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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谈徐冰:他其实是个传统的人

2014-06-16 10:16:21来源:芭莎艺术    作者:齐超

   


徐冰作品《天书》


徐冰

  2004年,我在德国柏林的DAAD参加为期两个月的文化交流活动。那段时期,我常常与常驻柏林的秦玉芬、朱金石等一些国内艺术家来往。当时,徐冰正好也在德国参加学术活动,也在柏林住三个月,所以我们就在一群朋友的聚会上相识了。在这之前,我对徐冰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作品《天书》、《鬼打墙》等,在当年也曾有了解。当然,这种了解也仅仅局限于他出国前的作品。他出国之后,我便很少看到他的消息。

  在聚会上,朋友们都在聊他出国之后的作品《新英文书法》。他也拿出画册来,仔细地介绍了自己当时的构想和展览的状况。我记得当时我感觉这些作品简直太棒了,充满了智慧和思考,把中文方块字的外形和英文内容结合在一起,让中国人觉得熟悉,让西方人看得懂,这后面透出的信息并不仅仅是书法那么简单。而且,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艺术家把自己的作品伸展得如此开阔:从艺术出发,又延伸至教育。然后,进而又让大众介入,那种让普罗大众都能理解艺术的姿态让我钦佩。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国内知识界和艺术圈人士,那时也仍在推崇精英文化。

  那段时间正是我对当代艺术比较失望和有些许看法的时候,徐冰的作品和他对艺术的阐释让我重新对当代艺术感兴趣。大家在聚会上聊的比较投机,并相约第二天去看柏林双年展。

  当年的8月份,徐冰的展览《烟草计划》在上海外滩三号沪申画廊开展。我作为文化领域的嘉宾受邀参加开幕式和研讨会,那也是我第一次现场观看他的展览。当时感觉极为震撼,因为以前我基本上很少看到一个艺术家的展览能做的那么丰富和扎实,布展有想法,展览的主题深邃,它的历史感和纵深性让我叹服。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徐冰在布展时可谓事必躬亲,所有的实施他都会亲自参与。《烟草计划》当时要在画廊靠着外滩的墙壁上画一幅长卷,表现外滩的历史,他一直在那儿蹲着画,画了很多天。总体而言,徐冰是一位理性的艺术家。通过他的作品,你会感受到他通过缜密的理性思考而决定出的作品主题和走向。而细节方面,他艺术家感性、敏感的特质又发挥了极大作用。

  从2008年起,徐冰开始创作他的新作品《凤凰》。在创作时,他遇到了诸多庞杂的阻碍。而身处逆境中,我渐渐体会到了徐冰的人生哲学:顺势而为。即事物发生了变化以后,即便这个变化给他造成的结果很糟糕,他都能够依据这种“恶变”重新思考、再次启程。很多人遇到困难,要么消沉要么逃避,徐冰不太会这样。难能可贵的是,徐冰几乎从不抱怨。在创作过程中,如果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他只会根据当下情况重新调整。我觉得他是那种会把困难当作挑战的人,所以了解徐冰的人会看到,他的作品到最后往往和刚开始的意图完全不一样。很多时候,他的作品完成以后,会比开始时的构想和观念要丰富、完整太多。我想,把随时出现的困难也当成作品的一部分,这可能是他的工作方法。

  我个人认为,对于徐冰的作品,似乎文人特别能够产生共鸣。这和他的创作方式更接近作家、知识分子式的创作方式有关。他的作品融入了许多思想性、历史概念,他的文人情怀,他的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这些可能都是知识界人士比较接受和喜欢他作品的原因。徐冰用历史的视角看待问题,因而得到的答案充溢着纵深性。他常常怀揣着一种对时代的思辨,而这种思辨既包含着感性的认识又涵盖理性的分析。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注定了他作品的与众不同。

  我和徐冰偶尔会针对艺术展开一些探讨与交流。在这过程中,我能感觉到他外表虽温和,内心还是自信而强大的,尤其是对艺术。他善于从其他领域里获取灵感,准确地说是获取思考的方法和模式。他不会生搬硬套,而是巧妙地转换为自己的一套艺术语言。他也乐意听取别人意见,但每遇抉择,他依旧愿意选择相信自己。

  徐冰几乎从没说过自己关于创作瓶颈的困惑。他有暂时的困扰,而没有长久的苦恼。这或许和他长年以来处于忙碌的工作状态中有关。他对艺术的思考是完整的,所以他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对其他作品的不断补充。每件作品之间的联系与衔接、提高与升华,使之艺术境界不断攀升。他的作品,也大多在深思熟虑或多年观察中所生发出来,或许也有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灵感,那只是些偶然。在这种状态下,一个艺术家就不容易遇到真正的瓶颈。

  徐冰应该属于天才型的人,却又不是人们普遍所理解的那种天才。他不像莫扎特,生下来就会弹琴的那种。徐冰的思维角度、创作方式乃至作品都有天才式的灵光闪现,但是他的天赋中也透着后天努力的因素。他也不像很多天才那样恃才傲物。因此,我觉得所谓集大成者,是既有天赋,而后天又能继续有勤奋和思考来补充和维护他的天赋。

  徐冰的思维方式天赋异禀,他很难履行常人的惯性思维路径。就我了解,不论艺术上还是生活中,几乎每一件事他的思维角度都与常人大相径庭。哪怕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他也有与别人不同的看法和角度,有时还真让人叫绝。比如我们人人都天天见到的生活中的各种标识符号,大家都见惯不惊、视如无睹。但是他一眼看去,就把它们看成一种语言,就产生了创作的想法。在柏林我们一起去看展览,他常常掉在大家的后面,我因为好奇,就去看他发现了什么,结果他是对路上那些不起眼的标识拍照,进行搜集。而且他哪怕在与大家一起谈话,也会一眼就看到路边某个奇怪的标识而放弃谈话,跑去拍照。这也算是一种本事吧。

  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正常逻辑的偏离有时预示着错误,而徐冰通常偏离得有理有节,偏离得恰到好处。你会暗自赞佩他的这种能力,但很遗憾却无法为己所用。这恐怕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何能够始终保持着创新上的不竭,其他人包括我在内真的学不来。

  虽然有天赋,徐冰并不狂妄自大,也不仅仅依赖天赋,他的努力有目共睹。布展《烟草计划》时,他全身心投入,每天从早上工作到凌晨。当时沪申画廊经理翁菱说:再这样下去徐冰要么就崩溃了,要么就住进医院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出现,事实上,他的展览总是这样:他时刻处于那种紧张而刻苦的状态,在展览的最后一分钟,他还在那儿调整作品。到了实在必须开幕的时候,他才会赶忙去换一身衣服,出现在开幕式上。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徐冰的展览开幕式总会推迟时间的原因。

  我想,徐冰在艺术方面投入了这样的精力,可能不是要为了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不是要为了获得多少人的认可与赞美。我感觉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够给艺术界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鲜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可以带给未来的青年艺术家一些启示。他并没有大量谈及到他的艺术理想,但他的每一次创作都是他艺术理想的具体实践。创作、讲座、授课……都关乎他的艺术理想。他也会花大量的时间与学生在一起,作为研究生导师,他并不是教学生像他那样创作,而是激发他们每个人不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激活他们每个人自身的能力。我觉得一个好的导师不仅仅是教学生怎样创作,更不是教他们怎样像自己一样创作,而是教他们怎样独立思考。

  《愚昧作为一种养料》是徐冰写过的一篇文章。我们经历过“文革”时代,很多人都认为曾经的我们非常愚昧,并对当初的愚昧感到羞愧和不堪回首,甚或不愿提起。但徐冰在反思的同时,也会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即便是当初的愚昧,也可以将它转变成为一种养料,成为一种重新思考的养分。实际上这也是他的人生态度和认知方式,就像他的性格:不怨天尤人。他会从负面结果中重新思量、重新定位,向积极和有价值的方面转换。我觉得性格决定命运,这种心态让他更加能够应对逆境,处变不惊。

  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时间还不长,在十几二十年前,当代艺术在我们这里尚处于被排斥的境地。但现在不一样了,当代艺术渐渐地被大众接受。徐冰的创作和展出,一直在试图拉近当代艺术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包括当代艺术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关系。他自己觉得他的作品并不完全是按照艺术圈的模式来思考的,所以他也不在乎作品的表达形式。我认为徐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当代艺术的范围,而且他自己也试图把作品融入到社会中去。实际上他的很多作品都超越了当代艺术领域的范畴,他并不在乎别人是否认为这算不算当代艺术,他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作品给艺术提示了什么?给当代社会贡献了什么?在这点上,我深以为是。

  对生活的追求,徐冰的要求不高。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并不是所有搞当代艺术的人都反传统,或是都离经叛道。他在生活方面并不叛逆,反而有些保守。他的离经叛道主要都表现在对艺术的看法上,生活中他总体来说更接近于传统文人。他的生活观、价值观都有点儿像一个传统文人。徐冰喜欢像学者一样思考、做学问,也不太参与艺术圈的各种应酬,保持了较为安静的工作状态和独立思考的生活状态。

  中国传统文人面向社会大体有两种选择:要么独善其身,要么兼济天下。徐冰显然属于后者,他始终怀有一种兼济天下的情怀。他其实对艺术教育很感兴趣,他的艺术理想包含了他对艺术教育的某种期望。他期望能够通过自己对艺术的认识与理解,改进一些艺术教育方面的弊端。他受过中西方教育,又了解各方的内容与系统。所以他有想法和愿望,觉得能够在这两个不同的教育系统里找到一个更适合中国的艺术教育模式。

  徐冰的艺术走向并不是那种非常明确、清晰的类型,因此我对他未来的想象还是充满着期待。我不清楚他将来会做出一种什么样的转变或进步,但无论如何,我都期待他的下一件作品。我相信那一定又是一个能够超乎你想象,或者压根不在你想象之中的奇迹。他的思想总是“偏离”正轨,我想看看他未来的创作、未来的作品到底还能“偏离”成什么样。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抛开艺术家身份,徐冰是一个比较温和、谦逊、正直的人。我从未见过他对人发火,也未见过他出口伤人。同时,与大多数长期在国外生活的人一样,他还保有某种80年代的理想主义情结。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有理想的人已经比较少了,大家都被社会潮流裹挟着往前走,很多人已经不太想理想这件事了。但是徐冰还有理想,保持着从80年代延缓到现在的一种对理想的追寻状态。

  所以,在我看来,徐冰内心中一直保存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单纯和东方式的禅意,包括他去年在英国伦敦做的大型装置《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实现》,也是他对理想主义的一种想象与期冀。他用理想来对抗这个让人糟心的现实,就像西西弗斯一样,明知道推上山的石头还会滚下来,但是往山上推石头就是他的工作和希望。

  作为个人,谦逊、低调、不张狂一直是他恪守的准则,这或许就够了。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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