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热带来赝品潮

　　作家马伯庸的一篇博文《少年ma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揭发了这所博物馆的藏品，比如里面有颠覆中国瓷器史的唐五彩人物纹筒瓶、“雍正年制”的金陵十二钗大缸等。后者涉及金陵十二钗，雍正时期曹雪芹还没开始构思《红楼梦》呢，何谈“雍正年制”？

　　展示文物或艺术品是博物馆主要功能之一，如果没有优秀的艺术品，很难谈博物馆的文化价值。对于民间博物馆来说，展示文物，自然会涉及到真赝问题。历代都有文物的真赝问题，可是，却以当下的赝品最为普遍和最为泛滥—过去大部分是家族收藏，喜爱它才研究它，流传有序，但现在全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民收藏运动，和全民买股票一样，以经济利益为主，其不纯的收藏动机完全动摇了收藏原本应该具有的文化品性，也就带来了赝品的泛滥成灾。制假的产业化甚至颠覆了原本就脆弱的鉴定体系。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各个部门都可以办画院，各个电视台都可以做鉴宝节目，而与之相应的也冒出了很多包治百病的鉴定家。其实，经历了20世纪的战乱以及“文革”的“破四旧”，哪有那么多的宝可鉴，哪有那么多的专家给你去鉴宝？冀宝斋是由一个作家来揭开它的面貌，而不是由专家来揭露它的真相，本来就很荒诞。

　　像光着膀子打台球的汉子

　　如今，不少人把冀宝斋当作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话，作为博物馆从业者，我更希望大家能以此为鉴，思考民间博物馆乃至国家博物馆的职能。

　　近年来，民间博物馆空前涌现。有媒体报道，截至2012年，在中国现有注册的3000多个博物馆中，民间博物馆占到10％以上。加上尚未注册的私人博物馆及收藏室，中国民间博物馆的数量可达千家。我举个不恰当的比喻，民间博物馆的大量出现，就像农村经常看到的马路旁、灯底下趿个拖鞋光着膀子打台球的那些汉子，你万万想不到台球是西方上层社会的一种运动，到了中国以后本土化，不仅是土豪化了，而且基层化了、大众化了。凡在西方社会中的原本高雅事物传到中国以后，都有可能被颠覆和消解，成为大众的文化运动。民间博物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消解精英文化的大众化。博物馆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

　　民间博物馆之所以泛滥，有以下原因：一是，当民间藏家收藏的藏品累积到一定程度，他们希望展示收藏的成果，盖起了博物馆。先不说藏品的真伪，就博物馆最基本的展示问题，这些博物馆通常只是将藏品陈列给公众观看，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展览理念。其次与国家推行的政策有关。国家大力提倡推动文化建设，相继推出了一些措施来鼓励民间博物馆、美术馆的建设，包括各地政府拿出资金来建立属于自己的省市级博物馆、美术馆。

　　这存在叶公好龙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城市建造了很大的博物馆，他并不知道博物馆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这是政绩；或这一任上把原来的博物馆扩大数倍，而与之相关的藏品等其它方面并没有改观，收藏、展览、公共教育等方面依然缺少经费支撑。这种政绩工程观导致改扩建工程，博物馆、美术馆越造越大，空间大而无当，对城市和公众没法产生影响和积极的作用。

　　人大立法解决问题

　　当然，民间博物馆也有自己的长处。譬如它不向国家要钱，自己解决藏品来源，弥补了国家在建立博物馆中的资金和藏品的不足。再如，出现油灯博物馆、钱币博物馆、玉器博物馆，这些小类别专题难以被国家博物馆关注，恰恰是民间藏家安身立命的地方。又如，民间博物馆属于私人性质，在管理上相对灵活，收藏艺术品时不需要向政府审批资金，比如最近收藏界火热的话题是《功甫帖》，先不说它的真伪性，藏家刘益谦通过拍卖行，为旗下的龙美术馆购买《功甫帖》。国营博物馆，当收藏动用专项资金时，需要审批手续，有可能因审批时间较长而失去购买的机会。但民间博物馆想走得更远，需要对自身进行改善。

　　一座城市，可以有数十座博物馆、美术馆，但数量并不是主要的考量指标，重要的是这个馆在这座城市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光是徒有建筑，还要有值得骄傲的藏品、展览、活动等。从西方发达国家孩子的成长经历来看，博物馆伴随他们终身的学习，但中国现行的是应试教育，不少城市的居民没去过他们所在城市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缺少对博物馆文化的依赖性。

　　（本文由口述：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链接：

　　2013年7月，作家马伯庸发表《少年Ma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的博文，披露河北冀宝斋博物馆的“雷人”藏品。

　　冀宝斋陷入“山寨藏品”争议。

　　各地媒体争相采访冀宝斋。博物馆馆长是村党支部书记王宗泉，他多年来收购4万余件“古董”，总投资数千万元，每件平均价格百来元。

　　7月14日，河北省文物局撤销冀宝斋博物馆的民营非企业单位注册登记证。

　　10月28日凌晨，王宗泉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68岁。

　　（实习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