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廷峰
2014年1月11日下午13时,著名书法家、兰亭书法社社长王冬龄身着一身标志的中国红,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二楼北厅的仿中国苏州园林——“明轩”庭中,一气呵成书写下巨幅中国狂草书法:“道法自然”四字。这是继著名作曲家谭盾携中国昆曲《牡丹亭》登场大都会博物馆后,中国水墨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国际舞台。然而当这一消息传回国内,却非如之前国人对“《牡丹亭》登陆大都会”的一致褒奖,圈内圈外诸多声音指责王冬龄的这一书写表演实为哗众取宠地迎合欧美的猎奇心理,类同于老北京天桥下的“中国式杂耍”,一时间各种口诛笔伐蜂拥而至,痛斥王冬龄将国人的脸面丢到了大洋彼岸。
难以想象,中国水墨首次出席世界四大顶级艺术殿堂之一——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如此为国人提气长脸的一大艺术事件,居然会被诋毁为跑江湖的杂耍把式,委实令人惊诧。许是这些说三道四者饱受封建欲孽传统思维的荼毒,在长期按部就班中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固有的价值判断与审美习惯,对于新生事物持有潜意识的盲目抵触,不愿在墨守成规的奴性囹圄中接受改变,一旦发现如“王冬龄大字走世界”这类出离了传统保守低调的价值规范之“恶行”,不论是非,不讲原由,通通仗杀。
另一方面,对于王冬龄在大都会的书法表演颇受世界追捧而言,国人大肆泼脏水的动机在于“酸葡萄心理”的自卑作祟,自己没有能力成为既得利益的受惠者,所以羡慕嫉妒恨,所以一顿痛骂。在面对优于自我的他者成就时,国人不会选择积极地反省吾身,精炼本领奋起赶超;而往往简单粗暴地划分敌我,进行毫无意义的阶级斗争,虽然不能达到“损人利己”的现实受益,但是可以让对方恶心、不舒服,由此获得一种变态的快感,这便足够了。
且不说王冬龄赴美的此次展览是经过大都会亚洲艺术部主席何慕文和各位参展艺术家耗时六年的精心准备,单是国人以“中国式杂耍”为理由阴谋斥责王冬龄的书法表演,笔者也认为是有待商榷的。自古以来,能玩杂耍、敢玩杂耍的实际上均为某一领域技术最优者方能胜任,只有技高一筹的人才能经得起观众的真心认可,也只有本领过硬的人才敢以杂耍作为生计,以此养家糊口。较之体制里吃皇粮的同行,他们需要花费更多的心思与精力投入创作中以迎合观众不断升级的审美要求,只有不断地精进技能,才能让观众心甘情愿为此买单,所以他们的江湖杂耍实际上要更显本事和生命力。那么,从这一点上讲,王冬龄看似“杂耍”的书法表演背后,实则是谩骂者对其技能水平的变相认可,而王冬龄将中国“杂耍”带进纽约大都会,更是彰显出中国文化人的强大自信。
另外,笔者要着重说明的是,王冬龄本非野路子出身的江湖术士,其师学渊源,传统书法功底正统深厚。作为中国近现代书法大家林散之、陆维钊、沙孟海的得意弟子,王冬龄是严格恪守传统书法训练走到今天的,其书法融汇了楷书之根骨,行书之灵动,最后集大成于表现力更为强烈的狂草挥洒中。然而单纯重复笔墨游戏的书写是王冬龄所不愿面对的预设未来,他意识到必须在拾古人牙慧之外对中国书法进行一场颠覆性的当代意识转换,这就是后来其创作倾向逐渐偏离传统书法的重要原因。王冬龄选择性保留了狂草的笔意,提取了传统水墨的书写性,将汉字具有象形的实际指涉意义消减,将线条本来的形式感进一步放大,在被抽象化后的妙手偶得中形成了一种新鲜的带有东方神秘感的“有意味的水墨”。
王冬龄的创作,事实上是中国当代艺术与传统文化的意识联姻体,当王冬龄的水墨作品《守白》作为本次大展的海报,其“道法自然”的书法表演大受外籍友人褒扬时,这至少说明王冬龄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大胆尝试是有价值的。诚然,任何新生事物的萌芽伊始,都会遭受质疑与拷问,但是作为同胞,这种质疑与拷问理应立根于专业的学术基础,对讨论对象的未来发展具有建设性地纠正或引导意义,而不是一味地众口铄金,中伤仇视。
中国水墨作为民族文化之精髓,遗憾的是,在世界级艺术大展和博览会一度处于缺场状态。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视线开始关注中国水墨艺术,王冬龄作为中国当代水墨的先锋代表,应邀纽约大都会参展并得到广泛认可与肯定,“道法自然”四字尽显泱泱中华的谦谦气度,这是作为每一位中国人都应倍感自豪的事情,王冬龄用书写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形式力度,从大洋彼岸为国内送来了一股暖风。
“杂耍”不丢脸,丢脸的是我们没有能力耍“杂耍”还反来唾骂“杂耍”丢了咱的脸,中国向来不乏“杂耍”高手,却往往被扼杀在人言可畏的风声之中,国人窝里反、窝里横的劣根性已然成为国际笑柄,拖累着中国形象在世界之林的征途中步履蹒跚。好不容易出了个王冬龄这般能玩“杂耍”、敢玩“杂耍”的勇士,难道还要再给他一记“谣言猛于虎”的当头棒喝?!时至今日,我想咱们也是时候收敛一下“中国人的德性”,多给予他们一些“同根生的关爱”了吧。
不管怎么样,王冬龄带领的中国式“杂耍”走进了纽约大都会,这,便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胜利!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