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美术——布洛涅—比扬古三十年代美术馆珍藏”由“传承与创新”、“时代新观”、“娱乐、旅游与中法艺术交汇”、“保罗·朗多夫斯基”四个部分组成。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法国20世纪上半叶艺术创作的繁荣，而且体现了法国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之间交织的历史联系。

 

　　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始于上一个世纪的卫生反思仍在继续，引发人们构想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运动和休闲对于改善生存质量和延长寿命变得极为重要。体力活动被当成保持健康的有效手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运动和体育场馆建设的风靡。带薪休假的理念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对于社会和工作的概念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革新。实际上，当时人们是想安排闲暇时间来提高工作质量和保持良好状态。1920—1930年在这方面是一个转折点。

 

　　以前，娱乐只限于精英或富人阶层。疯狂的1920年代见证了大量豪华邮轮的建造，其中最出众和显赫的是“诺曼底”号，但只有最富有的人才有机会享用。随着1936年人民阵线的政权的到来（左翼政党组成的联盟），1936年6月20日实施的带薪休假政策使娱乐大众化成为现实。这一举措改善了工薪阶层的生活条件，让他们有机会放松、运动或自我休养。也实施了其他鼓励性政策，诸如丰富博物馆的收藏，对低收入人群降低税收，以促进文化更广泛地普及。

 

　　1936年6月10日，主管青年和娱乐的法国副国务卿里奥拉格兰奇（Léo Lagrange）总结这些措施的目标如下：“我们的目标，简单而又人性化，就是可以让广大法国青年通过运动找到健康和快乐，建立一个休闲娱乐机构，这样劳动者可以在辛勤工作之余得到放松和补偿。”这些措施的出台，促进了大众旅游。

 

　　人们眼界开阔起来，旅游也随之发展。对异国情调的喜爱在上个世纪已表现出来，并激发了艺术家们的灵感，特别是东方风物主义。殖民帝国的发展，也引发了对遥远国度的兴趣，举办万国展览会往往是一个展示异国情调的机会。然而，在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中，一种更加科学和批判性的观点也在20世纪发展并显露出来。因此，虽然1931年在巴黎举办的国际殖民地博览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受到了相应的批评，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谴责其殖民心态。

 

　　当时的艺术家通过异国情调的旅行来滋养他们的灵感，或发现更科学的视角。这种情调也吸引了画家以外的人，他们用一种现实担忧与人种学的眼光去看待异域。

 

　　最后，旅行同样便利了中国艺术家旅居法国，而两次大战之间也是一个有利于艺术家互相接触的特别时期。事实上，正是大战之后，中国艺术家到法国的学习之旅激增，开创了与他们的法国老师之间艺术互动和交往的新历史。

 

　　休闲社会的来临

 

　　在法国，上世纪30年代也是休闲社会的发展时期。随着1936年人民阵线的当权以及带薪休假的设立，平民阶层从此可以享受以前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拥有的新的娱乐休闲（乡村或海边度假……）。

 

　　印象主义在上一个世纪已经从资产阶级的城乡休闲娱乐这一主题获得灵感，而接下来的世纪，我们发现了同样的品味，将明亮的色调运用到室外绘画中如若尔姆（Jaulmes）、卢辛·约纳斯（Lucien Jonas）、季诺维（Zinoview)。幸福无忧和生活舒适的气氛充盈着洒满阳光的场景。

 

　　1925年特皮约（Despujols）创作的大型装饰作品《捕鱼党》中，艺术家采用典型的装饰艺术风格，表达在休闲乐趣中追求幸福。这个作品为一家巴黎餐厅的装饰而创作，预想了带薪休假将带来的愉悦氛围，这也随后启发了画家们的创作，如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红色背景上的娱乐》，1949年）。

 

　　旅行开阔视野

 

　　旅行也激发了这个时代的艺术家睁大眼睛，观察其他的风景、其他文化、其他民族。

 

　　保罗·茹夫（Paul Jouve），著名的动物画家，旅居在阿尔及利亚的Abd·el·Tif别墅，相当于在北非的梅迪奇别墅，随后，他在亚洲旅行了两年（1922—1924）。这一行程中他到过中国、锡兰和吴哥。他被吴哥的美丽深深吸引，创作了令人惊叹的风景画：雄壮的大象在宏伟的庙宇脚下洗澡。随后他前往非洲旅行。

 

　　安德烈·迈尔（AndréMaire）也是个大旅行家，去过印度支那、西班牙、印度和非洲，他的所有作品都从旅行经历中汲取养分（意大利的威尼斯，西班牙的隆达、托莱多……），借助形状图示和朴素的色域重新诠释。

 

　　如果说遥远国度的诱惑在于异国情调，那么在当时通过表达旅行感受更好地了解其他地方和其他人群的科学需要，也同样是吸引力的一部分。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比如汽车，使旅行更加便捷。如同画家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Alexandre Iacovleff）参加的由安德烈·雪铁龙组织的“黑色海上之旅”（1924—1925）和“黄色海上之旅”（1931—1932年），旨在非洲大陆和亚洲宣传其汽车，并证明技术质量；这家公司也有着科学和文化的追求，从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Alexandre Iacovleff）的绘画上可见一斑。事实上，黑色海上之旅聚集了人种学家、地质学家、气象学家、动物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和地图绘制员，并受到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地理学会的支持，此行工作主要是研究和确定动物习性和人类学的类型。相同的科学和人种问题引导了几年后的科学项目“黄色海上之旅”，亚科夫列夫借此机会创作的中国人画作可以佐证。

 

　　这种睁开眼睛看看其他文化和真实且庄重地表现它们的需要，对于那些带着从殖民帝国时期就形成的不屑一顾、高高挂起态度的西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勇敢的选择。

 

　　中法艺术交汇

 

　　一些艺术作品证明了西方艺术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浓厚兴趣，亚科夫列夫的作品就可作证。艺术接触也留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曾为动物雕刻家弗朗索瓦·蓬朋（Francois Pompon）制作雕像粗胚的亨利—埃米尔·马蒂内，他创作的《林文铮的头像》说明了这一点。艺术史家林文铮（Vincent Ling）返回中国后，在成立于1928年的杭州美术学院教授西方美术史，是伟大的改革者知识分子蔡元培的女婿。

 

　　事实上，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许多中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第一次来到法国学习其文化和西方的艺术手法。徐悲鸿，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创始人，在巴黎美术学院师从弗朗索瓦·佛拉芒、弗尔南·科尔蒙（Fernand Cormon）和阿尔伯特·贝斯纳德（Albert Besnard），并在帕斯卡·阿道夫·让·达仰·布弗莱（Pascal·Adolph·Jean Dagnan·Bouveret）画室里学习。林风眠，杭州美术学院的奠基人之一，去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ENSBA）向弗尔南·科尔蒙（Fernand Cormon）学习之前，在第戎师从雕塑家于贝尔·扬西斯（Hubert Yencesse）的父亲奥维德·扬西斯（Ovide Yencesse）。这些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的作品已在去年中华艺术宫举行的奥赛博物馆专场中展出过，主题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

 

　　后期影响了其他中国艺术家或为他们所欣赏的法国画家和雕塑家的部分作品是首次在上海展出。这些作品是上世纪30年代美术馆藏品中的卓越代表，是这段前所未有的历史的见证：让·杜巴斯（Jean Dupas）和让·苏弗尔皮（Jean Souverbie）的作品，他们是画家吴冠中1947年和1948年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ENSBA）的老师；雕塑家亨利·布夏（Henri Bouchard），是雕塑家滑田友（Hua Tianyou）的老师。因为徐悲鸿的提携和帮助，滑田友于1933年来到巴黎并且待了长达十四年，师从夏尔·德斯比欧（Charles Despiau）。1936年他的铜奖作品《沉思》被里昂大学收购，从而获得了一定的认可；1941年的沙龙展览上，他凭借名为《出浴》的女人半身像，再次斩获银牌。艺术家如德斯比欧（Despiau）、布代尔（Bourdelle）、约瑟夫·伯纳德（Joseph Bernard）、让尼尔（Janniot）、韦里克（Wlérick）、马约尔（Maillol）、扬西斯（Yencesse）、纪蒙（Gimond）、马斐（Malfray）深受中国雕塑家的仰慕，如刘开渠等人。在1928年至1934年间，刘开渠赴巴黎学习，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ENSBA）的让·布歇（Jean Boucher）画室期间，他与保罗·贝尔蒙多（Paul Belmondo）是同窗。

 

　　此外，一些中国艺术家在巴黎学习居住期间崭露头角，比如林风眠参加了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国际博览会，这也是两次大战之间中法艺术接触和交流的珍贵见证。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