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好长时间挥之不去：自林风眠、徐悲鸿等少数人幸运地成为美术教育家之后，我们再有无真正的美术教育家？
在赵无极自己回忆和别人对赵先生纪念的文字中，他的老师、老校长林风眠的美术教育家形象跃然纸上，这个形象同样历经时间而越来越跃然于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就国内的情况考察，学生辈赵无极在有开创性功绩的老校长面前，仅被封有“荣誉教授”虚衔的他实在难称得上是教育家。那么，仅仅在国内拥有个把月讲习班教学经历的赵无极、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此生只有讲习班27个学生的赵无极，何以会像个美术教育家一样被纪念？
也是因为幸运，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教育新气象初显，但美术教育界还是“苏派八股”一统天下，教条积压难突。一位来自巴黎、以华人身份获得成功的人，其实已经不只是一般的“教师”身份含义。从讲习班学员的回忆里能够感知得到，集体思维惯性、真善美审美定势、客观再现对象创作模式中的人，突然有机会聆听尊重个性、灵性、感觉、真诚的教导，被唤醒要培养自主创造意识、自由创作欲望，被告知对象提供的只是抒发胸臆的启示、表现情感的依据、组成自己画面的借题，允许起用包括抽象在内的观看方式，等等，这些都是全新的受教感受。
现在回头看来，这些又都是基本的艺术教育常识和美术教育工作者的起码素质；实在是时代错位造就的幸运，如此幸运反衬的是中国错过现代美术教育时代机遇的不幸。据当时主持浙江美院行政工作的肖峰院长回忆，该讲习班也要专门“打报告，筹备了一年”才得以开办。在那个时代中，赵无极随时有不幸失去成为27个学员心目中的“名师”机会的可能——比如假设时间再前移几年的话。林风眠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失去从教机会的。
要说外来训练班影响之巨，非建国后不久中央美院开办的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莫属。客观讲，作为百花齐放教育模式的一种，苏派教学自有其存在理由（前苏联本来就是一个盛产教育家的国家）。不妨把玩一下这样一种意味：在赵无极的讲习班几年之后，另一个影响较大的学习班，是同样来自法国的画家克劳德·伊维尔在鲁迅美院开办的油画技法研究班，其教学完全有别于赵无极，是传授具体的油画古典技法、超写实技法，启发了很多现在有影响的写实名家。这些外来教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衬托出我们的美术教育机制不能产生有个性、有特色的工作室和导师的巨大空白，这个空白是不是正好一直被神奇延续着的苏派教育及操持此模式、风格的教员填补着呢？
多年前，我读到过教育家刘道玉自提自答“为什么不能产生着名教育家”问题的文章，他总共给出三个理由，其中两个是：第一，“‘大一统’僵化的教育制度破坏了教育家生长的土壤，所谓的‘大一统’教育制度，就是教育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教育主管部门来决定和管辖”；第二，“教育主管部门控制着教育家的批准权，剥夺了教育家自由成长的权利”。有研究认为，中国出现教育家最多的时期，一般多是社会激荡，比如春秋、民国时期。但建国后社会也不太平，为什么少有大教育家？可见，环境宽松、民间社会活力这些因素何其重要。
全国的美术学院，本就是地位“中央”的美术学院教育形态在“华南”、“华东”、“华北”等的布局化发展，而在全搬苏派教育模式的政治形势之下，留苏学员、苏式短训班学员、苏派风格学员成为各大美术学院院长、主力便是常态。要害处在于，此经多年发展，成为了美术学院牢固的“教育传统”并现在仍然严重受制于此。比方说，大如教育拨款、院长选任、科研申领、艺考制式，小到全国上下各大美院模仿中央美院开设基础部及按着中央美院基础部的风格、标准、规范千篇一律“制造”学生，无不是这样的美术教育模式和威力的影响和延续、扩散。比方，按理说，美术学院院长是最有机会发展成为职业美术教育家的，而以上传统和形势之下，很多美术学院院长不得不更像是反证着刘道玉先生所说的：“作为教育家，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或理念)，有代表自己理念的教育论着，或者有通过教育改革实践总结出来有价值的经验，或者按照自己的实验方案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如果院长都极少可能是真正的教育家，是艺术家的业余“挂职”，在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建立、没有教授治校、院长职业化程度不足的现状之下，“行政领导”们权力独大——“均质化”的院、系、工作室，有没有可能、鼓不鼓励甚至允不允许在教学第一线自由涌现真正的美术教育家呢？
美术学院院长群体，恰是一个观察中国美术教育家成色的缩影。现实中的美术院长们走向成为教育家的路上，仍需面对多重考验。从客观环境上看需要促成院长职业化转型的生成制度，这个我们暂且没有，即使近年零星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改革聘任制度或新立大学章程等实验，但美术学院这类本就是的“麻雀学校”更只甘当阳光照不到的死角、配角。从个人条件上看：艺术名家不见得就熟知教育背景、深研教育理论、独怀教育理念、自善教育者情操及至坚推教育改革实践。更奇特的是，院长们竟然多都“不放下创作”，个人艺术成绩、项目（科研的、社会工程的）甚超职前，誉利俱进。若干年后，院长们被人们不当成教育家而遗忘，不得不说这是时间淘汰的公平，当他们向那些“势利”妥协或同流牵手之时，天已注定——他们的妥协连林风眠、徐悲鸿等因时代的悲情遭遇而博得的一丝同情都没有。这样说是一种客观描述，是成就与现实之间横在每个人面前的选择题，否则，对那些真正开创美术教育新局面、创造教育新产品、启迪教育新理念、敢说敢当敢做、个性鲜明地追求更高的教育文化和人生境界的教育家——比如在同类制度环境下涌现的前苏联教育家们——是不公平的！
转用经济学说法，美术学院发展到眼下已濒临界点：美术教育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需要转为“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那种砸钱建高楼、扩收海量学生等利用政策、资源、人口红利的时期即将结束。据2013年今日中国网和中国艺术人才网联合举办的“中国好教育·2013艺术教育高峰论坛”公布的《2013艺术教育行业分析报告》显示，10年间全国艺术类专业院校净增加1082所，2013年在高考学生数量总体回落至900余万人的情况下，艺术考生人数再次创下新高逼近百万，约占高考学生总数10%。这个情况的反面，存在着教育质量和就业等诸多尖锐问题。展望未来，行政管制松绑，制度优化和人的积极性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此时，行业中对“教育家治校”的呼唤可以泛化视为一种精神需求，是从粗放型向效率型教育、教学转换的要求。能有世界级的、能有符合刘道玉先生所列举的5个条件“一是执着地热爱教育；二是潜心研究教育理论；三是勇于进行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四是能够提出独到的教育理念；五是出版有系统的、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述”的美术教育家诞生更好，但是从实际出发，不非得以名垂青史的高要求开始，改善土壤，容纳更多有勇气、能力、创造力的第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方式，自下而上鼓励基层的、自发的工作热情，激活个体教育工作者这个单元，以此启动教育系统良性运转，慢慢筑造教育基础平台，期待教育家的诞生。
也许更多人会问：怎么办呢？为什么不提出解决方案呢？谁有能耐就亲自来试试看啊？……民国时期蔡元培等掀起“教育独立”讨论思潮，可敬的蔡元培先生1912年2月提出“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1922年3月时隔十年再提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
现在，谁会就这一提问再提一次呢？
（作者系广州美院教师）
（实习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