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本调查初稿写于2006年末，有因未改毕发表。其后，年初反而先写成发表另一与王仲相关的文章《从“张鸣事件”看“仲-中事件”》。近日翻阅《美术》杂志，自2007年第6期起，主编已然换名。自第7期起，杂志封面彻底改观，从原来通俗的红、黄、绿主色调，变成淡雅色调；目录编排也“国际接轨”，有英文目录；在内页排版设计上，也有了可观的设计；最让人吃惊的变化是，目录中竟然出现久违《美术》杂志的老作者、前主编
本调查现仍按旧稿修改发表，未按新情况增补。因由：
笔者愿意把宝贵的时间花在“王仲形象”调查上，并非因为王仲的“个人价值”，而是因为他及其任职期间的《美术》合而为体的“标本意义”。无论从考察现实中艺术媒体的状况或溯源历史中艺术媒体的经验，无不让人在解读这一“跨世纪标本”时要留神细品、回味、感慨——某种东西，在历史中曾经势不可挡、似曾相识，在现实中势似式微却仍后继有逮。做这个调查不需要勇气，但需要时间和精力，限于此，调查以2006年为例，以该年度杂志中王仲的形象照、发言、发表文章、语录被引用等这些王仲应用之以树个人形象的实据（部分附笔者“说明”）为关键项。
实据：
第1期
P9：深圳，坐像1个，“主持研讨会”照；坐像1个，集体照；发言1次。
P20：香港，坐像2个，列席照。
P21：站像1个，集体照。
P22：坐像1个，站像1个，列席照；发言1次。
(说明：以上P20——P22为同一个活动报道，王仲像竟有四个。P22之站像估计是“摆拍”照，因为左右各坐着“
P32：南昌，坐像1个，“主持研讨会”照。
P43：北京，坐像1个，“主持研讨会”照；发言1次。
P55：坐像1个，集体照；发言1次。
（说明：P43——P55为同一个活动报道。）
P65：北京，坐像1个，“主持研讨会”照。
P76：合肥，站像1个，列席照。
P77：坐像1个，“主持研讨会”照；站像1个，坐像1个，集体照。
（说明：P76——P77为同一展览报道，王仲像竟出场4次，仅P77一页就出3次。）
P120：济南，坐像1个，列席照。
第2期
P13：南京，坐像1个，“主持研讨会”照。
P23——P25：发表文章1篇。
P36：北京，发言1次。
P40：贵阳，发言1次。
P46：北京，坐像1个，列席照
P47：发言1次。
（说明：P46——P47为同一个活动。）
P136：东莞，站像1个，列席照。
第3期
P18：重庆，坐像1个，列席照。
P25：坐像1个，集体照；发言1次。
（说明：P18——P25为同地同一个活动。）
P48：柬埔寨，站像1个，列席照。
P49：站像1个，集体照。
P50：站像1个，集体照。
P52：坐像2个，列席照。
P53：站像1个，集体照
（说明：P48——P53为同一个活动，王仲像竟有5个。）
第4期
P1：文章被引用1次。
（说明：文章为陕西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曹桂生的《论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艺术方向》，笔者曾为此写过题为《从<美术>杂志学习“八荣八耻”文章议起》的评论文章，见：美术批评家网，美术同盟）
P8：北京，坐像1个，列席照。
P11：俄罗斯，站像1个，个人照；坐像1个，列席照。
P12：北京，坐像1个，列席照；发表文章1篇。
（说明：P8——P12为同一活动。其中，P11站像为王仲“向苏里敬献鲜花”，该像笔者以个人名义向王仲提出强烈抗议！因为该像的说明中写明“代表中国美术家向苏里柯夫的铜像敬献鲜花”，笔者亦为“中国美术家”之一员，王仲代表不了笔者。另，该期之P38——P39发表苏里柯夫《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一画，“王仲-水天中事件”即由此画引发。笔者曾为此写过题为《从“张鸣事件”看“仲-中事件”》的评论文章，见：雅昌艺术网、美术同盟）
P76：文章被引用1次。
P86：哈尔滨，站像1个，集体照。
P99：发表文章1篇。
第5期
P80：北京，坐像1个，列席照；发言1次。
P85：沈阳，站像1个，集体照。
（说明：P85为一私人“骨灰安放仪式”，这样一个庄严肃穆的私人活动，王仲仍不忘借以突出个人形象。）
P98：深圳，站像1个，列席照。
第6期
P9：北京，站像1个，集体照。
P10：印度，站像1个，集体照。
P11：坐像2个，列席照。
P12：站像1个，集体照。
（说明：P9-P12为同一个活动。）
P18：加粗字体点名1次。
（说明：该页借用A梅里尼科夫的发言，突出个人名字。）
P30：天津，坐像1个，列席照。
P31：坐像1个，站像1个，列席照
（说明：P30——P31为同一个活动。）
P37：北京，坐像1个，个人照；发言1次。
P50：地址不详，站像1个，列席照。
P62：北京，站像1个，列席照。
P68：北京，站像1个，个人照。
P69：站像1个，集体照；“即席讲话”1次。
（说明：P68——P69为同一活动。此亦为“骨灰安葬仪式”私人活动，同样被王仲利用突出个人形象。）
P112：北京，站像1个，集体照。
第7期
P9：嘉兴，站像1个，列席照。
P11：巴黎，站像2个，集体照。
P12：站像1个，集体照。
（说明：P11—— P12为同一个活动。）
P46：北京，站像1个，集体照。
P72：北京，坐像1个，列席照。
P73：发表文章1篇；发言1次。
P81：发言1次。
（说明：P72——P81为同一个活动。）
P88：乌鲁木齐，坐像1个，列席照。
P89：坐像1个，列席照。
P90：发言1次。
（说明：P88——P90为同一个活动，该次发言占4页，奇长。）
第8期
P8：乌鲁木齐，站像1个，列席照。
P9：坐像1个，列席照。
（说明：P8——P9为同一个活动。）
P14：北京，坐像1个，列席照。
P18：坐像1个，集体照。
P19：发言1次。
（说明：P14——P19为同一个活动。）
P28：文章、发言被引用5次。
（说明：该处为“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和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笔谈讨论文章，一篇文章8个注释， 5个引用王仲，写文章的人明显投其所好。）
P40：北京，站像1个，集体照。
P41：发表文章1篇。
（说明：P40——P41为同一个活动。）
P58：哈尔滨，坐像1个，列席照。
P60：坐像1个，“主持会议”照；发言1次。
（说明：P58——P60为同一个活动。）
P91：青岛，坐像1个，集体照。
P103：（估计）发表文章1篇
（说明：此文就是《政治指控要有事实根据——答水天中》，署名虽是“《美术》杂志社”，据估计应为王仲文章。）
P105：发表文章1篇。
P127：安徽，坐像1个。
第9期
P16：北京，发言1次。
P17：发表文章1篇。
P24：发言1次。
（说明：P16——P24为同一个活动。）
P61：文章被引用11次。
（说明：此处文章为陕西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曹桂生写的《论真善美与现实主义艺术》，一篇文章引用王仲语11次，此类作者与王仲的“唱和”已成《美术》一大特色。）
第10期
P36：文章被引用2次。
第11期
P8：北京，坐像1个，集体照。
P9：发言1次。
（说明：P8——P9为同一个活动。）
P52：发表文章1篇。
P68：发言1次。
第12期
P15：南京，发言一次。
P29：发表文章1篇。
P62：文章被引用3次。
（说明：该处文章注释仅3个。）
P103：文章被引用1次。
统计：
杂志中的“王仲像”基本处于各照片的“中心”、“突出”位置，有的是半身像，有的是全身像，具体情况请参阅原杂志为准。本年度王仲共到43个地点出席活动（其中出国5次），个人形象出现122次（其中个人照出现67次）。若按杂志的月刊计，每期（每月）到3.5个地点出席活动，每期个人形象出现约10次，个人照每期刊出5.5张。
问题：
一、每个人每次照相，本质上是不断满足、证明个人的每一个私欲——无论是主动或被动、私人行为或是公共行为、艺术照或是生活照；个人形象照片的每次展示，亦同理。但是，关于照相和照片的欲望，如果仅仅限于私人范围，比如完善个人影集，一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展现于公共空间并欲光亮个人形象，则必接受某些公共标准的追问——公职人员利用其权力在其管辖范围展现该欲望，则尤甚。毛主席像就是一个典型的不良示范。“王仲照”在《美术》这一公器上的出现，在位置、数量、内容（比如大量的“旅游照”、“生活照”之类）上是否已经超出其公职权力“合情合理”的范围？是否是一种严重的职务腐败？
二、关于王仲“发言”、“发表文章”，问题类上。
三、关于王仲“语录被引用”（引用基本集中于王仲发表于《美术》2001年第7期《重振人类艺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伟大审美理想》、2002年第2期《追求真理、歌颂美善》、2005年第3期《重新振兴伟大的现实主义》和2006年第2期《努力创造更好更高的现实主义》等4篇文章），问题亦类上。当然，此中有引用人的素质问题，但不在本调查范围，免议。
四、王仲可能希望被标榜为“权威艺术理论家”，但依笔者调查的结果看，他更应誉为“著名艺术活动家”。仅以第1期统计，一个月内王仲就出席了总计7个活动，出现在深圳、香港、南昌、北京、合肥、济南等地点。笔者先暂不关心王仲出席各类活动的“艺术”、“学术”含金量。由于王仲的特定身份，此处最想问的是：见报于《美术》这个刊物的这些活动，是“私务活动”还是“公务活动”？哪些是哪些不是？其出席这些活动的路费、住宿费、吃喝费等到底是谁报销谁赞助或自掏腰包？是私款还是公款？出席的活动以及经费是什么标准？
五、“一、二、三、四”问题的产生其实与作为主编的王仲的职业操守、个人品格有很大关系。那么，作为一家公共、公有媒体，当其职员（包括主编）出现以上问题时，是否有相应的监督制度？或有制度但是否因人情关系而执行不力？杂志编委及主管单位是否有相应责任？即“王仲问题”如果真是问题，他何以自1999年谋职至今7年（如果从其进入编委职位的1991年计则共16年）无恙？笔者认为，监督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第10期，王仲形象仅有文章被引用2次，出现了“王仲照”不出现的“非常态”现象，即使该期P82“俄罗斯五人画展在北京开幕”这种王仲极为喜好的“俄罗斯艺术活动”，也只在文字中点到“王仲参加了开幕式”。依笔者估计，这与“王仲-水天中事件”引发的“评论家抗议”和“读者愤”所造成的“舆论监督”有关。
六、从王仲的个人学术背景及1991年入职时的特殊社会政治背景考察，王仲的职务任命可能受一定的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在国家发展的特定阶段，这种因素考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如果职员的素质及其履职实践可能最终造成意识形态过分干扰学术自由时，如何保证二者平衡？
七、从小见大，由下至上，“王仲问题”其实反映了其更上一级的美术家协会、文联的问题。比如个别美协领导照、讲话在《美术》上的出场次数和宣示力度，与王仲就有得一比。笔者多年来发现，一个本不应存在的问题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中国，要搞好艺术，先要管好艺术官员！近些年人民群众中广泛的“取消美协”、“解散文联”的呼声已表明这一问题的突出——它们到底是行政机构还是艺术创作机构？它们主办的媒体，比如《美术》，是政治宣传刊物还是纯学术刊物？如何删除学术权力化、行政化、衙门化对文化艺术发展增添的国家风险和公民个体风险？
本调查仅着眼于事实和问题，由于能力所限，没有建议和结论；本调查为笔者独立完成，因由考虑、实据统计、问题提出等如有出入，皆由本人负责。本调查公开发表并抄寄中国美术家协会。特此说明。
调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工作者 苏坚
(编辑: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