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表现主义策源地“桥社”发起人之一凯希奈尔与女友在工作室 1912/1914年
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最终在哲学史上引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第一个，也可以说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方案，便是海德格尔接踵尼采的步伐，把虚无主义的产生和克服，与形而上学的开端和终结关联起来。通过讲授关于尼采的专题课程和对西方艺术的思索，海德格尔在存在论的层次上将艺术与形而上学统一起来。海德格尔重建尼采美学，将之释读为“柏拉图主义的倒转”，其命意在于通过尼采来克服西方形而上学。
那种对一体化原始奠基力量的寻求，从艺术再次转向哲学，最后通过一种更加回归本源的方式走向了所谓的“思”。
而海氏终于走向了令人唏嘘的结局，其同时代人譬如荣格尔、范·登·布鲁克、卡尔·施米特也无不分享了这种存在—决断论的魅惑。
在哈贝马斯看来，另外一条道路是由巴塔耶所开创的法国后现代的思想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最重要的继承人是以权力理论为基础创建道德谱系学的福柯，这便涉及另外一种对现代主体性的批判，又是哈贝马斯所谓“青年保守主义”的思想谱系。此处暂且不表。
当然，这个方案也远远超出了德国表现主义所构想的那种审美现代性的解决方式。
第二个解决尼采问题的思想史方案乃是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展示了尼采和所谓“德国虚无主义”之间的思想关系： 对现代文明及其结果（在尼采看来是“末人”）的拒斥，导致了回返前现代理想的渴慕；而以“文化”来对抗“文明”（有意识的理性文化）的德国现代思想，本身无异于一场以青年对抗老年的文化运动。这种狂热的理性批判，最终导向了军国主义。
不过，施特劳斯在另一个层面上接受了尼采的思想，即认为现代思想的根基并不牢靠——西方理性主义的根基必须要重审——关键步骤仍然是回到古希腊，只不过施特劳斯返回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施特劳斯将艺术排斥在文明的定义之外（科学和道德分别为文明的两大支柱），要求重审艺术概念以及赋予其现代性内涵的现代美学名目下的种种论设。
审美现代性从根本上而言是整个现代性分化，或者干脆说，是整个现代理性主义（包括对其不懈批判）的一个必然结果。换言之，基于现代性分化且对于现代性而言极其重要的审美现代性，这一进路在施特劳斯看来即便不是错误，也是应该完全重头来过的结果。可以说，施特劳斯对德意志虚无主义精神构型的揭示，精确地描述了德国表现主义根植于其中的社会思想氛围。
第三个，也是从目前来看最重要的路向是哈贝马斯，我们已经论述过他对尼采的批判。正是哈贝马斯，进一步将德国表现主义与整个审美现代性问题关涉起来，从而为我们分析德国表现主义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思想史视野。在其著名的演讲《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中，哈贝马斯逐步展开了相应的思想史坐标。这篇演讲标识出哈贝马斯对待现代性规划的独特态度，其审理现代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抗因为误解审美现代性而导致的后现代转向。转向后现代在哈贝马斯看来，意味着放弃启蒙现代性的规划。这就表示无法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即对异质性经验的开放和吸纳来保留现代性的成就，从而导致了广泛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哈贝马斯继承了其老师阿多诺对后现代抵制的冲动，认为现代性乃是一种时间意识，标志着在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的新旧辩证法。历史上著名的“古今之争”使得这种历史哲学延续至今，而“审美现代性的信念”则表达了随着时代的转型更迭越来越激进的时间意识。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先锋派艺术所引导的那种颠覆规范性的力量和激进化的历史意识，最终预示了现代性进程的空寂结果，这种对时代危机的诊断，使得本雅明最终走向了弥赛亚主义的救赎道路，而现代性冲动则被理解为亏空和耗尽。
艺术领域中激进审美精神的衰退，导致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现代性出路。丹尼尔·贝尔所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则从文化现代性的角度来审理由于审美现代性的经验而带来的生活世界的变革。“在现代主义这股强大的诱导力量的统治下，无约束的自我实现的原则、对本真的自我经验的要求、一种过度敏感的主观主义恣肆横行，并借此释放了享乐主义的动机，这些与职业生活的纪律性，与由目的理性主导的生活方式的道德基础完全不相容。”
为此贝尔只能寄希望于宗教的复兴，重新修复受损的个体伦理。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新保守主义并未真正诊断出现代性危机的社会根源，而是将对现代主义文化的强烈不满，归咎于整个现代性进程。这种文化现代性的最大弱点在于，忽略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行政系统不断增长的对生活世界中交往结构的强烈入侵。
哈贝马斯清楚地认识到，采取上述路径无法解决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因此他回到韦伯，重新探讨现代性进程中，原本在形而上学世界观中得到完整表达的“实质理性”的分化：
当世界观瓦解，其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真理、规范的正当性、真诚性或者说美的特定视角下分解开来，并各自被当作认识、正义或者趣味方面的问题来处理时，这种情况就会在现代时期引起一种对科学、道德和艺术等价值领域的甄别。这样，科学讨论、道德及合法性的理论研究、艺术生产及艺术批评就作为专家事务，在相对应的文化行动系统内部被制度化。在一种抽象的有效性角度下，对文化传统的职业化处理，有助于阐明认识—工具的、道德—实践的和美学—表达的知识综合体内部各自固有的规律性。从此刻起，也就存在着科学、道德及合法性理论、艺术的内部历史——当然，这并非历史的线性发展，但的确构成了一种学习过程。
问题便在于，当启蒙方案破碎之后，那些继续坚持启蒙方案的思想家，几乎都只赞同和发展理性分化后诸领域中的一个。这种奠基性的视域，乃是现代哲学一个难以绕过的症结。然而，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异质性经验，已经无法统一在某种理性话语的麾下，这种进步性分化要求着各个领域的价值和逻辑的自律及自洽。唯有从这个角度来打量审美现代性问题，才不至于将激进的审美精神视为理性的极端对立面，从而在针对现代性分化问题的论域中将之抛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与美学的自律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一种激进的美学经验重新回溯到思想史上去寻求其在现代性分化意域上的合法性。哈贝马斯认为，正是康德对美学问题的探究，使得一个与科学、道德的认知结构迥异的认知领域得以出现，并将对此领域的澄清确立为哲学美学的任务。唯有从美学经验自律的角度，即所谓“去中心化的、自我经验的主体性的客体化”，现代主义才获得了一种具有启蒙根基的解释，成为针对现代性的独特意识。
不过，即便沿着这一条论证路线出发，哈贝马斯还是敏锐地诊断到了现代性的一种含混的困境。克服现代性的分裂，与推进现代性的进一步分化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暧昧的张力。这根本上是由于，现代性分化所奠基的视域之间是重叠和混淆的。例如，审美现代性问题之所以在超现实主义那里遭遇了困难，是因为其总体性的允诺和乌托邦性质。这意味着，艺术的乌托邦指向了一个超越艺术之物，从而沿着文化现代性的路径蜕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换句话说，任何企图将现代性的整体危机强行还原至某一文化领域，企图奠基于此一文化领域，并从此视域出发以消解与之相异的一切规范来达成的所谓“和解”，就在根本上造成了价值领域之间的混淆。这种混淆不仅没有解放效果，反而陷入了“文化的虚假扬弃”之中。哈贝马斯认为，这一倾向不仅在艺术中，而且在科学与道德中，都构成了一种解放的假象：
一种已经物化了的日常生活实践，虽然力图获得认知领域与道德—实践、美学—表达领域之间的一种不受约束的相互作用，但也不能够通过跟任何单个的强制开放的文化领域的关联来得到治愈。此外，也不应该把在科学、道德和艺术中所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实际生产和体制化，混淆于对这些价值领域中杰出代表人物的生活方式的模仿——混淆于尼采、巴枯宁，或波德莱尔在他们的生活里所表达的普遍化的颠覆性力量。
正是在诸种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哈贝马斯看到了在坚持现代性分化的意义上，仍然发挥着作用的是各个领域的专家知识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可是，的确只有当社会现代化进程能够导向另外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当生活世界能够发展出自身的诸种制度（这些制度能够压制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的系统性活力），一种依赖于生机勃勃的传统，但也由于单纯的传统主义而变得贫乏的日常实践才能与现代文化成功地建立起一种有差别的反馈机制。”
不过，这种思想路径的前景受到了保守主义思潮的强有力挑战。哈贝马斯区分了三种保守主义思潮，分别是： 青年保守主义者的反现代主义、旧保守主义者的前现代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哈贝马斯将从巴塔耶、福柯到德里达的思想路线视为青年保守主义，其思想旨趣主要活动在尼采—海德格尔的思想笼罩下。同样，哈贝马斯将列奥·施特劳斯、汉斯·约纳斯等思想家归为旧保守主义者，其基本立场在于回返到前现代性立场上去，恢复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当然，在哈贝马斯眼中，新保守主义者似乎更为重要：
新保守主义者最早对现代性的成就采取肯定的态度。他们赞同现代科学的发展，只要现代科学的自我僭越，乃是旨在推动技术进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实现行政部门的理性化。除此之外，他们还接受了一种来自文化现代性的、已经被拆除了爆炸引信的政治。根据其主张，科学一旦得到人们正确的理解，便在生活世界的导向上变得无关紧要。按照其另外一个主张，政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那种为道德实践辩护的要求。其第三个主张宣称艺术具有纯粹的内在性，质疑其乌托邦内涵，引证其幻象特征，为的是将美学经验限制在私人领域中。对此，人们可以引证早期维特根斯坦、中期卡尔·施米特以及晚期的戈特弗里德·本恩。随着科学、道德和艺术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它们被明确地划分为彼此自律的、由专家治理的领域，文化现代性仍保留的就只能是抛弃了现代性规划之后所剩下来的东西。空出来的位置拟定由传统来填补，这些传统恰恰免受论证要求的打扰；当然，无法真正地看出，如果这些传统不依靠文化部门的支持究竟应该如何在现代世界中存活。
如果按照哈贝马斯的区分，不妨将德国表现主义思想视为审美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经验语境，其对应的问题乃是审美领域作为现代性分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这种审美领域的自我分化与确证，不可避免地面临与科学、政治乃至道德实践的纠葛。在这个思想史坐标系中，德国表现主义的种种精神构型或许可以得到恰切的解释，并为我们了解“二战”前德国思想史的状况提供一个观察的窗口。
（本文节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的《审美政治化： 德国表现主义问题》，主编曹卫东,原文注释未收录。）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