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想怎么样？你怎么看自己？
蔡国强挺好玩的，是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经常想放一条大鞭炮让别人吓一跳，其实没有吓到别人把自己吓了。 这次，这个“小男孩”把一个尖锐直白的问题当作鞭炮，直接扔给了15位艺术家、17位国内外著名专家、3位著名学者，最后在一个展览、一本画册、一部纪录片中试验这挂鞭炮和这些人发生的化学反应。
“你的（艺术）独到之处是什么？” 这是蔡国强过去两年以来几乎见人就问的问题。换一种问法就是你的艺术怎么样。“艺术怎么样”是蔡国强过去两年来筹办的一个展览的名字，2016年3月14日该展览在卡塔尔多哈阿尔里瓦克 (Al Riwaq) 展览馆开幕，展示15位/组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围绕着这个展览，蔡国强主编了同名画册《艺术怎么样？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做了一部同名的纪录片。4月2日，蔡国强带着他的新书与纪录片在北京前沿艺术展演中心与学者汪晖、艺术家刘韡进行了交流。
艺术怎么样？
看他们在方法论上的追求
过去几年，身在海外的蔡国强会和很多美术馆的策展人、馆长接触，虽然常住海外做个展，但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人们难免跟他谈到中国当代艺术的情况，谈着谈着总是突然会有人问出，“谈谈艺术怎么样吧？”
“一开始我会一愣，很快我也理解，他们指的是能不能在专业上直接谈谈艺术本身？”蔡国强介绍。
巧的是刚好多哈那边想让蔡国强做个展览。“因为我2011年在多哈做了一个个展叫《海市蜃楼》，还在戈壁滩上做了一个‘大爆炸’。他们和我分手的时候说能不能请我回来做展览。我想刚做了一个展览怎么做，对方说请你策划一个中国展，这个事情真的成了。”蔡国强说，从2013年开始，他从工作室组建一个团队，开始构思展览。
蔡国强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世界当代艺术展都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但却很少归宿到艺术家个人的劳动、个人的创造和思考上。
“所以我就想这个展览既是提给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也提给西方注意到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命题，也是给阿拉伯、乃至全世界的问题。”蔡国强从200多位中国艺术家中选出15位进行深入访谈交流，他对每个艺术家的问题也直接、坦率，抛开艺术的种种标签——政治标签、中国标签、天价市场标签，直接问：“究竟你的艺术怎么样？”
事实上，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更多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议题、国家历史和大文化叙述下，以及在艺术市场上的天价新闻，但一些基本核心的问题却甚少被讨论。“中国当代艺术水平究竟如何？艺术家贡献多大？抛开中国的特殊背景，那些天价中国当代艺术品有何价值？有没有创造性？”这正是蔡国强和他选出的15位/组中国大陆出生的在世艺术家通过展现他们对艺术态度、创作观念、方法论、表现手法的创造力之探索所回答的问题。
“我主要看他们各自在方法论上的追求，还有他们长期很在意的个人语言。有的东西我也不是很懂，但我能感受到艺术家的能量。我更看重艺术家探索的方向，他们对语言的坚持值得敬畏。”这是蔡国强从200多名艺术家挑出15名的标准。
在同名画册中，策展人蔡国强从艺术、艺术家、作品和展览等层面，谈到当代艺术家包括他本人面临的挑战。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家，面对市场的诱惑与社会的限制，成功似乎轻而易举，失败却情有可原，要成为对艺术史有所贡献的一代人，仍道路漫长。
在画册中，还包括蔡国强与15 位参展艺术家对谈。不同背景、身处不同阶段艺术家的问题各自不同，但也面临相同课题：创造力怎么样？在艺术界热闹时尚的场面里，人们对此“严酷”问题避而不谈；“活”怎么样？艺术家心里应该清楚。同时，画册中还有蔡国强与17位国内外著名专家的对谈——在蔡国强针针见血的提问面前，这些策展人、艺评家也以罕见的直率，指出中国当代艺术繁荣表象后潜藏的困难和问题。
此外，3位著名学者撰文——匹兹堡大学特里·史密斯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谢伯柯教授，以及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各自以不同角度切入，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创造力问题。
过去三年，《艺术怎么样？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纪录片导演兼制片人夏姗姗的摄影机跟着蔡国强走访了全中国，从200多个筛选到15个艺术家的挑选，去美国、日本跟许多学者的交流、对谈，每次都要面对展览的终极问题。“我有一种风水轮流转，终于转到我这里的感觉。我很希望这部电影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纬度，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 夏姗姗回答道，“我们没有对任何艺术家进行过多的表扬，这也是在整个过程中这部影片最大的意义——直面中国或者是世界面临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很勇敢。”
“看完电影，有一点挫折感，我们也这么差吗？我们中国当代艺术是不是被说得太差了一点，其实有一点点不安。但是最后还是有一点能量感到我们到底是一个大国，大气。虽然我们也做过一些很精彩的作品，但我们不说那些精彩的，我们说这些不够的，我们面对这些问题讨论它，这就是一种力量和希望。最后你也让我感觉到了它的希望和民族的气质，这种大气和正气。”蔡国强说，“艺术怎么样？中国的创造力怎么样？这不只是中国艺术界的问题。”
“朝觐、焦虑、背叛、斗争”
蔡国强不仅仅和艺术圈的同行聊艺术怎么样，他还找来了学者汪晖。“这个片子像一个旅程，这个旅程有点像去朝觐的旅程，正好是海湾到中东这个地方。好像弄了很长时间的艺术之后，重新去问什么是艺术？我是觉得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告诉你有这个追问的旅程在，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汪晖看完纪录片这样谈他的观感。
“第二个印象，也是在这部影片里面，借用老蔡的一句话，他用的词就是‘背叛’。宗教里面的信仰，如果你一开头很顺利地就相信一件事情，就被认为是别人引导的迷信。艺术要作为信仰的话，像宗教一样，也要先背叛自己才能够获得信仰。这个背叛本身是一个自我挣扎的过程。”
“第三个词是参展的艺术家汪建伟说的词，‘艺术是一个斗争的过程’，斗争到底跟谁斗？不知道，斗什么也不知道。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确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自我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是重新获得对艺术的信念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探索是非常具体的，因为要去走各种各样的形式，在那个形式当中来寻找独特性。内容只是作为形式而存在，或者是用巴赫金的话说就是作为形式的内容它才能存在，这是他所说的艺术。不过我的看法，艺术到底怎么样？最终来说是一个信念的问题。”
事实上，今天为什么忽然提出“艺术怎么样”这个问题，汪晖也有自己的看法。“当代艺术，是在1980年代不断背叛和挣脱的过程中，获得了今天的所谓成功。这个成功的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它彻底地物化和商品化。因为它的成功，所有衡量这些东西的标志，无论是进入双年展、进入博物馆、进入苏富比拍卖行，还是以各种数字的形式标示出它的价值和地位的时候，那个关于艺术的信念不存在了，才会有重新背叛的问题。否则这个‘背叛’是不存在的。也在这个意义上今天重新讨论艺术怎么样和过去讨论纯艺术是不太一样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好的艺术？”艺术家刘韡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汪晖。“在今天真不可以用单一的尺度来衡量什么是好的艺术，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激发出‘到底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汪晖回应，“什么是好的艺术？就是艺术家对自己的经验，找到了独特的方式，在艺术的秩序当中添加了一点点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添加是改变整个秩序的，改变我们对艺术传统理解的。这些部分往往是最震动的部分，也是艺术秩序内部发生重大政治变动的过程。”
“开始我不打算光做美术家，还想做电影、音乐、舞蹈、时尚设计等等。”蔡国强说他这样问林肯电影节的主席，“哪一部中国电影你认为最有创意？在电影语言上。”对方说：“我感觉到《乌鸦和麻雀》这部电影好。”
服装设计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尽管大都会博物馆策划的中国服装展，打破了大都会历史观展纪录，可找真正的中国服装设计师太难。“我和很多设计师是好朋友，我感到面对中国艺术家、设计师的时候，世界都突然降低了标准。这跟我们这个大国很不相称，这是个新旧交替、激烈变化的时代，正是产生大思想、大艺术家，产生对视觉、对技术、对各种各样的方面非常突破的或者是出格的一批人来的时代。怎么会这样？”
“这个创造力不仅是在美术，是面对着文化，也面对着整个国家、包括经济和政治，都要有创造力，都要提出一个新的理念。我的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国家，它的创造力在哪里？”
“我们过去说用两个词来描述当代中国，就是乱七八糟，但生机勃勃。乱七八糟，可是时间久了以后，好像只有勃勃，生机有点缺。到处都是蓬勃的样子，生机在哪儿确实是一个核心的追问。”汪晖如此总结当代中国。
“无论是艺术家的感知力，还是一个学者或理论家的思考力，在今天我们都要重新认识我们生成的世界。”汪晖指出，“艺术家或者思想家，怎么去重新回到那个‘野’的力量，我觉得‘Original’跟‘野’是有很深的关联的，这是它突然达到的自由，而且这个自由一定是通过反叛才能获得的。这个‘反叛’的艺术有两面：第一个是抵抗。第二个就像我刚才开头说的，像一个教徒对最终信仰的投入。所谓反叛就是我对这个位置绝对的拒绝，要跳到另外一个位置。在欧洲的宗教里面常常用到皈依这个概念，皈依的另外一个意义是反叛，我要背教，我要信这个东西了。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讲，艺术的确不是一个纯粹艺术的问题。”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