喜欢。在这儿，警察的黑制服和一身披挂当然最醒目：帽徽、肩章、警衔、枪、子弹带、手铐、警棍、步话机，外加一本记事皮夹。有一回我在地铁站点烟，才吸半口，两位警察笑嘻嘻走拢来，老朋友似的打过招呼，接着飞快填妥罚款单，撕下来，递给我。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到处都是警卫，一色青灰制服，但行头简单，只是徒手，每座小馆至少派定一位。当你拐进暗幽幽的中世纪告解室、古印度庙廊偏房或埃及经卷馆，正好没有观众时，必定先瞧见一位警卫呆在那里。

　　文艺复兴馆、印象派馆，设在顶层的苏州亭院，男女警卫可就多了，聊天，使眼色，来回闲步。在千万件珍藏瑰宝中，他们是仅有的活人，会打哈欠，只因身穿制服，相貌不易辨识。人总有片刻的同情心吧（也许是好奇心），当我瞥见哪位百无聊赖的警卫仰面端详名画，就会闪过一念：三百六十五天，您还没看够么？

　　警卫长不穿制服，西装笔挺，巡逡各馆，手里永远提着步话机——闭馆了。忽然，青灰色的警卫们不知何时已在各馆出口排列成阵，缓缓移动，就像街战时警民对峙那样，将观众一步步逼出展厅。这时，将要下班的警卫个个容光焕发。

　　大门口还有一道警卫线，当我在馆内临画完毕，手提摹本通过时，警卫必须仔细查证内框边缘和画布反面事先加盖的馆方专章（但从不瞧一眼我的画艺），确认无诈，这才拍拍我的肩背，放我出馆，就像小说《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探完监，挤过门口时被狱卒在背上拍那么一记。

　　只有那位肥胖的老警卫每次都留住我，偏头审视摹本：“哈！艾尔·格列柯，不可思议。你保管发财——等一等，这绝对就是那张原作，你可骗不了我！”

　　老头子名叫乔万尼，意大利移民。如果不当值，这位来自文艺复兴国的老警卫可以教我全本欧洲美术史呢。

　　1982年元月，我踏雪造访大都会美术馆，平生第一次在看也看不过来的原作之间梦游似的乱走，直走得腰腿滞重、口干舌燥。我哪里晓得逛美术馆这等辛苦，又不肯停下歇息。眼睛只是睁着，也不知看在眼里没有。脑子呢，似乎全是想法，其实一片空白。

　　撑到闭馆出门，在一处可以坐下的地方坐下，我立即睡着，还清清楚楚地做梦。

　　但随即醒来，饿醒的。

　　记得获准留学，行前被江丰老师叫去。“不要怕吃苦，”老先生说，“到了美术馆，就吃点面包、香肠，这样子，我们中国的油画就上去了么！”

　　后来呢，后来发现美术馆阔人区的香肠面包并不便宜，而且美术馆内不准吃东西：其实是自己穷。美术馆餐厅一份三明治，七八美元，加上地铁来回票，对当年如我似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能省则省。馆外小摊有便宜“热狗”，既难吃，也不果腹。怎么办呢，于是自备一份干粮，坐在馆外慢慢地咽。

　　几年后我进馆临画，索性煮好茶叶蛋之类中国饭菜随身带着，仅为在餐厅落座而叫杯咖啡，颇以为得计。有一回剥着茶叶蛋，邻座来了一家四口工人模样的日本游客，叫满一桌，光是每人饭后那份水果，单价就在三明治之上。

　　据吴尔芙夫人的说法，若缺了高浓度营养，写作时脑后那根“火苗”就是蹿不上来（难怪“困难时期”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得赏较多的是粮票和油票）。我既非作家，更不是“高知”，乍来美国，肠胃史的内容不过是美院食堂那份菜单：熬白菜、馒头、白开水。以这点蛋白质、卡路里加脂肪，哪里扛得住逛美术馆这类高度体力兼脑力支出的风雅情事。好在美院伙食总算长进了：那年归国探访，只见面色活润的年轻人围在桌边，爆腰花、醋熘鱼片、番茄炒鸡蛋，还叫白酒。

　　祝福年轻人！如今真喜欢看见青年，常常发现自己在那儿傻看。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