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零年，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横空问世，精神分析开始受到主流学术界的关注。第二年，法国画家朱利安·埃尔韦首次使用“表现主义”一词来描述自己的作品。存在主义的哲学理念、人类精神病理学的先锋理论以及这些艺术流派，在二十世纪伊始发生了彼此并不相知的惊人相遇。在世纪之交，究竟是什么缘由，使得医生们的临床工作，会和艺术家们的创作行为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呢？这些变化又给我们当今的世界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不久前，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重整|德国艺术立场”大展，对9位20世纪最为重要的德国艺术家们进行回顾。展览期间，南京邮电大学专职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成颢围绕精神分析与艺术史进行了专题讲座，并就精神分析和表现主义艺术撰写了此文。
“二战”期间，四位遛狗的法国少年在多尔多涅的山坡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拉斯科洞窟壁画。这些远古时期的艺术作品沉默地展现着一万五千多年前的人类文明。而当时，整个世界正深陷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战争，人类的文明也危在旦夕。
拉斯科洞窟壁画
这真是一种极大的讽刺。任何人仰视这些岩石上的画作，都会被其恢弘的气势所征服。狂奔的野牛充满了令人着迷的野性力量，而昂首奔驰的骏马，不禁令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画家绘制的马匹。也许中国画和人类远古时期的绘画风格有着更为紧密的连续性。这些作品之中的动物非常之大，有些甚至长达五米，流露出远古人类对自然的强烈崇拜。
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
拉斯科洞窟和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壁画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得到完整的保存，而其后一万年间的人类绘画作品几乎都没能有幸得以留存。古希腊时期的人类开始在陶器表面绘画，一些作品才得以流传。而古罗马时期的绘画作品只能从庞贝古城的遗址略窥一二。如果没有那场毁灭性的火山爆发，那些精美的壁画可能也早已消失殆尽。不过，中世纪以前的人类画作虽然精美，但其内容却较为单调，基本都在描绘古代神话故事和人类日常生活，并不反映当时人们或者画家本人的精神生活，因此可以将其归类为自然主义风格的作品。
不过，如果有人在精神方面遭遇了困难，当时的人类又会怎么看待他们呢？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认为，如果人们的精神出现问题，一定是他们的生理出现了问题。比如，如果有人罹患抑郁，一定是身体里面的黑胆汁分泌太多；如果一个女人出现原因不明的昏倒、大喊大叫或者有疯狂的举动，他将之称为癔症，并觉得这是因为她的子宫发生了移动。这些理论，如今看来非常荒唐，但那个时代的人类对精神世界的看法，其实也是非常自然主义的。他们觉得，人类如果过着不幸的生活，都是因为他们的生理状态不再符合自然规律。由此看来，艺术创造的风格与人们对精神问题的看法，的确存在着某些密切的联系。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欧洲进入中世纪，宗教对绘画作品的影响开始占据主要的地位。这个时期的绘画作品充满了对上帝、耶稣和使徒们的崇拜。早期的基督教绘画作品显得较为稚嫩，但随着绘画技术的成熟，尤其是拜占庭艺术、卡洛林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哥特风格的作品，都表现出极为绚丽的色泽。中世纪的绘画作品，不再描绘神话和日常生活，而是极尽全力地打造宗教的黄金外衣，自然也难以看到画家的个人情感。那么，中世纪的人们怎么看待精神问题呢？
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倾向于认为精神病患者和魔鬼签订了出卖灵魂的契约，因此，人类的不幸乃是源自于魔鬼，源自没有听从上帝的指引。因此，这些患者可能会遭到焚烧或者其他形式的残害，人们还会打造永远不会靠岸的疯人船，将精神疾病患者抛弃在茫茫大海，好像他们已经不再属于人类群体，而是成为了魔鬼的奴仆。
然而，到了十四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人类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神灵不再是一切的中心，世俗人生所带来的纯粹乐趣开始超越宗教价值评判所带来的道德焦虑，人文主义开始在艺术创造之中占据主要的位置：文艺复兴的时代到来了。
达芬奇《蒙娜丽莎》1503-1519
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人的惊世巨作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大幕。这个时期的作品虽然仍旧会从圣经故事取材，但这些画作之中的人物形象开始具有人类的情感，他们的姿态和神情也已回归人性。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甚至没有采用任何宗教人物形象，而是选取凡人的妻子作为画作的主角，描绘了她安详的姿态和神秘的微笑。神性的光辉逐渐散去，人性的色彩开始变得浓厚。可以这样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类离开了神灵，重新发现了自己。
这个时期，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开始觉得不幸和痛苦是来自命运的打击，是因为染上了可怕的绝症，这个观念和古希腊时期的思想有些接近。原先用于隔离麻风病人的场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精神疾病患者终于在大地上有了居所。然而，人们仍然会把他们看作异类，欧洲的很多精神病院还会在这些建筑物周围设置包厢和座位，供贵族前来围观患者悲惨的生活。也许，远观这些患者的生活，会让人们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幸运，从而得以从人类共同的苦难里面逃离出来。因此，这种关怀带有某种形式主义的性质，这也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专注于技艺的发展也有点类似。
雅克·路易·大卫《马拉之死》1793
米勒《拾穗者》1857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自身的情感，依托宗教来表现人性的方法已远不足以表达这种强烈的需求，欧洲开始出现新的文化运动：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纷纷登场。这些艺术流派的出现和欧洲不断发生的大革命交相辉映。人们想要摆脱贵族的控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对平等和自由的渴望越来越强烈。《马拉之死》和《自由引导人民》等作品直接反映出画家们对革命事业的鲜明态度，而米勒的《拾穗者》则代表画家的目光变得更加遥远和宽阔，同时也更加贴近人性。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时期的人们觉得，人类的不幸和痛苦是阶层和权力所导致的，是不平等和不宽容的社会所造成的。
梵高《埃顿花园的记忆》1888
而到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绘画技巧和题材选取方面，印象主义的画家们又带来了崭新的剧烈变化。画家们的目光从政治和阶级转移到更为私人的直觉和情感，精巧细致的笔触也被狂野的色块和奇妙的光影所取代。如果我们仔细欣赏《埃顿花园的记忆》，就会发现梵高其实将自己完全私人的情感生活搬上了画布。画家不再是世界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而是成为绘画作品的直接参与者。这些绘画作品饱含着炽烈的情感，正如同莫奈的《日出·印象》一般，仿佛要从画布上面喷薄而出。
莫奈《日出·印象》1872
这个时期的精神病学家对精神问题的看法也在发生着变化。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根·布洛伊勒管理着欧洲享有盛誉的伯格尔茨利精神病院，正是他用“精神分裂症”这个术语描述了人类最为严重的精神疾病。布洛伊勒的妹妹便患有这种疾病。我们可以想象，作为欧洲最权威的精神分裂症专家，自己的亲生妹妹却患有精神分裂症，他的内心是多么煎熬？他比谁都清楚，精神病患者是完完全全的人类。布洛伊勒的一生都致力于让精神病患者重返人类社会，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现实疗法治疗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生。他让患者参与助人活动，和医生们一起工作和学习等等。在他的努力之下，精神病人不再是被关在隔离区域供人赏玩的疯子，而是重新回归了人类群体。而在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遭到学术圈冷遇的时期，也正是布洛伊勒有力地支持了弗洛伊德的工作。
不过，布洛伊勒虽然有着拯救精神疾病患者的热望，但是他并不理解这些患者内在到底经历着什么样的痛苦。十九世纪晚期，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尾声，癔症在欧洲大规模爆发，众多精神病学家都试图理解这些患者的痛苦究竟源自何处。法国巴黎的著名医生沙可接到一个名叫格蕾琴的年轻患者，她的一切症状都和癔症高度吻合。野心勃勃的沙可用最早的黑白相机记录下了这位患者癔症发作时候的样子，同时也试图构建自己关于癔症的遗传病学理论。而格蕾琴幼年遭受养育者虐待、少年时遭受性骚扰以及青春期遭到成年人强奸的创痛却被冷冷地放置一旁。受到法国科学院赞赏的沙可，完全没有意识到：格蕾琴扭曲的表情和身体姿势所反映的，正是她内在极度的痛楚。
年轻的弗洛伊德却理解了这一切。他知道，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渴望，因为太过于痛苦和羞耻，都被人类压抑入深深的无意识领域，而患者表现出来的纷繁症状，其实正是在用“症状”这种晦涩的语言表达着内心巨大的痛苦。这些痛苦在患者内心苦苦地等待着，等待着被人触碰、容纳、理解，并最终抚平。
就在弗洛伊德开始建立精神分析理论的时期，和他同处维也纳的画家古斯塔夫·克林姆特在弗洛伊德的母校——维也纳大学绘制了三幅巨大的天花板画：《哲学》、《医学》和《法学》。这些表现主义的代表作充满了痛苦和死亡的气息，也由此遭到主流文化的攻击和诋毁，正如同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当时遭到冷遇和误解一般。
古斯塔夫·克林姆特《哲学》1899
古斯塔夫·克林姆特《医学》1897
古斯塔夫·克林姆特《法学》1903
我想，也许弗洛伊德当时也看到了这些作品，不过他所持有的态度便不为人知了。这些绘画作品不像印象派那样着力表现光影、风景或者日常生活，也不像梵高那样，将绘画作品和自己的人生胶着纠缠在一起。它们表达的是人类共同的痛苦。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在美术馆观赏着文艺复兴时期美轮美奂的经典艺术作品，却突然在拐弯处看到了蒙克的《呐喊》，你感到自己全身的神经都被这张画所鼓动，你的眼睛无法从这张画上面移开，但注视着它，又让你感到深深的不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涌现出来的表现主义绘画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痛苦，正如同癔症患者用他们的表情和动作所展现的痛苦一样，它们都是尚未被理解和意识到的剧痛。精神分析学家穿越无意识的重重迷雾，方得以接触到这些痛苦；而表现主义艺术家们却可以通过艺术手段，直接描绘这些挣扎。不过，精神分析学家不但能够看到并描绘这些痛苦，还为这些痛苦提供了解决之道：通过艰难的适应与升华，我们也许可以成为更成熟的人类，而艺术本身便是人类升华痛苦的重要形式。
一九零零年，充满争议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撒手人寰。在那部如诗歌般瑰丽的哲学巨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写道，“人类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终点；人类之所以可爱，正在于他是一个跨越的过程与完成。”在尼采看来，人类乃是一种过渡。我们也许可以把人类称之为：过渡性人类，或者，指向成熟的人类。正是在这一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横空问世，精神分析开始受到主流学术界的关注。第二年，法国画家朱利安·埃尔韦首次使用“表现主义”一词来描述自己的作品。存在主义先驱里程碑式的哲学理念、人类精神病理学的先锋理论以及直击人类灵魂的艺术流派，竟然在二十世纪伊始发生了这样彼此并不相知的惊人相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和表现主义的诞生，意味着人类开始迈向更为成熟的发展阶段。
约尔格·伊门多夫《C.D.后人。路边的教堂》（C.D.Nachfolger. Chapel on the Road Side），1984，布面丙烯
乔治·巴塞利兹《两棵黑树》（Two Black Trees），1986，布面油画
然而，人类自身不成熟的部分，又打乱了这个珍贵的发展过程：世界大战爆发了。一战和二战分别导致一千多万和七千多万人丧生。二战期间，六百余万犹太人遭到屠杀；在中国，一千万多人因战争丧生。我们也许可以由此来责怪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的士兵，还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都是人类本身。在史无前例的残酷战争之中，人类被自己吓坏了。其实，在长达数万年的时间里面，人类就常常被自己的力量所折服，又常常被自己的残忍所惊吓。而在人类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成熟和文明的时候，又遭到了自己施加的致命打击。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精神分析的兴趣开始从神话和梦的领域撤退，转而关注婴儿的心理发展，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同样来自维也纳的梅兰妮·克莱因以及英国的儿科医生唐纳德·温尼科特等人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许是因为战争期间太多的婴儿受到了可怕的伤害，精神分析学家无法忽视这种伤害；也许是因为在战争的阴云下面，士兵和民众其实都是无助的婴儿；也许是因为我们开始想知道：人类究竟如何从一个柔弱的婴儿成为了善恶难分的人类。唐纳德·温尼科特在当代精神分析界享有盛誉。他透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和实践，逐渐发展出过渡性客体和过渡性空间的概念。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母亲总是需要离开婴儿。温尼科特发现，面对不得不离开的母亲，婴儿会利用自己的身体或者身边与母亲有关的物品，创造出一个既非自己也非母亲、既是自己又是母亲的过渡性客体，并由此建立了一个过渡性的空间，婴儿便可以在其中发展出最初的幻想，接触到最初的现实，并逐渐适应这个世界。在婴儿发展的过程之中，正是母亲长期的陪伴和稳定的抱持，为婴儿提供了一个促进性的环境，让婴儿得以在这个过渡性的空间里逐渐长大成熟。如果这个促进性的环境被扰动或者遭到破坏，婴儿的心理发展就会发生紊乱。当我们把人类整体看作是一个还未长大成熟的婴儿，那么，温尼科特的观点便和尼采不谋而合了：人类其实也一直渴望着一个稳定的促进性环境，在一个过渡性的空间里面慢慢长大成熟，从而完成对自己的超越。精神分析和表现主义正是人类开始成熟长大的象征，是人类向着成熟的一次冲锋，但这一次的冲锋却被战争席卷而去，几乎成为了泡影。
毕加索《格尔尼卡》1937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一战和二战之间，欧洲逐渐发展出超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达利和毕加索等人的艺术作品表现出人类支离破碎的精神世界：人类身体的柔和曲线被生硬的直线所取代，或者，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惊人的扭曲。这些作品像极受尽创伤的人类发展出的解离症状：他们仿佛永远生活在过去的创痛里面，无法开始新的生活。如果说毕加索等人的作品更像是原先完整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创痛所瓦解，但仍然试图在破碎之中寻求过去的秩序，那么，马格里特等人的作品则更进一步：人类似乎已经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内心只有漫无止境的空洞。也就是说，残酷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创痛，似乎使人类一度丧失了自己的促进性环境和过渡性空间，人类的精神世界开始变得紊乱和破碎；而战后成长起来的人类，对人类自身的身份产生了巨大的迷惑，就像马格里特画作里面那些带着面具或者只剩下残影的人类个体一样。如果说表现主义呈现的是痛苦，但超现实主义呈现的便是破碎。
雷内·玛格丽特《恋人/The Lovers》1928
艺术作品虽然是个体的创作，但却体现着人性的共同内涵。远古时期的作品关注外部现实，中世纪的作品关注宗教和神灵，文艺复兴的作品关注技巧，而近代的艺术家越来越关注人类本身，也由此与精神分析这门洞察人类本性的学科发生了美妙的邂逅。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许可以看作是人类对自身遭遇的长久哀悼。值得关注的是，表现主义在八十年代的德国开始复兴；精神分析在漫长的衰落之后，也开始在南美洲和亚洲（尤其是中国）获得新生。也许，战争之后的人类正从创伤之中逐渐恢复，也愈发意识到：人类需要成为自己的促进性环境，成为自己的过渡性空间，并以此促进人类的成熟。
弗洛伊德 《与两个孩子的自画像》1965 The Lucian Freud Archive / Bridgeman Images.
弗洛伊德 《自画像》1985 The Lucian Freud Archive / Bridgeman Images.
在这个阴晴不定的时代，我们终于有幸看到表现主义和精神分析这两股古老而又年轻的力量在人类世界重逢。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有一位杰出的表现主义画家，他便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孙子卢西安·弗洛伊德。也就是说，表现主义和精神分析在卢西安身上也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重逢。而这一次的重逢，也许我们可以期待它们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冲锋。不过，如果我们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架来看待人类整体，如果人类仍然执意依照民族、文化或者其他衡量标准画地为牢，人类向成熟发起的这场冲锋，恐怕也会难以为继，终成梦幻般的泡影。而人类痛苦的等待，已经太过于漫长，也许需要每一个有此意识的人类个体，贡献他们微薄但不可或缺的力量。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