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色粉作品 45.5cmX60.5cm 2008年

　　不喜欢陈丹青，我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依据他现在所画的画：语言过于直白，观念过分简单，就其视觉给人的感受而言，已经无法满足当代人丰富的心理期待与视觉要求，对年轻人更是难以再像他以前的作品那样提供出营养。陈丹青心灵手巧，画儿画得溜，这是广为人知、毋庸置疑的。作为中国当代绘画开先河的人物，陈丹青早在我辈尚不清楚油画为何物，还在泥地里穿着开裆裤打滚的年龄，就已经拾人牙慧，摸到了欧洲古典绘画的大体轮廓。他早年的《西藏组画》，与其说是表现了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藏族人民，不如说是在从事另外一件更具有文化意义的事，那就是将欧洲正宗的古典油画技法拿到中国，对多年受意识形态影响而成为主流的“苏派”油画进行了一次穷根究底的反驳。我总觉得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之意义，并不在于他表现了边缘视点的西藏，也不在于他显示的技巧如何如何之好，而恰恰在于他所使用的艺术语言在其语境上的错位感。即在一个缺乏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国度里，对欧洲文化传统分泌出来的一种艺术样式进行溯源，所显现出的某种后现代艺术特征。尽管对于作者本人，拿后现代提前操练并非初衷，表现藏民纯属感情冲动，但因为选择的语言方式上的错位感，却使其绘画具有了超前性。正如陈丹青表现西藏却并不用西藏的唐卡画风，也不用中国绘画的白描或写意，而偏偏情有独钟地选择了过去时的欧洲古典主义绘画语言一样。这种有趣的挪用与错位所包含的双关意向，一方面是在引入欧洲古典绘画的技巧；另一方面恰恰却是一种拆解，是将原来古典绘画的人文内涵作了一次彻头彻尾的消解。离经叛道、以破坏和解构者姿态跻身于艺坛，这其实才是陈丹青当年得以崭露头角的理由，以及他在不少人心中留有的偶像位置。所以，当陈丹青在进行完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拆解与破坏之后，就像个拆坏了自家闹钟的坏小子一样无地自容，剩下的也就必然只有一条路——出走。

陈丹青 《西藏组画 母与子》 56x78cm 1980年

　　陈丹青的出走是毅然决然、从容不迫的。我本以为凭着他身上那些从“文化大革命”中感染到的“红卫兵”“造反派”气息，呆在资本主义的老巢里会折腾得更加起劲、破坏得更加猛烈。不想，他竟然在美国循规蹈矩，真的去临摹起了变色变味的古典绘画。这就有点背离初衷、太不合时宜了。人家美国人可偏偏只信邪，不像咱中国老百姓千人一面，人人都希望正统。

　　我总觉得陈丹青杀个回马枪，打道回府，是被逼的。乐在中原又怎么会思蜀呢？问题还是出在陈丹青自己身上，谁叫他造反还总想找个理儿？却不知当年那些披荆斩棘的红卫兵小将们造反，本身就是一个理。

　　陈丹青画画，才气是够，但说到对艺术的理解上，则似乎还是欠了点什么。正如他硬着头皮要用绘画来画所谓的观念一样。将一些古人的字画与一些现代生活物品摆放在一块，费力不讨好地临摹一遍，真的，还不如干脆拿台照相机直接拍下来得直接，抓得到位。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扔不掉过去创不了新，这是推陈出新的必然逻辑。幻想两头都不失，旧的不舍新的还要，大概只会使自己变得更加尴尬，更加难堪。所以，就这一点而言，陈丹青还不如他早年的一位画友丁方表现得可爱。丁方尽管在90年代后已经不再被人重视，但他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艺术初衷，一直还在执着于自己的艺术趣味。我总觉得，当历史翻过一页之后，丁方的那种执着，那种百折不回，好歹还是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的。相比而言，陈丹青却似乎就要虚多了，也更加令人费解一些。

　　不喜欢陈丹青的第二个理由，是关于他的文字。陈丹青才思敏捷，语言组织能力强，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一个画家，能作出文章来，已经不容易了，更何况文章还能写到酸处，有滋有味，那就更是难能可贵了。难怪就连一向谨言慎重的李小山，也要为陈丹青的文采叫好几声。能将一些细枝末节的生活琐事写出感觉来，闲言碎语间道出一番境界，的确，就这一点而言，陈丹青是胜过不少常人，甚至于胜过不少专业写手的。可是，说一千道一万，即便是陈丹青文章作得再有情再有调，再绘声再绘色，我却不喜欢。文章要有辛辣，要关系到疼痛，不温不火地挠痒痒，那算什么？

　　写生活琐记，作怀旧文章，这是中国文人的一大嗜好。但凡吃过几两咸盐，蹚过几条江河的过来人，都喜欢拿自己走过的路说事：什么先前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接着就成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后来又回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状态，诸如此类唠叨无数遍了，但真正能够火眼金睛看清人生的又有几人？语言是一把遮阳伞，人很容易被它遮蔽，也很容易沉浸到它的味道中，而真正能够走出语言的牢笼，走出字义敢于直面现实的人不多。

陈丹青 《西藏组画 康巴汉子》 78x56cm 1980年

　　文章作为思想的载体，一定要传达出人的浩然正气。鲁迅的文章为什么好，不就在于他的文字背后贯穿了深邃的思想，言语间运用了气，表达得入木三分、鞭辟入里吗？！当然，我举鲁迅先生为例，并不是说文章一定都要带火药味才算好，其实，也有好文章是倾向于淡泊的，是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将人制服的。比如周作人的文章，俞平伯的文章等等，他们那种透着苦味的平淡，才是可以让人反复咀嚼的。文章一如做人，味道要沉到底下，而不是轻飘飘地浮在表面。这就像舌头组织，舌尖只能品出浅薄的甜，而舌根则能体味深沉的苦。压不下这口气，品不出这番苦，大体上也就只能照猫画虎，浮在面上玩玩票而已。对于陈丹青和他的文字，我不喜欢的，也正是他流于表面的那种玩味。

　　第三个不喜欢陈丹青的理由，是关系到他的人，是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所表现出的那种左右逢源的乖巧。

　　陈丹青出生于上海，身上透着典型江南文人的灵秀和机敏。这本是陈丹青作为才子，写在脸上的一个长处。一个人聪明，会弄巧，不是什么坏事。有道是四两拨千斤，金榜题名也好，出人头地也罢，都是需要使点巧劲，而并非是蛮干出来的。巧，固然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优点，但千万不要去讨。所谓巧媳妇不能做无米之炊，一味地去讨巧，往往会事与愿违，将事情搞砸，弄巧成拙。

　　我很欣赏陈丹青身上原有的东西，但不喜欢他后来讨得的那部分，尤其不喜欢他人前人后的那种卖乖。我总觉得那种油条般的玩世作风，本是北京旧式文人的专利。生在皇城根下，蹲在天子脚边，讨巧卖乖，固然跟北京特殊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记忆有关，我也无可挑剔。但陈丹青不是北京人，有道是外来和尚好念经。千里迢迢，不远万里而来，可如果这经文还是照着老皇历一成不变地念，不免会令人失望，会辜负人们对这外来和尚的期待。

　　人生在世，偶尔耍点聪明，或是装点糊涂，都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用装的聪明，一辈子不用学的糊涂。陈丹青把玩于这二者之间，却都没有恰如其分地做好。所以，我不喜欢陈丹青。尽管陈先生已身为人师，成了美术界屈指可数的几位博士生导师之一。但是，在我心里，他却只是一个破碎的偶像，一个遥远过去的神话。

　　（编辑：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