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水墨产生的背景是什么？知名艺术评论家、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何怀硕先生费时半年多时间完成的《全球性的大“文革”》或许可以给我们以解答。何怀硕先生对传统派有批评，对附庸于西方现代派更有批判，他认为应该由“边缘”走入“中心”，到欧美去亲自观察体验，深入了解，才能为中国艺术的未来找答案。
世变的惊觉
二十世纪末尾，我对时代的变迁有很深的疑虑，很想创造一个意象来画一幅画，表达我对这个世纪的所感所思。
1996年我画成了一幅水墨画，题为《世纪末之月》。这幅画中间矗立一座危楼：高而危殆的一座大厦，陈旧残破，上面有许多胡乱添加，不三不四的违规建物；各层楼各式窗户吐着昏黄的灯光；像铅一样沉重而灰暗的夜空，上方悬着一轮发出诡异光晕的月亮，似乎暗示未来将有大灾难的征兆。画面右边有我的长跋曰：“二十世纪是人类史上最苦难的时代，却也是科技文明空前膨胀的时代。余于世纪末构思此画，以危楼诡月之意象，表现我对二十世纪之感受，忧思与悲悯。斯图一洗山水画之陈腔，冥想未来，但恨不晤后人。”1999年展出于台北历史博物馆我的个展。200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庆祝建院八十周年，慎重邀请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展，我将此画参展，并接受北京故宫收藏。
至今，二十世纪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今日世界（包括物质的世界与心灵的世界）的危殆与艺术的异化以至死亡，令敏感深思的人触目惊心。虽然大多数人似乎认定时代的变迁无可奈何，人类的命运好像天注定，任谁都不能左右，其实，这是大错。如果每个人苟且享受今日空前丰裕的物质生活，在无奈之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没有觉醒，那是自取灭亡。现在总得有人先天下之忧，苦苦追索世变之源。
艺术的异化
世变的敏感与个人生存的时代背景有关。我生于珍珠港事变那一年，成长于战后。自少生活的动荡与艰苦，使我感到个人与人类的未来处境有隐忧。我心坎深处对时代惶惑的直觉，流露于言行，常被师友视为悲观主义者。但我在行动上，反而更积极努力，以优异的成绩从美术系毕业。我留心观察世变，读书、思考，亟欲知其来龙去脉。我所学是艺术，我觉得艺术的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是连动的；我从来不孤立看艺术，而认为艺术与时空环境是互相批注。
上世纪60年代前后，西方艺术的现代主义初始时给我很大的震撼：惊觉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广义的现实主义开始动摇，文哲内涵逐渐取消了。不过，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及某些形式主义绘画等还是有许多可喜可佩的杰作。但其后，越来越多颠覆传统的画派使我渐渐失望、困惑，以至于我看到人类集体心灵的衰落，人文价值的崩解，如北极不断溶冰。艺术也不断在异化中。
早在1974年我第一次去美国之前十年间，我已在台北各报纸副刊发表了许多文章，评论中国艺术面临的问题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抨击“崇洋媚美”的风潮以及认为艺术已无国界，应该跳脱民族主义传统的羁绊，“世界艺术”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等谬误观念。1973年我第一本文集《苦涩的美感》，与第二本文集《十年灯》甫出版而不断再版，大概有近十万本的销量。在小小的台湾地区书市，非小说类有此成绩，称“薄有文章惊海内”，也不算太夸张。当时成副刊常客，一两年便出文集一本。那时候，中国内地从反右到“文革”，一直在政治斗争热潮中，与世隔绝，不但不许崇洋，连“现代主义”也未听闻。在台湾地区，我最早批判西方现代主义，也批判崇洋、甘为美国现代主义附庸者，同时也批判传统的泥古派。固然受到西化派与复古派暗中痛恨，不过，佳评与回应者更多。余光中先生读后为我写序，说“我特别欣赏作者批评的‘双刃锋芒’，因为他的立场一面是外攘西化之狂潮，一面是内警沉酣之迷梦，两面都不妥协，腹背受敌，艰苦异常”。这些话距今四十一年，我的立场未稍动摇，或更坚定。
现代主义在台湾地区
我始终认为，现代主义（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艺术）只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产物。之所以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乃因为欧美近现代综合国力遥遥领先，加上交通与信息的便捷畅通，通过侵略、扩张、溶蚀、渗透等手段，制造成一元化的“世界性的思潮”。原为殖民地或工业化落后的国度或民族，面对欧美强权，因为自卑，很自然地误以为西方文艺的现代主义，是人人不可自外，而且是先进的，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是历史进程之必然。这种向西方倾斜的现象，几乎是东方各国普遍的趋势。台湾地区有自己特殊的时代处境，为此趋势加大力度。那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内地正当“文革”如火如荼之时，台湾地区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晦暗不明与失望，加上日据以来分离主义的滋蔓，因而加剧了与中国文化的疏离。小岛孤悬海峡，上世纪80年代以前依靠美国第七舰队的卵翼，形成了一个崇洋亲美的时代氛围，是不可忘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台湾地区不少艺坛识时务的“俊杰”热烈附和西方现代主义是世界性、国际性，先进的时代潮流，“大一统的世界艺术”即将来临的论调。投时代之机者立刻受到美国新闻处的青睐与宠掖……美国式现代派的追随者一时声名大噪，也号召了更多盲从者聚众成群。台湾地区新派画会于是如雨后春笋，最有名者如“东方”、“五月”与“现代”等画会，曾经叱咤风云。谁会想到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告退，而有“八五新潮”，二十年后追接台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派的后尘形成了艺术全盘美国化两岸合流的局面。
我对传统派有批评，对附庸于西方现代派更有批判。背腹受敌使我成了艺坛孤鸟，成了单干户。我觉得应该由“边缘”走入“中心”，到欧美去亲自观察体验，深入了解，才能为中国艺术的未来找答案。[NextPage]
边缘与中心
1974年秋，我应邀到纽约勒辛顿大道的中国文化中心及宾州大学等多所美术馆个展。刚到纽约就巧遇“跳机”来纽约、没学过画的台湾地区青年谢德庆，来美国当不必画画的“行为艺术家”，中文报上大加报道。可见当时美国现代艺术颠覆传统之诱人与台湾崇美之热潮。
在美4年余，参观了美国各着名美术馆、博物馆、现代美术馆、惠特尼与古根海姆美术馆、欧洲各地美术馆，对西方美术有较深入的了解。尤其见识纽约最着名的“苏荷区”（Soho）还未大盛之时，最早是破败的废弃厂房，治安的死角，也是美国未成名前卫画家、流浪汉、酒鬼、同性恋、吸毒者、乞丐的栖宿地。从极廉价到极抢手，后来成为最摩登的餐厅酒馆与高级商店的时髦一条街。我同班同学，洋气十足的一对夫妇因经营房地产而发迹为富商，却也是台湾地区报刊上的旅美名画家。画家挟洋自重之路，纽约成新快捷方式。
纽约已取代巴黎，成为现代主义的艺术新都。美国为摆脱欧洲传统的权威，强力令艺术变种、变貌。艺术不用笔绘，而像工厂制作，弃绝传统工具材料，可自由用现成物拼集。不避污秽、怪诞、杂乱、血腥……无所顾忌。艺术甚至可以不表现在客观化的材质上，而以人体或特异的行为，曰“行为艺术”、“身体艺术”。这些后来称后现代主义、前卫艺术，后来又以“当代艺术”统称这一切。纽约是艺术反传统、反文化，对传统肆无忌惮颠覆与戏弄之乐园。美国以强大国力令艺术彻底“异化”而登上当代艺术之霸主地位。此诚令人惊心悚栗，但我否认、反对、抗拒艺术必共同遵循某强霸所标榜大一统之艺术潮流的观点。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回台湾地区教书，创作之外，写作如前，批判如前。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各式前卫艺术在台湾已移植、仿制成功。许多人觉得做西方前卫艺术的附庸是先进而荣耀的；有人且抱憾台湾地区比西方迟了三十年，批评徐悲鸿吸取西方写实派，没引进最先锋的新派而延误现代主义输入本国。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时潮力量之巨大，如狂风海啸。先进分子吆喝在前，便有盲目追随者蜂拥在后，以至成为决澜之势。中国的艺术在此风潮之中遂难以保持独立不摇。西方的观点、材料、技巧，几乎渐成中国艺术最依赖的模板。连中国最独特的水墨画与书法，也摭袭西方的模式与规格，以东施效颦的方式来“创新”，竟能博众采，渐渐夺取“新传统”的地位。只要考察大陆与台湾地区美术馆的展品而可知。曾几何时，不论是自觉或不自觉，艺术界已普遍否认民族文化的特色是艺术价值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迷信有所谓国际性与世界性的艺术思想及风格。许多人相信传统的“地域性”的艺术当然要与先进的“世界性”接轨。殊不知以“边缘”向“中心”看齐为荣，正掉落“西方中心论者”的陷阱。台湾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艺术界最严重的谬误就是在心智上屈从于美国，以及民族文化精神的自我放弃。更糟的是把屈从与自弃当成先进而骄傲自满。现在中国大陆已走上与台湾同样的方向，且后来居上，实令人扼腕……这是整体中国文化空前的劫难。
二十世纪末，我发表了一篇“论抽象”长文（收录台北立绪出版《创造的狂狷》，也收录天津百花文艺《苦涩的美感》书中），批判抽象画的肤浅空洞，志在彻底拆解抽象艺术的理论基础。在台湾地区长期反抗西方现代主义的宰制，强调文化艺术独立自主精神的坚持之不可妥协，数十年立场不变，海内外始终如一的，我正是孤独一人。新世纪之后，网络大兴，副刊萎缩，我逐渐把思考与写作转向更深广的领域去索解艺术的衰变，很少写报刊文章，而写专书（尚未完成）。在最近十多年来，我逐步领悟到帝国主义在政经之外，对文化艺术早已有计划地进行全球性的“文化大革命”。
发现更早更大的“文革”
现代主义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产物，上面已说过。此思想本来在欧洲形成。因为两次世界大战重创欧洲，不只在物质上，更在心灵上。欧洲老了，衰败了，文化信心丧失，虚无颓废方滋，正是美国崛起，一片形势大好的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局势。
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后，新世纪不久已展现大国崛起之势。但在艺术上，与五十年前的台湾地区一样，挡不住西方的狂潮，甚且因急切争取与“国际”接轨而切断了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脐带……以“传统”为“现代”的反面，中国艺术遂一步步急速走向异化之路。国家富强，心灵却陷落。半世纪以来，我追索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代遭遇空前危机的原因；思索西方如何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到今天整体文化全球扩张，不但威胁、排斥非西方文化，而且连人类所共同创造、积累的普遍性价值，包括伦理道德，与一切各有特色的艺术与生活风格，如何被西方所谓“现代性”的神话所击溃、压抑与破坏。2007年我参观北京当代艺术红火之地“798”，写了一篇《798杂感》发表在《美术观察》2008年11月，感慨万千。
“文革”一词是借用中国内地1966－1976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名称。不同之处是前者是一时的，敲锣打鼓进行的；而后者是全球的，长期的，是润物细无声，又无孔不入的。它静悄悄要全面从文化的根本上同化“他者”，达成美国宰制全球的目的。
拉丁美洲文学家马尔克斯（G. G. Maquez，1928－2014）1982年接受西方记者访问，谈到殖民一事说：拉美比起非洲来幸运多了。野蛮的西班牙人虽然是殖民者，但比其他国家好。他们殖民后，和拉丁美洲人民整合，因而产生了文化上的变革。可是英、法、葡等国则不同，他们甚至连语言都没有留下来，只是一味残酷的掠夺。他们的文化被殖民者的枷锁窒息了。
美国这个帝国主义，比上面两种都更可怕。它用硬、软两种实力去使各国丧失自我，全球美国化，一元化。从冷战以来，美国便悄悄策划一个我现在称为“全球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以国家与民间的力量去推行，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阴谋。
美国赢了冷战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世界基本上形成两个阵营的对峙。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右一左，两边壁垒森严。吊诡的是，虽然意识形态互相敌对，但却同样玩弄、利用民粹的力量。
右边的资本主义，是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注重经济发展，鼓励自由竞争。西方近代科技的发达，生产技术不断创新与跃进，生产大为提升，工商业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激增。所以大众均可在物质生活上得到满足，但机械化的生产工作，造成人成为生产机器的工具，加上资本主义造成阶级矛盾，社会公平正义受到严酷的挑战。多数人的苦闷与空虚则来自一切商品化，道德崩溃，拜金主义流行，色情与毒品泛滥，社会安全受威胁。因为贫富悬殊，资本主义天堂的神话破产，社会动荡，所以不得不采纳许多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以缓和阶级矛盾所造成的社会危机。
以美国为首的欧美资本主义得以延续至今，固然因物质的满足可缓和矛盾，更在于它对人的宰制有一套极高明的设计。人性中自私自利、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与感官刺激，对物质占有的欲望，对金钱与财富无限的贪求等，是人性中的负面、消极面或黑暗面。资本主义正是利用人性不完美的这一面来达到对人的掌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谓开放的社会，鼓励自由竞争，优胜劣败，每个人都可由其天赋、努力与运气，去获得各种欲望无止境的满足。它不但自由开放，而且纵容、鼓动、甚至巧妙设法制造无穷的欲望。每个人因之不知不觉为这种制度的设计者所宰制而难以反抗、超越，也难以回头，而且沉迷不起不能自拔。
左边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与集体主义。这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完全相对立。原初的用心在发扬人性的正面、积极面或光明面，消除私心私产，谋集体的和谐与幸福。马克思主张集体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这种观点其实从希腊亚里士多德、中世纪阿奎那都到黑格尔都有类似思想。早期共产党采用集体主义，提出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苏共）和个人与集体利益辩证的统一（中共）。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一种政治主张，一种制度，同资本主义一样，也希望扩张、发展、同化其他国家，使其阵营有更加壮盛的竞争力，以埋葬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两个阵营的冷战，表面虽是“和平”的，但暗地里手段之激烈，范围之广泛，也无所不用其极。不过，现在回顾起来，冷战二元化对峙的世界，恐怖的平衡，固然令当时全球担忧，但更可怕的是今日西方推行全球化，因而文化成为一元独尊的局势，将导致多元民族文化的大劫。
到了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超过半世纪的对峙，终于随着东柏林围墙的拆除，东欧与苏共的自我解体而结束；中国大陆则在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之后，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停止阶级斗争，容许私有制等。在短短三十多年间一跃而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举世瞩目。二十世纪末，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历史之终结》，石破天惊指出两个阵营的较劲结果，不只是冷战的结束，而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也是历史的终结。此书一出即引起大争议。并因其独断而受质疑。可以见到美国在全球的“文革”，四顾已无敌手，是如何踌躇满志。
（未完待续，作者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