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佩斯北京关闭北京展览空间的消息一经宣布，便激起了艺术圈的千层浪涛且引发业内人士一系列新思考。2008年，佩斯北京高调入驻北京798，可谓佩斯在全球画廊商业中精确计算的策略，而据各方分析来看，佩斯北京在2019年将部分相关业务退出北京也是其一个战略选择。对于一个已经在中国内地经营十年之久且曾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有一定话语权的外资画廊缘何撤出中国内地？战略调整背后面临的是怎样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环境？佩斯离开北京的事件或许只是个例，但这一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新思考却不得不令人重视。

佩斯北京外景

　　国内藏家跟外资画廊的粘合度减弱

　　中国画廊行业只有三十几年的历史，但从2001年至今的十几年间，中国内地画廊从最开始的几家、几十家发展到现在的几千家，画廊行业有着巨大的产业上升空间，但好的画廊很少，需要更多时间去培养。

　　中国内地的画廊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快速成长，2006、2007年达到高峰，经历了兴起、发展、高峰、萧条以及现在正在经历的调整期。2005年~2009年，包括画廊在内的艺术品市场的交易量巨大，但那个阶段很多作品价格虚高，泡沫化严重。

　　经历了高峰与低谷之后，画廊的整体运营面临着资源、资金、经营规范化等方面的调整问题。对画廊来讲，如何构建良好的市场生态环境是目前行业的首要任务。

　　画廊的经营跟中国整个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画廊属服务性行业，存在明显的优胜劣汰的竞争，画廊的去留是常态。摩帝富艺术集团执行董事和资深合伙人黄文叡认为，外资画廊进军中国的首要目标就是吸收国内的买家，并非代理和推介国内的艺术家到海外，只要观察那些被代理的艺术家在海外的发展状况便知一二。外资画廊大量涌入中国正赶上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最火爆的时期，他们趁势挟着欧美大品牌画廊的余威，一面不惜撒重金建立跟国内收藏家的关系，一面又代理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在海外帮他们办了展览拉高价格后，又回售给中国的买家。然而，随着中国买家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信心不足的持续，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藏家开始把兴趣转向国际名家作品，这都让在中国的外资画廊不得不调整其经营策略。而且，随着资讯越来越透明化，国内买家并不需要通过国内的外资画廊跟国际艺术作品接轨，国内的藏家跟外资画廊的粘合度也就越来越弱，外资机构在经营上当然就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黄文叡看来，外资画廊的运作规律也很清晰。外资画廊想进军亚洲与买家建立关系，除了代理跟亚洲相关的艺术家之外，也会引介一些价格低廉的欧美大名头艺术家的作品。例如，在香港巴塞尔博览会上，外资机构会带来如毕加索、夏卡尔等西方名家的纸上或版画作品，虽非艺术家的代表作，却能成功吸引入门级买家的兴趣。对于部分买家来讲，花几十万美金就可以买到欧美大名头艺术家的作品，令人欣喜。但如果买家比较一下香港的巴塞尔艺博会和紧接在后的瑞士巴塞尔艺博会的展品，就可清楚知道这些欧美画廊的亚洲策略了。

　　佩斯北京的离开对未来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但未必是不好的信号。在艺术品拍卖资深专家刘尚勇看来，佩斯北京离开北京之后会为北京的当代艺术品市场留出很大的空白。随着佩斯北京的离开，北京在未来的文化话语权会相对减弱。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显得非常关键。北京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市场，这对很多机构来说，既是挑战，也是很大的机遇。

　　部分欧美画廊依然在探寻亚洲藏家的喜好

　　画廊发展所面临的阻碍越来越多，除了资金成本外，当代艺术的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部分画廊的发展。中国内地的税收政策、经营模式以及各方诚信度等方面也会对外资机构带来相应的压力。外资机构能否快速适应中国艺术市场的本土环境也未可知。

　　外资机构进驻中国市场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文化认知的问题。中国的文化生态跟国外有很大的区别，中西方机构做生意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外资机构一定要彻底了解中国在艺术市场里边的特殊文化，熟悉中西方文化深层的差距。但要真正理解中国的深层文化，则非常不易。黄文叡提到，香港巴塞尔参展的部分欧美画廊，现在依然在摸索带什么风格的作品来亚洲才能稳稳地抓住亚洲买家的心。

　　佩斯北京关闭北京展览空间的消息一经爆出，各方都在探讨佩斯北京的撤离是否会带动其他外资画廊的撤离浪潮，对此众多业内人士均表示短时间内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北京画廊协会会长夏季风认为，佩斯北京的离开只是佩斯正常的经营策略而已。黄文叡也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在他看来，佩斯的离开，其他外资机构不会盲目“跟风”。每一个外资画廊都有他们自己的经营策略，如果在经营上亏损连连，而且看不到未来获利的希望，那他们一定会进行战略调整，但如何调整是各家机构的自主选择。

　　今年3月在上海开设了新空间的里森画廊的策展总监Greg Hilt对未来则表现出很乐观的态度，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和中国人做生意还有其他方式。虽然关税的情况令人不安，但其实1％的基本进口税加上13％的销售税是能克服的。最终，我们相信中西艺术界和市场的距离将越来越近，而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在支持这一点。”

　　当代艺术市场泡沫明显外资机构“急于求成”的“捞金梦”难以实现

　　中国当代艺术是一块很大的蛋糕，外资画廊恰恰看中了这一点，想在中国的市场上分得一杯羹。但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整体的回调，市场环境、资金流向和买家的思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市场环境已经难以实现各个机构急于求成的捞金梦。

　　对于外资机构进驻中国是否出于“急于求成”的“捞金”目的，部分业内人士并不否认。很多画廊其实就是商业机构，如果大环境违背这些机构盈利的初衷，他们为什么要硬撑呢？对此，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当年尤伦斯夫妇抛售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当时就有很强烈的质疑之声：如果尤伦斯热衷于中国的当代艺术，为何会把之前收藏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全部抛售？在当代艺术还在发生之时，对于那些最早介入中国当代艺术品收藏的西方藏家，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当代艺术品价值达到最高点之际，大量抛售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现象是让很多人费解的问题，他们无疑成了最终的利益获得者。如果这些收藏家正如他们而言，在中国当代市场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抛售藏品的心态我们该如何揣摩？包括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最大藏家”的乌利·希克（虽然有作品捐赠）。

　　然而，从市场的反应来看，截至目前，西方藏家尚未出现大规模出售其藏品的事例。洛克菲勒家族出售的也只是几代之前的收藏。

　　刘尚勇则表示，外资机构进驻中国本身就是看中了中国的文化市场，没有人愿意放弃中国这个重要的巨大市场，他们想参与市场竞争，有“捞金”目的无可厚非。佩斯留下的这个空白，相信肯定会有机构愿意来填补。

　　是否有其他的外资机构正在瞄准中国的市场？黄文叡认为，外资机构现在对中国的市场一定是持观望态度。他解释道，现在正处于中美贸易战阶段，加之艺术品进出中国的关税问题还没有解决，即使中国有自贸区、免税港等吸引外资机构的点，但很多事情要落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黄文叡指出，如果进驻中国的外资机构代理的大部分是中国艺术家，目标客户依然是中国藏家的话，这种经营模式意义并不大。从现阶段而言，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热潮的退却，国内的外资机构势必会调整策略，因为国外才是他们的主流市场。

　　有媒体曾表示，压倒佩斯北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中美双方对彼此艺术家（作品）征收的关税”。对此，刘尚勇认为，中美贸易战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只是暂时的，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他认为经济市场和艺术市场是两个市场，而且这两个市场的关联度并没有那么大。

　　画廊面临新的商业模式的构建

　　随着之前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博会的数量在增加，较高的现场人气为参展画廊的销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悉，很多画廊的重磅作品都会在艺博会上进行销售。艺博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家甚至上百家画廊带来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这种集中性和便捷性，为很多买家节省了更多时间和精力，超高人气的聚集使艺博会的“大卖场效应”显得十分明显。

　　便捷的互联网、艺博会等平台的兴起，加之房租成本的不断高涨，使更多人开始考虑实体画廊存在的意义何在？为何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去维护画廊特设的超大空间的展厅？只通过艺博会和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将实体画廊精减为简单的接待和库房以节约成本，是否可行？

佩斯画廊全球分布版图

　　佩斯北京总监程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佩斯并没有离开北京，只是觉得原有的巨大展厅的必要性已经没有那么突出了，画廊更多地将转向服务以及输出内容角色。她认为画廊的核心是艺术家，而不是展厅。

　　业内人士表示，画廊跟艺术家并非只有商业合作，想要走得更长久，学术的建立是关键。虽然大部分画廊的主要盈利方式是对艺术家的代理、签约，以及对其作品的销售，但画廊必须要有长远的规划，而不是临时的一些商业行为的拼凑。除了成熟艺术家之外，画廊需要为市场提供后备军。画廊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挖掘、培养和推广艺术家的职责。如果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对整个行业的生态环境都会有影响。展览和推广是这一运营环节的关键，是其为代理艺术家奠定学术基础的必经之路。艺术家作品要有系统的梳理和呈现，此时展厅就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空间作用，实体画廊的展览空间承接的正是这些任务。如果只是把参加艺博会销售作品作为画廊的主要目的，就消减了画廊承担的培育艺术家的职责，将画廊变为了纯粹的商业机构。但低成本的、效益更高的新的商业模式的构建确实是画廊需要重视的关键问题。

　　艺术品市场重心发生变化市场泡沫正在被挤出

　　佩斯北京的搬离恰恰反映了当代艺术市场的痛点。中国艺术品市场泡沫化一直比较严重，佩斯北京在中国的十年正处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泡沫时代。目前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正在进行整体回调，正在经历挤泡沫的过程，各个机构都普遍受到市场调整和去泡沫的影响。随着当代艺术品市场整体问题的暴露，以代理当代艺术家为主的画廊势必受到一定的冲击。

　　刘尚勇认为，当代艺术品市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它的内容跟整个主流社会不太贴合，另一个则是当代艺术被屡次披露出的抄袭问题。频繁的抄袭事件的曝光，使当代艺术整个价值体系几乎处于崩溃边缘。

　　市场的调整实际也是市场自我淘洗的过程。当代艺术市场的理性回归，有利于艺术家的创作，也有利于更多因为虚高价格对当代艺术敬而远之的真正的藏家进入市场。

　　佩斯北京退出中国内地不仅仅是画廊行业的单一问题，也涉及中国内地整个艺术品市场。近几年的中国内地艺术品市场整体慢慢下滑，并且出现了一二级市场的交易重心向以香港为中心的南方偏移的趋势。拍卖市场研究学者季涛在谈到中国内地艺术品市场时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香港由之前的贸易和金融型城市开始向“大中华区文化中心”的城市定位进行转型。意识形态、金融形态的开放，加之没有进出口税的限制，使香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地缘优势，这对艺术品市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背景支撑。而中国内地在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下则面临更大的税费问题，包括意识形态的把控，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刘尚勇表示，当重要的艺术机构都离北京而去时，北京面临的最大问题则会凸显出来：北京在未来的艺术品市场中的话语权会被削弱，如果重要的机构都离开北京了，那我们该怎么办？这是很糟糕的结果，也是非常需要警惕的问题。在众多著名机构都离开北京的时候，如何重建北京的文化话语权则急不可待。

　　中国艺术品市场从一片繁荣到寒冬期、调整期的转变，属于市场的自我修复，这正是中国艺术品市场泡沫被挤掉的过程。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一定要把泡沫挤掉，但在整体的调整过程中，不能把市场挤碎。一旦市场被挤碎，再进行艺术品市场的重建，则会有更大的困难。

　　市场去泡沫化的过程需要正确的市场价值的构建，在进行减法的同时一定要相应地添加新东西，这样才会有整体的平衡。然而，现在市场对于建立新的文化价值的努力做得还远远不够。 图源：中国美术报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