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每年举办的艺术节、戏剧节、音乐节等节展越来越多，但真正具备爱丁堡国际艺术节、阿维尼翁国际艺术节甚至香港艺术节这种规模和影响力的节展，却并不多见。更遑论在时间的维度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已“年届七旬”，自二战之后，从未间断过，其水准也一直在业界领先，而中国现在连续举办时间最长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今年也才办到第19届。

　　究其根源，覆盖全英、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的选戏视野与能力当然是重要因素，但其组织结构和产权的稳定性也是决定性的基础，没听说英国工党上台或是保守党上台艺术节有受到任何影响，即便是2013年苏格兰公投也没对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举办产生影响，反倒是那一年Fringe的剧目中多了些探讨公投得失的政论性主题。

　　政府拨款、企业资助、个人捐赠、票房收入等多渠道的资金“供血机制”，独立于政党、政府和任何商业企业（商业企业等各利益方）的非营利机构运营主体，依法注册的长期“生存许可”，让国外有了这样一些“长寿”的艺术节。某种程度上，这些艺术节的产权被交由独立运作的非营利机构，背后的资金提供者达到了相对均衡、代表了各方利益，既没有人可以完全操控艺术节选戏决策或者利益处置，也避免了因某一方资金来源出现状况时导致整个艺术节的运行面临崩塌。

　　联想到今年10月由于竞标失败，驱动传媒负责人钱程所带领的运营团队结束自2012年开始的天津大剧院运营工作，被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搬出天津大剧院。这则消息打破了国内演艺界和戏剧迷的平静，众人在惊愕与叹息的同时，更担心其与中国戏剧界旗帜林兆华先生共同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将何去何从。以前曾以首都剧场为“根据地”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因为资金困难一度难以为继，自2016年开始彻底转战天津大剧院，并与“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合二为一。当初彻底离开北京，是因为北京的场租太贵，而天津大剧院是主办方自己经营的场地，没有租金负担，同时还能享受天津市政府对高端演出票价给予的补贴，这种运作模式，一时令不少北京等外地观众在戏剧节期间专程赶往天津追戏。

　　无独有偶，一直以民间形态挣扎求存的北京蓬蒿剧场主办的南锣鼓巷戏剧节近年来几乎每年都会听到其募捐及众筹资金的消息。9年间，蓬蒿剧场的房租涨了三倍，办到第8届的南锣鼓巷戏剧节每年100多万的开支虽然总数不大，却一直困扰着这个微型剧场的运营者。运营人王翔几乎把筹集资金当成了一项测试社会的实验，从尝试公益基金会的路线，到转而向企业家求援，他发现自己讲完之后“台下的大老板感动得直抽泣，结果300个企业家只筹到了30万资金”。

　　这两个戏剧节背后的产权或组织结构，都相对单一，比较依赖于个体或是单个企业运营团队，一旦个体或企业的运营状况发生问题，艺术节存在的基础也就随之动摇。同样的一体两面是，许多完全依赖于财政拨款的艺术节、戏剧节，资金比民间节展稳定，但多是官气十足、远离观众，它们即使可以长期存在，在艺术性上产生真正的国际影响力还需要努力。

　　所以，如果想要创造一个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节，需要我们现在就开始思考它的“顶层设计”，最理想的“股东”配置或许是既有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扶持，也有来自社会的商业赞助，并具备自身的票房“造血功能”。如果三者齐备，堪称稳定结构，三方当中任何一方出了问题，都还可以挪移着去寻找下一个替代者，而不是立刻断炊。

　　在艺术节实操运作层面，艺术节的策展工作未来会越来越转移至专业的策展人或策展团队，类似于职业经理人性质，以他们的专业性经验和国际视野来支撑艺术节的品位和品质，而不是个人拍脑袋或是在演出市场上“抄水表”——即艺术节同期市场上有哪些作品本来就要演出，看看还不错，就给点儿钱，贴个牌，划拉进艺术节的筐里。

　　艺术节的组织结构层面，如果能按照国外通常的形态注册为非营利性组织，是最好的。如果国内法律框架内尚不能实现，能够注册成公司，但享受一些税收上的优惠和减免，也是当地政府可以给予的一种实际支持。

　　最重要的是，做这件事的人，得有一种信心和决心，一个艺术节的生与死，不能存于一人，它必须有独立的生命与品格，犹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以今日中国表演艺术市场上的热钱扎堆之程度，我们不难买下全世界各种高级别的演出，但在无数昙花一现的过往经验中，现在最值得我们追求的，就是时间维度上的存在感和持续前行的脚印了，否则，我们的艺术节，永远与别人差着半个世纪。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