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30年，前半程是“理想主义的样板”：高名潞主持黄山会议、艺术家们搞达达主义、肖鲁在中国美术馆开枪。艺术家们从“文革”绘画、苏联绘画的时代中醒悟，画《西藏组画》、《春风已经苏醒》等。美术和诗歌，充当了时代变革前沿的发令枪。
后半程，艺术家桥归桥、路归路，各奔前程：能出国的出国，不能出国的聚居——圆明园、东村乃至后来的宋庄、798以及8大美术院校的周边。与此同时，艺术分化也逐渐开始：学术、商业，也有人在寻找学术和商业的平衡点。
这是媒体人胡赳赳在他的新书《空，欢喜：扯一扯当代艺术》中对当代艺术的概括。他将当代艺术的后半程定义为“消费主义的狂欢”。他说，中国当代艺术有力佐证了当代中国（一个大时代）的变革。
1月5日，在中央美术学院，15位参加《一九七八》展览的画家无疑是这场变革的见证人。
一九七八：一次美学机遇
在《“一九七八”中央美术学院恢复高考第一届油画班同学毕业三十年展》展览中，“恢复高考”、“第一届学生”、“三十年展”，这些关键词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群吸引到美术馆中。
展厅里几张放大的黑白照片将参观的人群拉回到那个年代。照片中的年轻人都穿着4个口袋的中山装，摆出为了显得自然而特意避开镜头的造型，单纯而快乐。他们中杨飞云、曹力、朝戈、马路等都已经是当今油画界重量级人物，但那时的他们还为了能够进入最高学府的油画系而兴奋不已。
1978年，中央美术学院复校，并开始招生。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在全国设4个考场，油画系计划招8名学生，因考生太多扩大到20名。10年没有招生，积压在民间、热爱画画的青年都跃跃欲试。
在此之前，他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的是街道工厂的工人、有的是草原的插队知青、有的是宣传部门的美术干事。最大的和最小的学生年龄也相差9岁之多，虽然社会阅历丰富，经历也各不相同，但是对画画的执著却一样。
“和现在的青年不一样，现在的学生要就业，或者文化课不好才选择艺术。我们那时候物质生活贫瘠，对艺术的追求很纯粹，都是很执著的艺术爱好者。”朝戈说。当时在内蒙古草原插队当知青的他，现在已经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了。
在中学的时候，朝戈就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组，平时也画画宣传画，现在他还记得周恩来总理去世时，他为总理画的遗像，“当时还挺有影响的”。“文革”期间，因为宣传的需要，画画并不像学术研究那样受到限制，写美术字、出版报，画漫画、搞宣传专栏或者是画毛主席像、画工农兵，那时候的美术看起来热火朝天。
在草原做了一年的牧业工作后，朝戈因为会画画成为了当地的民办教师，教美术，也教音乐和数学，那些孩子既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模特。为了画大幅的画，朝戈将画纸用图钉钉在墙上，因为学校的墙都是沙墙，每画二十多分钟，就得重新钉一次，但他把这当作难得的人生体验。
彼时，他的同学，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的杨飞云，已经在包头市铁路局宣传部门做了多年的美术干事。
杨飞云很小就喜欢画画，四五岁左右就开始“乱画”。因为杨飞云的父亲是学校的美术老师，小时候杨飞云玩耍，父亲就在旁边画速写。虽然他从小就耳濡目染，但直到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他才开始受到正规的美术教育。
“文革”结束后，朝戈们的人生才迎来机会。也许正是因为如此，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帮从“一九七八”走出来的学生仍旧坚持着最初的梦想，虽然散落在世界各地，却没有一个人改行。
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对于这些人是一次人生的转折，而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史同样也是一次变革。
美学往事：“红光亮”美学
相比其他从小就热爱画画的同学，出生在艺术世家的马路走上艺术之路却晚了很多。
1975年马路高中毕业，1976年成为一个街道工厂学徒工。由于字写得好，常被委予写写画画的宣传任务，这比他在车间里的“三班倒”有意思多了。由于家里供不起他继续钻研半导体，于是马路干脆开始学画画。但1953年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绘画系的父亲马常利却不赞同马路子承父业，他担心马路一不小心就画成“黑画”。
后来因中央美院附属中学创办人丁井文老先生对马路的肯定，马常利妥协了。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马常利的担心不无道理。马路还记得在“文革”期间，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黄永玉因为随手画了猫头鹰而受到公开的批判和讨伐。
黄永玉在老朋友、画家许麟庐的家中，应邀随手画了一幅猫头鹰。黄永玉所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说是根据猫头鹰的习性而画。但这幅画成了黄永玉“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证”。这幅画在1974年2月15日，一场批“黑画”的展览中首当其冲。
那时候的文艺方针是“红光亮”，绘画中的正面人物红光满面，甚至连阴影都不许用冷色调刻画；画面效果逼真细致，光溜溜的，几乎没有笔触；作品阳光灿烂、色彩鲜亮，这是当时流行艺术画风的特色。
艺术家王强说：“艺术家只能根据‘红光亮’的原则寻找自己的艺术之路，寻找技法，艺术慢慢向政治靠拢。”在延安时期或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艺术主要受古典主义和民间艺术的影响，写实与民间风格相结合。
但到了“文革”时期，美术作品已经看不到太多民间美术的影响。“红光亮”，成为大众的审美趣味，画面上并不会出现传统民间艺术的形象或纹饰。无论油画、版画、国画、年画，均需遵循整齐划一的要求，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花鸟鱼虫、山水风景的陈旧题材作品，也已经从画作中清除了出去。
随着“文革”的结束，艺术领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文革”美术告终，美术之“道”也开始以更加丰富多元的样式出现。革命主题、工农兵形象、主旋律创作，在78级同学的所有作品中基本消失了。
美学崛起：在美学灿烂的日子里
中央美术学院的复校对于这些画画的青年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而对于一批老先生来说，10年以后能重新站上讲台，也是格外珍惜。
朝戈不无骄傲地说，当时美院还在王府井帅府园，那时候全校的学生只有200多人，而在编的老师也这么多。走在校园里，他们常常感觉先生比学生还多，许多老先生都还在，一抬头会看到叶浅予，再抬头还有吴作人、罗工柳、艾中信、冯法祀……现在被称为美院老院长的靳尚谊也都算是晚辈。
在“一九七八”画展的开幕式上，曾经为这些学生上过课的钟涵老教授把复校形容成一件痛快的事情，他们停笔多年后，终于可以和学生们一起学习了。而这些学生也从画红卫兵、画正面英雄的宣传画中解脱了出来。
吴冠中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文革”期间，他因研究形式美被扣上丑化工农兵形象的罪名，现在他又重新对杨飞云、朝戈等这批美院的新生大讲形式美。在以前，形式要和内容符合，要为政治服务。吴冠中针对这个思潮，大讲形式美，说艺术家不搞形式是不务正业。
相比吴冠中的大胆，一部分经过“文革”的教师还是比较谨慎。马路在山东海岛的一张写生画，因为真实地描绘了台风前夕，天气阴沉、风大浪高而渔民只捕捉到寥寥几条鱼的画面而被否定，对于是否完全抛弃“红光亮”，老师们也拿不准。但等马路到了三四年级时，这些教师的想法也开始慢慢的发生了改变。此时的绘画开始讲求创新，追求个性和装饰性。
给予他们启蒙的是国外的绘画。78级的几位画家都提及了当年的美院图书馆。最让他们兴奋的是图书馆里可以看到同期在美国、法国等国家发行的美术杂志。朝戈他们回忆说，每天晚上，图书馆都挤满了如饥似渴的学生，看画册前要洗手，关门时轰也轰不走。美院的学生在享受着世界艺术带来的震惊和启发。
中央美术学院之外，当代艺术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从1980年的“星星画展”开始，到“85美术新潮”，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艺术理论的涌入以及谢幕式的“89现代艺术大展”，艺术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无疑是中国现代化思潮的一支先遣队。
然而批评家黄专却表示，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有很多遗产，第一笔遗产是政治批判意识，第二笔遗产是文化启蒙主义，第三笔遗产是艺术独立探索精神。现在，这三笔遗产都退到了角落，比如，文化启蒙主义被文化消费主义代替，艺术上的独立探索则被伪国际化，即所谓的国际风格所代替。
“现在缺乏的是自觉的人文精神，比如艺术家没有价值感和方向感，市场与艺术完全等同，创作完全模仿西方，失去了独特性。”黄专批评道。
新世纪：从美学到财富
从2005年年底开始，国内当代艺术品市场行情开始升温。2006年3月，在纽约苏富比春拍中张晓刚的《同志120号》以97.92万美元吹响了中国当代艺术上涨的号角。之后，刘小东的《三峡新移民》在北京保利秋拍也以2200万元创造了当时当代艺术品的天价。
市场意识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认识当代艺术的一个角度。几年之间，中国的当代艺术既经历了价格的过山车之旅，也更深地卷入到画廊、拍卖行、展览、艺术品经纪人等构成的全球交易链中。胡赳赳表示，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活跃的当代艺术事发地，每到周末，大概有几百个展览在北京同时举行，全球各地都有爱好者和藏家赶来挑选画作、联络展览、购买作品。
然而在这一片欣欣向荣之后，艺术家和这样一套艺术运作体系的关联度并不是那么密切。“刚开始你觉得自己很成功，那么多人喜欢你的画，后来全是生意，你一下子觉得很无聊，觉得画家其实就是一个股票而已。因为你现在比较好，所以大家都捧你。不想要的时候就把你抛掉。”张晓刚说。他曾一再表示，他反感“市场运作”这样的说法。
艺术品在有的时候，代表实力和信心，有的时候，代表收藏者的爱；当然，还有的时候，它只是一只股票。进入市场的艺术品更多的变成了投资者之间的角逐。“艺术北京”博览会掌门人董梦阳就曾表明，即便是保守估量，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中也有80%是单纯的出资者“咱们没有好的艺术根底，认识不到文化艺术品首要的功用是审美”。
对于艺术市场中的各项制度相对完备的西方而言，一个艺术家的成长路径大体是这样的：最早在工作室中创作，慢慢开始进入小画廊，从群展到个展，发展好的进入中等规模继而更大的画廊，一些作品可能被策展人看重，参加一些国际大展，最终能够被博物馆收藏。
而在张晓刚看来中国完全是反着来的，“最初在那儿瞎画，不知道市场在哪儿。接下来好多展览来了，忙也忙不过来，慢慢回到画廊，这才进入市场。艺术家都盯着价格，变得非常现实”。
不同于黄专等人的担忧，胡赳赳对艺术品商业化保持着一种认可的态度，“必须要让艺术家和作品有一种商业的功能，也即是炫耀和奢侈的功能，自古至今，艺术品都具有这种功能。当这种功能放大时，艺术家和作品就都变得成立了”。他相信，最后只有那些抓住机遇、坚持不懈、真正热爱艺术的人会留下来，更多人只是扮演了“打酱油”的角色。
书评人柯勇在《空，欢喜》一书中评论道，和当代艺术脱节的还有普通观众。当代艺术在大众眼中晦涩难懂，价格成了大多数人读懂它的唯一参考系，观众如催眠者一般相信了眼前作品的价值，忘掉了审美。艺术家负责创作，艺术商人负责贴上标签，艺术评论人为艺术服务，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而这些第一批进入美院的学生如今也已成为艺术市场炙手可热的艺术家。早已远赴美国的王沂东千万级作品多次出现在拍卖场上。杨飞云早期代表作《静物前的姑娘》曾在2012年北京保利春拍中，以破纪录的3450万元成交……
30多年来，社会思潮以及人们的美学观念、当代艺术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些美院的第一届学生则经历了30年前纯粹的美学追求和当下当代艺术的金钱涌动，而他们也从美学的高峰走向了财富的顶端。“一九七八”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命运的转变，还是他们能回归艺术本身的参照谱系。
（实习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