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圈子国际当代艺术论坛”的主题是：“构建与对抗——今天艺术的位置”，它有三个关键词：“构建”、“对抗”与“位置”，以下我就这三个关键词谈一谈我对当代艺术的看法。
一、当代艺术的“对抗”
当代艺术需要“对抗”吗？如果把“对抗”理解为当代艺术在当代社会场域（涉及文化、政治、法律、经济、伦理、历史等）中的紧张关系，那当代艺术肯定需要“对抗”、也应该“对抗”、事实上也存在“对抗”的。当代艺术已经不是美、不是“艺术”（指既往的审美的艺术）的问题，而是对处在社会场域中的人的存在问题——人的意义、价值丧失问题的揭示，而人的存在问题都隐含在社会问题之中。如果说人的意义、价值是通过自由来衡量的，那么，当代艺术是人诉求自由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自由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场域一定是具有张力的，这种张力构成了关联问题的“对抗”关系，人们通过这种“对抗”可以看到人获得进一步自由的可能性。所以当代艺术的“对抗”的意义实际上是为了更大、更好的自由。
这符合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向，也符合杜尚以来的前卫艺术史的总的发展趋向，前卫艺术不断拓展艺术的方式方法，拓展艺术的空间，实际上是人不断拓展自由的空间在艺术上的反映，可以说是自由引导艺术、自由引导艺术家、自由引导艺术史……
那么，具体说来，当代艺术要“对抗”什么？当代艺术实际上是针对导致人的自由丧失的普遍性问题，“对抗”问题背后的某些奴役人的社会、文化、政治、法律、经济、伦理等机制，不是指直接的社会工程的对抗，而是对这种奴役机制的揭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批判性的“对抗”。这些机制常常是不被人注意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当代艺术就是要让人对这些问题引起注意和反思，从而获得进一步自由的可能性。
所以，当代艺术针对的是“什么是自由”或“什么是意义”的命题，而“什么是艺术”的命题，在杜尚的艺术实践导致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以后，已经终结。艺术的拓展不再是针对“什么是艺术”命题的不断回答而获得，而是在不断回答“什么是自由”（或“什么是意义”）命题的自由社会实践中，不期然而然地获得的。新的自由或意义可能性被发现，诉求这种可能性的方式方法（隐含观念与方法论）就可能自然而然地拓展了艺术。
二、当代艺术的“构建”
我这里谈“构建”只针对当代艺术如何“对抗”——即如何“构建”有效的当代艺术方法论的问题。不解决方法论问题，当代艺术是无法有效实践“对抗”——即实现对人的自由丧失问题的揭示的。
当代艺术需要建立怎样的方法论？由于当代艺术是对处在社会场域中的人的存在问题——人的自由丧失问题的揭示，揭示问题当然需要科学理性，作为“观念”的当代艺术的“观念”就体现在对这种问题的科学理性追问中，所以当代艺术创作需要建立一种科学理性方法论。这倒不是说当代艺术就不需要审美感性，而是说审美感性需要有科学理性的方向，并最终增加当代艺术的具体观念——对问题追问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即当代艺术是带有审美性质的人的存在问题或人生意义的认识活动，当代艺术的哲学性就体现在这种形而上问题的认识中。
也所以，如果当代艺术还像杜尚那样没有具体问题针对性地或者说玄学性地创作，像博伊斯那样巫术性地创作，像安迪·沃霍那样笼统地创作，那作品肯定是没有多少力量的。当代艺术家针对人的具体存在问题，要像社会调查研究那样做艺术，要对艺术目的、方法、内容、结果进行科学理性的思考，不然做不出有力度的作品。现在许多艺术家成天闭门造车，胡乱想象，尽做一些与人的自由问题不搭界的、乃至莫名其妙或无聊、嘻哈、炫酷的作品，还常常美其名曰“诗意”、“无为”、“不合作”、“开放”……，实际上是受既往前卫艺术方法论、乃至审美性的现代艺术、传统艺术方法论的禁锢，没有实现方法论转型的结果。
这种针对人的具体存在问题的科学理性方法论就是我所推崇的“问题主义”当代艺术方法论。[NextPage]
三、当代艺术的“位置”
当代艺术应该在今天的社会场域处于什么位置？从科学理性地揭示人的具体存在问题的角度，当代艺术应该是对社会问题的全方位介入，是知识分子精神、思想的介入，但不一定是身体力行的直接介入。当代艺术成为社会问题的视觉诊断书（也有其它感官感觉，但以视觉为主），进一步说，当代艺术是社会问题隐含的人的存在问题的视觉诊断书。这种问题诊断的依据是人的形而上意义（终极意义上的自由），而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是形而下的社会工程问题，不属于当代艺术的范畴。
这就决定了当代艺术的独立性和先锋性，这种独立性和先锋性决定了当代艺术绝不应该受资本市场的左右，尽管在今天资本市场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如此之大。有人说，没有资本市场就没有当代艺术或没有好的当代艺术，这是说不通的。从艺术起源学讲，最早的艺术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社会实用；从当代艺术实践来说，80、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中的重要作品，其当初创作都不是为了市场（早期还根本没有艺术市场），而是为了精神思考的表达；今天中国当代艺术家之所以如此在意艺术市场，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法律制度保障的针对广大当代艺术家的数量众多的国家和民间艺术基金会，所以艺术家只好依赖于艺术市场，才有活路。而由于资本市场的逐利性质，就整体而言，它必然最终伤害到当代艺术的独立性和先锋性。所以今天中国真正的富有文化历史良知的独立艺术家是艰难、孤独、痛苦、乃至悲剧的，但惟其如此，可能才是更有意义的。
当代艺术的独立性和先锋性也决定了当代艺术的精英性，它对社会的影响，不是直接诉诸于普通社会大众，就像前沿科学知识一样，需要科普工作者的科学普及工作而间接影响普通社会大众，即今天我们虽然强调当代艺术的“大众性”，但其本质不是指当代艺术一定要为大众能够直接广泛地接受、甚至直接广泛地参与创作，而是指当代艺术针对的问题与大众的生活、生命密切相关，与大众的每一个人的进一步自由（体现权利、尊严、幸福等）密切相关。由于当代艺术作品文化判断的独立性和先锋性，所以作品总是首先为社会大众中极少数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分子所接受和赞赏；又由于作品内在地密切关联社会大众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所以作品总是有可能在不断普及的阐释、宣传、教育、讨论、对话……情况下，而被大众慢慢接受，并最终影响大众的文化、物质生活方式（当然先锋文化影响大众还有其它的方式。此处不展开）。所以，当代艺术影响大众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在这个过程中的艰苦的“艺术普及工作”。如果不顾精英性的当代艺术影响社会的规律，不顾现代社会分工，而要求艺术家直接介入社会大众，创作大众能够直接接受的当代艺术作品，那在根本上不仅不能创作出具有精神独立性和文化先锋性的当代艺术（最多只能创作平庸的当代艺术），还可能出现严重的文化倒退问题，例如：
在孙振华博士刚刚介绍的“当代艺术的乡村计划”项目中，艺术家为了创作让当地乡村百姓能够直接懂、能够直接接受、能够直接参与的当代艺术，就根据当地为山区、且较多使用木材的特点，创作了一批以木材为原料的很生活化的装置或雕塑——比较特别的桌椅板凳之类，还有木材做的香烟盒，等等。确实当地百姓对这个项目很有热情，参与度也很高。最后项目还准备做一个“地标式雕塑”——在一片向日葵地中间竖起一尊毛／泽／东的头像雕塑，据介绍这个“地标式雕塑”很受当地百姓和政府的欢迎。
在我看来，这一“当代艺术的乡村计划”就是不顾当代艺术的独立性和先锋性，错误地理解当代艺术的大众性，而导致严重文化倒退问题的典型例子。他们大量使用木材创作作品是与今天的生态主义文化观念相冲突的，对当地大众反思、警觉已有的生态问题或可能的生态问题不仅毫无意义，反而可能加重大众对当地生态问题的漠视；他们用木材创作精美的香烟盒作品是与今天倡导的科学健康生活方式相冲突的，同样不利于当地大众对健康问题的反思；更应该注意的是，他们创作的“向日葵中的毛／泽／东”地标式雕塑作品，是与中国当代自由主义文化观念相冲突的，不利于人们对中国近代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尤其是国家意识形态压迫和愚民文化等等）的超越性反思，作品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掉进了国家意识形态及其愚民的陷阱，这是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我之所以对中国当代艺术界已经出现的几个“乡村计划”不感兴趣，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在对人的存在问题——人的意义、价值丧失的问题——人的自由丧失问题的揭示中，体现出来的精神独立性、文化先锋性及其对社会大众生命自由问题的反思性影响，才是当代艺术在社会场域中应有的位置。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