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桂林
“沈桂林”可能是最近一个月以来艺术界最“响亮”的名字，许多人都能说出他之所以名号响亮的缘由：画廊、拍卖、会所一体化；借款10亿元、潜逃、被捕……沈桂林在当初表面风光的背后，是用奢华伪饰着“艺术成功”，以艺术的名义给自己套上诸多光环，然后以此为掩护为砝码，不断增加借款的渠道，最后，资金链断，债主报案，于是，东窗事发。
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高达10亿元的诈骗数额表明这是艺术界近年来涉案数字最庞大的一个“局”且难以追回。媒体援引沈桂林身边人的话说，他在2011年的时候，运作还比较正常，买画、卖画、搞会所、做拍卖、付利息，没有一丝可疑之处。这表明，很可能在那时候，沈桂林还没想过走上“恶意诈骗”的路。
但问题在于即使沈桂林的确是2011年之后才动了诈骗的心思，那也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艺术买卖并没有像吹嘘中的那么好做；其二，高大上的艺术在一些人的高举高打下，确实会蒙蔽许多人的判断力。由这两点还能推论出一个结果：当有人以艺术的名义高调行事时，背后极有可能存在着陷阱。如果沈桂林在开“美丽道”、开“泰达拍卖”之际就已经预想将诈骗进行到底，那就更说明他懂得：在艺术市场上，越是行走极端剑走偏锋，就越是要高举高打，越能让人不敢怀疑。
艺术因为价值的难以理性化、数字化，在中国这个尚未有健全市场监管和规范运作的大环境里，很容易被包装成为各种洗钱或讹诈的标的物。曾梵志作品卖一个亿和毕加索的作品卖一个亿，都能找出理由证明艺术价值“亿元”是正常而有道理的。可是幕后的操盘手知道，钱是一样的钱，指向的东西却各有不同。然而这又怎样？要的是名义，不是真正的艺术。局，是重要的，钱，是重要的，艺术，只是在这场游戏里的一块显得比较高大上的遮羞布。
所以在沈桂林之前，有民生系的何炬星，有农行的王耀辉，他们因做局事泄落马在2012年，彼时正是沈桂林恶意诈骗的开始阶段（如果媒体所引沈桂林身边之人陈述属实）。只不过，何炬星、王耀辉还假借着“信托”的名义做局，而沈桂林，则是彻底连金融、连融资产品都完全省略，更显得草莽和江湖。
好玩就好玩在，三个月前，沈桂林的“金身”未破之时，上海美丽道闪亮登场，高调亮相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而沈桂林在艺术经营上的“画廊连锁”战略和画廊、会所、拍卖一条龙策略也差点就被人捧为经典的成功策略。倘若他走的道并无差错，那么，这真是可以成为艺术经营的美谈。但细想之下，又不免让人心生寒意：为什么在每个光环出现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发出理性而健康的怀疑之声？而在出事之后，又几乎所有人齐刷刷地倒戈相向？这背后指挥着声音变幻的无形之手，是不是跟“利益”有关？在艺术上，正常而必须该有的“怀疑精神”，为何又突然集体消失了？
也许这正是当今艺术界最悲哀的地方。多年来艺术也穷怕了穷疯了，一旦有了暴发户发迹的苗子，艺术市场就立刻变得“只有市场没有艺术”，艺术家、批评家也都集体为市场为利益站台背书，独立思考的怀疑精神完败在人民币美元之下，于是，给沈桂林们留下了巨大的空子。
在今天谈独立的怀疑精神，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王耀辉当年的《砥柱铭》拍出4亿多元尚有人提出质疑，何炬星当年的艺术基金也因动用某大型美术馆站台而招致批评，但在今天，艺术市场上已再没有类似的“不和谐”之声。不再有强大的声音对类似做法提出质疑，假拍做价、美术馆参与艺术基金运作等等都似乎变成了艺术市场要想做大做强的常规打法，不作价、不利用公益性艺术机构参与市场运作，反倒成为了“傻帽”和“稀罕事”，甚至都会被认为“不懂做事”。这种种不健康的风气，归根之源头可以与体制、与人性、与监管挂钩，而在实效的推动上，这些已经落马和走偏的尚未浮出水面的大佬们，实在是“功不可没”。在本质上，这些大佬们是生意人不是艺术推手，更准确点说是“不守规矩”的生意人。为什么不守规矩的生意人可以在艺术界叱咤一时？艺术界本该有的怀疑精神和独立倾向之缺失，是很重要的漏洞，艺术界有必要对此反思。
艺术市场上走偏的大佬，远不止这些，更多没有浮出水面的，还在各自地盘上兴风作浪。此种景象有时候也颇令人感到纠结：从个体上说，兴风作浪的大佬也搅动了艺术市场的各种可能性，使它们得以成为一个个或成或败的案例，与艺术创作一起共同构成艺术史；而在宽泛的市场建设概念上，他们又在不断破坏着良性游戏规则——虽然事发之前的表面都很良性。但不管怎么说，艺术市场的构建，必须得以庞大的艺术消费群体作为基石，而后再产生相对少量的艺术投资群体，是亘古不变的原理。走偏了的大佬们推动着的，是以“投资”作为主要目的的群体，使得艺术品参与群体变得头重脚轻，这个遗毒，目前正在流传，还将继续流传下去。
艺术消费群体之所以要庞大，重要性不言而喻：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艺术品产生，这些作品如果不是被艺术家或其他人销毁、破坏，那就得进入千家万户，艺术消费群体正是这些艺术品的终端，使这些作品不再出手或只有少量出手，最终能把每年的艺术品消化掉。正如商品交换中的零售业和投资业，参与零售消费的群体一定远远大于参与投资的群体，这个游戏才能玩下去，即便中国的股民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但他们同时也是消费者。走偏艺术市场大佬们的毒害，除了对直接受害者构成经济上的损失，更主要的是在他们不断动用着利益武器和话语权武器，鼓吹“投资升值”的神话，屏蔽“艺术消费”的萌芽发展，使得许多界外人士误解成“艺术可以迅速发家致富成土豪”，殊不知，在这些谎言的背后，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真相。
中国目前的艺术市场通常有个法则是：只要能卖掉的，都是对的；只要买得起的，也都是能承受的。这本来没什么错，买卖均自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中国人的“聪明”往往是在，用一个正确的普遍真理，来粉饰过程中刻意制造的猫腻。在过程透明或者并没有猫腻的前提下，愿卖愿买是真实意愿的体现，无可厚非。而在很多时候，“猫腻”才是目的本身。
平心而论，艺术市场中如果没有一些混浊的浮游物，那也不健康，水至清则无鱼。事物的格局和最后能否能将结果“圆”起来，是衡量是否走偏的重要判断标准。何炬星们当年的做法，放在现在、或者再过几年，它也许正是值得借鉴的。所谓做局需倚仗“时”和“势”，正是表明在某些状况下浮游物不能超过清水一定比例。如果操之过急为时过早而又高举高打，势必会引起杂物的泛滥。沈桂林如果也能将作品售卖成功将借债补上，亦不失为“开头很好中途危险结局不错”的传奇故事，但遗憾在，或因为时势未能把握好、或因为结果未能良性化，最终成为了反面案例。
除了个体案例外，我们还能联想到前两年曾经风靡一时的“文交所拆分艺术品交易”模式，作为标的物，艺术品自然可以整体售卖或拆分售卖，跟常规的商品并无二致。方式本身没有对错，只是在那方式之后，该模式并非真正想要健康地创造新型交易模式，而只是利用“新型噱头”忽悠对艺术品抱有一定兴趣的爱好者，到最后无法收场让投资者损失巨大，这种黑洞式的“局”在当今是艺术市场的大敌，也是所有专注于艺术市场、并想通过正当手段从艺术市场中牟利者所要警惕的。
（作者系美术馆从业人员）
（实习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