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巴塞利兹油画作品《佳尼美德》（148cm×110cm）

马库斯·吕培慈油画作品《头盔》（235cm×190cm）

　　“同行——2014美术馆联合展”7个展览之一“狂野的心：20世纪60年代起的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展”的策展人是德国科布伦茨路德维希美术馆策展人贝雅特·海芬夏德（Beate Reifenscheid Ronnisch）。

　　7月31日海芬夏德在出席“同行”展览发布会时，身着一件精致裹身的金黄色连衣裙，娇小的身体里膨胀出不小的能量，一如她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所言：“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推动两个视角的‘同行’，让西方与中国（东方）互为参照，推动彼此了解。”

　　上世纪60年起，“年轻画家的作品在德国的成功饱受争议。年轻人，尤其是在德国，他们的画作非常的‘狂野’：毫无美感的形状和颜色，放纵或狰狞、搞笑、神秘、色情、伤风败俗。‘发现画中自然的表达方式。他们的画作在收藏家和策展人那里需求旺盛——甚至在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也是这种情况’”。1982年，德国《明镜周刊》如是报道了一场新的艺术运动。

　　19世纪30年代，因摄影术兴起，便有人放言“绘画已经死了”。然而溯往可见，在这批年轻的德国画家身上，不见衰微、颓败、放弃的迹象，布面上偾张着的是如“摇滚”般的狂野的心。画家用色彩和形象，宣泄出了德国的表现主义，继而发展出20世纪60年代战后的德国新表现主义。

　　具象与抽象

　　记者：这次展览呈现了20世纪60年代起的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作品，对应的有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与表现主义，有何不同？

　　海芬夏德：上世纪初，名为“桥社”和“蓝骑士”的两个风格不同的德国艺术团体聚拢起来，欲创造一种全新的艺术样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两个团体的艺术家已经活跃于德国本土甚至世界各地，在新的艺术探索中，他们融入一种革新精神，采取直接绘画的行为进行创作。所谓直接绘画，他们不打草稿，在画布上直抒胸臆、迅速作画，绘画色彩有时与客体的色彩并不相关，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新的创作精神，肇始于1905年的“桥社”画派，是一种自由解放的生活方式，其后，在康定斯基和马尔克的影响下，逐步与“蓝骑士”相互融合，催生了艺术领域新的概念，并慢慢地向抽象艺术走去。这一场展览，展出了新表现主义从开始到1980年代的重要创始人的画作，尤其是当时居住在柏林的艺术家作品，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比之更早前的表现主义，显得更当代，展示艺术家对那个年代的思考。

　　记者：新表现主义是一种视觉艺术风格，以富有表现力色彩的具象绘画为特色。我们观察到，展览作品中不乏抽象绘画。那么，在新表现主义范畴内，具象与抽象的关系是什么？

　　海芬夏德：二战后，艺术家转入抽象领域探索，因为在战时，具象绘画是惟一被纳粹认可的形式，而抽象绘画则被视为腐化的。这次展览，我们同时选入了多种艺术形式，涉及的新表现主义艺术家，诸如乔治·巴塞利兹（Georg Baselitz）、 马库斯·吕培慈（Markus Lüpertz）、 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和西格马·波尔克 （Sigmar Polke）是极具实验性的，其中里希特和波尔克（两年前刚刚去世）当时就转入了抽象艺术。

　　记者：展出的作品，看起来并不“美观”，甚至血腥、暴力、狂野。普通观众如何抓住新表现主义的核心精神去读懂作品？

　　海芬夏德：大部分作品中的客体都有现实世界的基础，是可以读得懂的。对每一幅作品的深入读取，则需要挖掘创作者个人的生活，提取艺术家个体传递的独特信息。如果你发自内心地想看懂一张画，那么就要去探索和深入研究作品的内在气息了。除了展出的德国新表现主义作品，观众们可以看到不少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发现彼此间的异同。中国年轻一辈的艺术家，无疑深受巴塞利兹、约克·伊门道夫、里希特等的影响。

　　记者：如何看待这批艺术家对美术史的贡献？

　　海芬夏德：当新表现主义艺术萌发之际，也是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被分离之时，在诸多作品中都有对这一历史的呈现。这一有趣的历史与艺术的融合也可以在日本画家池村礼子、中国画家杨起和韩国画家Seo的作品中发现。

　　记者：1960年至1980年代，作为具象表现主义的爆发期，留给世界很多精彩作品。这一呼唤自由解放精神的艺术呐喊，而今是否有式微迹象？

　　海芬夏德：具象表现主义至今仍很活跃，无论艺术家和观众都很欣赏它。人们对此的认知也与时俱进。另一方面，纯粹抽象艺术现今并不容易展示和销售。然而，艺术总是不断发展，并永远有那么一种风潮涌动，永不停止。因此，新的方式、新的媒介会层出不穷，新具象表现主义会继续发展，未见任何将要停止的迹象。

　　记者：当时的新表现主义反映了战争和城市化的主题。今天的题材是否发展了？

　　海芬夏德：当然了。大部分艺术家现在都在创作多维度的主题和内容，尤其是年轻的艺术家，不断探索新的精神。只有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是个例外，他本人至今热衷于探讨历史话题，譬如二战及其对人们自我认知和信仰的影响。

　　德国与中国

　　记者：你在有关文章中阐述，“展览还将视野扩展到新的领域，不仅关注外部条件对内部产生的影响，相反，还将内部对外部的影响放在同等高度来重视。”可否进一步解释？

　　海芬夏德：我想，德国艺术家，譬如巴塞利兹和伊门道夫所具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吸引了亚洲艺术家到德国学习，并将自身融入这一领域。融合不仅表现在外来者对德国新表现主义的进入，同时德国画家也走向亚洲，走向中国。毫无疑问，德国画家也吸收了来自于东方的风格。

　　记者：展出作品中有来自日本、韩国、中国的画家。他们受到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哪些影响？

　　海芬夏德：我认为，由于这个艺术派别对自由、解放精神的强烈渴求，它的新颖、无前例，使得当年它在欧洲大陆刮起了一阵旋风。1980年代，新表现主义在国际艺术市场上获得成功，其后，中国逐渐向西方打开自身，两方面都有了接触对方的机会与自觉意识。1990年代，德国举办了第一个有关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展。彼此的影响是如此顺理成章。

　　“狂野”如何“同行”

　　记者：本次“同行”展览由7个展览组成。你如何定位德国这一部分在整体中的作用。它与整体展览的关系、与其他6个展览的互相作用是什么？

　　海芬夏德：有关其他展览，此前我了解并不多，不过中华艺术宫曾告诉我，德国的部分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我也直言不讳，很难再全面地网罗到数量如此之众的名家杰作。因此，应邀来此向中国观众展示这批作品，我们深感荣幸。其他的展览，我个人推崇意大利表现性艺术展、珂勒惠支作品展以及厄瓜多尔的展览，同一时期看到众多表现主义，是难能可贵的。

　　记者：你如何评价“同行”展，它是否给你一个新的了解中国具象表现主义作品的机会？

　　海芬夏德：我总是怀着巨大的好奇了解中国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的图景。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推动两个视角的“同行”，让西方与中国（东方）互为参照，推动彼此了解。中国对世界艺术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它距离被广泛理解还有很长的路。西方艺术仍然占据着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这一特征在全球范围的博物馆系统中可以看到，同样也被艺术市场验证着。

　　记者：为了筹备“同行”展的这一部分，你如何选择画作并组织它们？

　　海芬夏德：这是一项大工程，不过好在我熟识大部分艺术家，他们告诉我很多有关作品的情况。同时，与各个博物馆的紧密联系也很有裨益，能更方便地借出艺术家代表作。此外，各方都很积极协助，他们对于参与这个重要展览都表示出热忱。

　　收藏与市场

　　记者：本次展览品来源广泛，包括博物馆、美术馆、基金会和私人藏家。新表现主义在欧洲的收藏现状如何？

　　海芬夏德：路德维希美术馆是非常重要的收藏机构之一，此外欧洲各地均有收藏。柏林有很多收藏机构，如新国立美术馆等。

　　记者：新表现主义在当下艺术市场的表现如何？

　　海芬夏德：它们迎来史上最高的价格。对于所谓“新狂野派”艺术家而言，市场对它们的“发烧”从1980、1990年代就显现了，对于艺术家伊门道夫、巴塞利兹、里希特、基弗等画家而言，还没有看到市场价格的上限。经典作品总是稀缺的，国际市场都垂涎于此。

　　记者：在德国，你们如何介绍中国的艺术作品？

　　海芬夏德：1990年代的高峰期已经退去，不过美术馆和一些博物馆在持续介绍更新的当代的中国艺术家作品。从中国的艺术机构、私人藏家和官方合作者那儿获得更大的支持协助，以获取更多作品是十分重要的。我所在的科布伦茨路德维希美术馆有很多经验，这些年一直致力于和中国艺术家合作。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