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历史上，雕塑与园林有着密切的关系，雕塑一直作为园林中的装饰物而存在，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和法国勒·诺特式园林中都是如此。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这一传统依然保留。
但是，最近几十年来，雕塑与园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现代艺术家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为园林提供一个装饰品，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地投身到室外环境的塑造中去，为我们的行业带来了新鲜的气息。
其实，这种发展也是必然的。一个世纪以来，现代雕塑自身的发展轨迹，使得它与其它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已经模糊了。现代雕塑的内涵和外延都已相当地扩展。许多现代雕塑具有的一些特点，如抽象性、室外展示、大尺度、使用自然材料、融入自然过程等，与园林作品相比较，无论是工作的对象、使用的材料和空间的尺度等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这两种艺术的融合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早在1930年代就有一位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尝试将雕塑与环境设计相结合，他就是雕塑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 1904-1988）。野口勇是一位大胆的开拓者，他的作品开启了园林殿堂的一扇新的大门，并激励了更多的艺术家投身到室外环境的塑造中去。
野口勇在现代雕塑史上是一位国际性人物。他的母亲是美国的作家和翻译家，父亲是位日本诗人，出版过关于日本艺术的专著，对日本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野口勇在洛杉矶出生的那年，他的父亲就回到了日本。两年后当母亲带他去日本寻找父亲的时候，父亲已经结婚。野口勇跟随母亲在日本长大，13岁时独自回到了美国。他曾跟随美国的学院派现实主义雕塑家博格勒姆（G. Borglum）作学徒，不过博格勒姆却认为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雕塑家。他也曾经试图放弃艺术，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医学预科，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艺术的道路上，并在纽约的一所艺术学校学习，20岁时在学校举办了一次个人作品展。
1927年，野口勇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访问了中东和巴黎，并在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的工作室作了几个月的助手。布朗库西是20世纪最伟大的雕塑家之一，是现代雕塑的早期开拓者。他对大洋州和非洲的雕塑的关注不亚于对西方古典艺术的研究，他不仅教授野口勇石雕的技巧，还启发他对空间和自然的理解。布朗库西对野口勇以后的雕塑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激发了他用岩石做雕塑的兴趣。同时，野口勇还研究了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艺术家，以及贾科梅蒂（A. Giacometti）和考尔德（Alexander Carlder 1898-1976）等人的作品，并从中吸取了营养。
回到纽约以后，野口勇将自己的一些作品出售，获得的钱用来旅行和学习。他回到了巴黎，然后又去了中国和日本。他在北京住了8个月，跟随著名国画家齐白石学习中国画，作了大量的习作。在日本，他跟著名的陶艺家学习陶艺，并对日本园林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感受到寺庙园林的沙砾和石组、苔藓和灌木、水面和树木，有一种难以表述的美丽。这次访问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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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野口勇创作了许多雕塑，举办了多次展览。1933年，他受到启发，发现塑造室外的土地也是雕塑的一种可能的途径。他设想在纽约的一个街区建造一座混凝土的游戏山，有各种尺度的台阶，一个夏天用的水滑梯，和一个冬天滑雪橇的长滑道，游戏山的地下可以是建筑。遗憾的是这个方案被纽约市公园管理委员会否决了。但是野口勇对于设计游戏场的兴趣一直持续，后来又做了许多游戏场的方案，包括与建筑师路易斯·康（Louis kahn）合作的纽约河滨公园的游戏场方案，把地表塑造成各种各样的三维雕塑，如金字塔、圆锥、陡坎、斜坡等，结合布置小溪、水池、滑梯、攀登架、游戏室等设施，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自由、快乐的世界。他抛开了传统的操场的形式，将大地本身建造成高低起伏供人玩耍的设施。他还设计了一些新颖的游戏器械，也留下了一些作品。野口勇的思想对后来的儿童游戏场的设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野口勇带来了痛苦，尤其是原子弹的爆炸，让他对世界感到失望。同时，艺术界的现实也令他沮丧。为了从人为的世界中暂时解脱出来，也为了考虑雕塑发展的一些问题，他暂停了工作，申请到了布林根（Bollingon）基金，开始了又一次的寻找艺术的旅程，从欧洲、中东到亚洲，用绘画和摄影来记录。途中，他邂逅了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园林遗产，如意大利的花园、高迪(Antoni Gaudi) 在巴塞罗那设计的公园、希腊和埃及的古代神庙以及日本的寺庙园林。旅行的终点是日本，这是一个命运的回归，他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1951年，野口勇被邀请为广岛的和平公园作一些设计，由此产生了通向公园的两座桥，一座唤起初升的太阳，叫做“建设”；另一座象征着船，名为“出发”。
1956年，在建筑师布劳耶（Marcel Breuer）的推荐下，野口勇被任命负责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庭院的设计。这个0.2公顷的庭院是一个用土、石、水、木塑造的地面景观，分为两个部分，上层的石平台，有坐凳和圆石块，下层布置了植物、水池、石板桥、卵石滩、铺装和草地。这个园林中有明显的日本园林的要素，如耙过的沙地上布置的石块，水中的汀步等，一些石头是特意从日本运来的。设计工作持续了两年，其中相当一部分时间野口勇留在日本，寻找合适的石材。今天，庭院已经因树木长得太大而不易辨认了，但是树冠底下起伏的地平面的抽象形式，仍然揭示了艺术家将庭院作为雕塑的的想法。
1956至1957年间，野口勇与SOM事务所合作，参与了康涅狄格州人寿保险公司总部（CIGNA）的环境设计。这是野口勇在美国实现的第一个园林设计作品，是与建筑师、风景园林设计师紧密合作产生的优秀设计，包括了四个内庭、一个广场和大面积的自然景观，使用了草地、砾石、树木、地被植物、修剪的绿篱、平静的水池和自然的小湖面等要素。在湖对岸的缓坡草地上，矗立着野口勇的名为“家庭”的一组石雕。
耶鲁大学贝尼克珍藏书图书馆（Beineck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的下沉式大理石庭院，只能俯视或透过阅览室的落地玻璃窗观赏。野口勇用立方体、金字塔和圆环分别象征着机遇、地球和太阳，几何形体和地面全部采用与建筑外墙一致的磨光白色大理石，整个庭院浑然一体，成为一个统一的雕塑，充满神秘的超现实主义的气氛。
1964年，野口勇为查斯·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nttan Bank）设计了一个圆形的下沉庭院。这个庭院显然是日本枯山水庭院的新版本。黑色的石头是专门从日本精心挑选而来的，石头下面的地面隆起成一个个小圆丘，花岗岩铺装铺成环状花纹和波浪曲线，好象耙过的沙地。夏天时，喷泉喷出细细的水柱，庭院里覆盖着薄薄一层水，散布的石峰仿佛是大海中的几座孤岛。野口勇将其称之为“我的龙安寺”。龙安寺庭院是日本京都最著名的枯山水园林。
1972开始历时7年才建成的底特律的哈特广场（Hart Plaza），是对野口勇的场地规划和园林设计能力的考验。哈特广场位于新市政中心，一边是底特律河，另一面能看到著名的文艺复兴中心。起初，市政委员会所要求的仅是设计一个喷泉。野口勇提出了喷泉的方案，并提出关于周围广场方案的意见。得到接受后，他承担了整个3公顷场地的设计。广场的入口矗立着36米高的不锈钢标志塔，地下餐厅和下沉的露天剧场的上面是宽阔的绿地和铺装的区域。环形的喷泉高出圆形花岗岩水池7米，象一个炸面包圈用两根成对角线的支柱支撑。计算机程序控制的喷泉表现出无穷变幻的水景，从飘渺的雾景到巨大轰响的水柱。它与抛光的不锈钢和铝质材料组成光的交响画面，赋予哈特广场一种技术和太空时代的隐喻，对于一个制造了飞机和火箭、代表美国当代工业性格的城市，显得恰如其分。正如野口勇所说，在这里“一台机器成了一首诗”。不过，也有人批评这个设计铺装面积过大，空间过于空旷而缺少丰富的变化，也许是雕塑家第一次处理如此大尺度的公共空间有些难以把握。
1983年野口勇在加州设计了一个名为“加州剧本”（Califonia Scenario）的庭院，位于高大的玻璃办公塔楼的底下。在这个平坦的基本方形的基地上，野口勇布置了一个叫做“利马豆的精神”的雕塑和一个名为“能量喷泉”的圆锥形喷水，象征着公司创始人的奋斗精神；一个覆盖着沙子、砾石和仙人掌植物的隆起的“沙漠地”；松树环绕的“森林道”；一条在铺装地面时隐时现的小溪和作为水的源头和结束的三角锥和三角墙的雕塑。这个设计把一系列规则和不规则的形状以一种看似任意的方式置于平面上，以一定的叙述性唤起人们的反应（图）。
同时期设计的位于洛杉矶的日美文化交流中心广场（Japanese-American Cultural and Community Center Plaza），0.4公顷大的红砖铺砌的广场很协调地成为一组雕塑的一个背景，成为人们休息和聚会的场所。
野口勇认为，艺术家与土地的接触能使他从对工业产品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以获得艺术创作的灵感，这也是他偏爱石雕和园林设计的一个原因。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园林作品，重要的还有IBM总部的两个庭院，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的比利罗斯雕塑花园（Billy Rose Sculpture Garden），1970年大阪世界博览会喷泉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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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门拳纪念馆（Domon Ken Museum）的庭院设计，是野口勇晚年的一个重要作品。土门拳是日本著名的摄影家，也是野口勇的朋友，他的家乡山形县酒田市在郊区绿树掩映的山谷中建造了这座纪念馆，用来展示、收藏他的作品。设计纪念馆的建筑师谷口吉生的父亲谷口吉朗是野口勇早年在日本的合作者，是日本二战前最活跃的建筑师之一。在谷口吉生的邀请下，野口勇为博物馆设计了这个石与水的庭院，巨大的微倾的花岗岩石板，层层跌落，上面流淌着薄薄一层闪亮的水膜，石板上矗立着一块粗糙的岩石雕塑，水的终点是一个平静的水池。庭院的转角处点缀着一丛修竹，摇曳的身姿为素色的庭院加入了生动的要素。
野口勇晚年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接手了一些面积较大的园林设计，如11公顷的迈阿密的海湾公园，日本札幌的160公顷的公园。但遗憾的是，在他1988年去世的时候，这两个作品都没有建完，只能交由Fuller&Sadao建筑事务所继续完成。
野口勇具有丰富的艺术创作才能，除了雕塑和园林设计，他还涉及了舞台布景和灯具的设计，风靡世界的各种形状的现代日式纸灯就是他的首先设计的，后来被各国的家具制造商所仿造。野口勇与极富创造力的建筑师富勒（Buckminster Fuller1895—1983）是好朋友，富勒的结构和空间思想也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启发。
1985年，野口勇在纽约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展出自己一生的艺术创作，也为后人完整地了解他的的作品和思想提供了一个场所。1984年，野口勇被授予纽约州政府艺术奖章，1987年被美国总统授予国家艺术勋章。1988年冬，野口勇在美国逝世。
野口勇曾说：“我喜欢想象把园林当作空间的雕塑。……人们可以进入这样一个空间，它是他周围真实的领域，当一些精心考虑的物体和线条被引入的时候，就具有了尺度和意义。这就是雕塑创造空间的原因。每一个要素的大小和形状是与整个空间和其它所有要素相关联的……它是影响我们意识的在空间的一个物体……我称这些雕塑为园林。”
野口勇主张艺术家的社会目的——不是为了博物馆的收藏来创作，而是为公众的愉悦，为了使生活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为丰富。这也许是他涉足公共环境领域的内在原因。
从根本上说，野口勇是一位继承阿普（Jean Arp）、米罗（Jean Miró）和布朗库西的传统的富有表现力的雕塑家。野口勇的许多石雕作品，抛弃了磨光大理石明亮光滑的表面，而去发扬史前古墓般的体量和重量，其粗糙的质感和神秘的符号对今天的一些环境雕刻产生了很大影响。
作为艺术家，他的园林设计作品更多地强调形式，而非实用和宜人，常常暴露出作为造园家和雕塑家两种角色之间的的矛盾。虽然在大的空间中进行创作的时候，他试图将其视作整体的园林，而不只是物体的一个背景来对待，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仍然脱离不了雕塑成为空间的统治者而不是从属于某个空间的结果。另外，他在处理植物材料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是，他探索了园林与雕塑结合的可能性，发展了园林设计的形式语汇，在塑造战后园林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从这点上说，他和巴西著名的画家和风景园林师布雷·马克斯（Roberto Burle Marx）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是从艺术的角度开拓园林的新形式。
野口勇的作品在日本和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虽然，从现代运动的一开始，日本的绘画、建筑和园林在西方艺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绘画界的梵·高（Vincent van Gogh）、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建筑界的莱特（Frank Lloyd Wright），他们的作品都反映了这一影响。西方园林设计师在日本园林中发现了一种自然而意味深长的美，尤其是枯山水园林提供了一种对园林的新的理解，它的简练的形式、特殊的材料以及深邃的意境，看起来正是现代园林所倡导的原则。克里斯托福·唐纳德（Christopher Tunnard）在《现代景观中的园林》一书中提出的现代园林设计的三个方面，其中之一“移情的”便是从日本园林中总结出来的。但是，是野口勇第一个如此完整地将日本文化的精髓表现在西方现代设计中。
野口勇在日本的四国岛和美国的纽约都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长年在日本和美国两地穿梭工作。他是一个跨越国界的艺术家，他自传中曾这样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美国人，我是个艺术世界的人。野口勇处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他的作品，是流露着浓厚的日本精神的现代设计，不仅为西方借鉴日本传统提供了范例，而且，也为日本园林适应时代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受他的风格影响的环境设计作品，今天在日本随处可见。野口勇还影响到一大批后来者，如设计了波特兰市河滨公园的日裔美籍人历史广场的美籍日裔风景园林师穆拉色（Robert Murase 1938-）等等。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