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与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方力钧

　　一直为体制外艺术家代言的方力钧创作了大批当代艺术作品。

　　一张中国国家画院的聘书，让“野生动物”方力钧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面对网上关于“招安”的滔滔言论，方力钧似乎并不想辩解。不仅面对媒体坦然说出“谢谢‘招安’我吧”，甚至还在受聘当晚22时许，发了一条表明自己在雍和宫的微博，颇有些淡泊与超然的意味。

　　生于1963年的方力钧在“知天命”之年完成了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重大转型。

　　当代艺术被官方接纳

　　国家画院上一次被大规模关注是在两年前，它“敢为天下先”地打破中国此前在文化艺术领域从未有过院士制度的惯例，公布了中国国家画院院士16人名单。如今，着名当代艺术家方力钧的加盟，再次打破这里的清幽。

　　这是一个被描述为“既简朴又隆重”的仪式，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当场宣布：中国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经过两年多时间筹备，经过多方推荐，对方力钧先生的学术水平、人品、人格、组织能力，以及取得的荣誉一致认可并最终选定方力钧为该艺术中心主任。

　　中国国家画院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美术“国家队”。它是文化部直属，集美术创作、研究、教育、收藏、普及和交流于一体的国家公益型事业单位，其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目前中国国家画院下设国画院、书法篆刻院、油画院、版画院、雕塑院、美术研究院、公共艺术院和青年画院，分别由方增先、龙瑞、沈鹏、曾来德、詹建俊、郭润文、黄永玉、广军、钱绍武、邵大箴、袁运甫、杜大恺等着名艺术家担任院长、执行院长、副院长，组成了国内一流的名家领导阵容。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国家画院的研究已经覆盖各个艺术门类，备受争议的当代艺术也成为画院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也由此让当代艺术家有了体制内的跨越。

　　“中国需要属于中国的当代艺术。”杨晓阳在聘任仪式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一批最杰出的当代艺术家不但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取得很大成就，对中国美术的发展起到很大推动和填补空白作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影响，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获得了世界性的荣誉，而方力钧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希望这个聘任仪式能够产生一些思考，即在官办的艺术机构里，切实做到能够正视我们中国美术的现状，能够承认我们当代艺术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中国美术发展进程、画院的建设当中能够认真地正视这个现实、思考这些问题。“今天举办这个仪式，我认为在国家画院的建设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个节点要载入国家画院的史册。”杨晓阳说。

　　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处于在野状态下蓬勃发展，但近几年官方体制也开始慢慢接纳当代艺术。2009年11月，由罗中立任院长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这是首个研究当代艺术的官方机构。2011年，中国当代实验艺术又被中国美协纳入了其大家庭，成立了实验艺术委员会。“当代艺术在体制内外的理解有差距，目前大家对当代艺术的定位、含义以及此后进行怎样的工作都处于探索阶段。”杨晓阳称：“所以我们叫研究中心，就是要研究这个问题。纯粹的体制内外都有优势和弊端，也许当代艺术家在这个中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聘任，而会朝着符合艺术规律发展方向去做。”

　　关于中心即将开展的具体工作、用人机制，杨晓阳说，正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宗旨下研究和落实中，他表示会尊重学科带头人的决定。他希望，当代艺术中心的成立，能使中国国家画院的工作更上一层楼，对中国美术的整体发展、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能够作出新的、更大的发展。他认为，此次聘任将是画院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朱其认为，处于发展中的当代艺术，其创作一直不能得到体制化，而国家画院成立当代艺术中心、将当代艺术作为研究对象，将转变这一现状。不过他同时强调，题材涉及社会政治类的当代艺术恐难在体制内生存，得以生存的或将以形式主义类居多。

　　“围城”内外

　　还是标志性的光头、招风耳以及有些不好意思的微笑。身着深灰色圆领T恤的方力钧一边搓着手指一边完成了他3分钟不到的“就职演说”：“在座各位中有很多是我从小敬仰的前辈、艺术家，很多是我们小时候学画就看他们的作品，有的是很好的朋友，能聚到一起，对我来说是光荣的事，非常激动。我从艺时间不是特别长，大概二三十年，我的学习创作过程中基本经历了中国当代艺术从无到有，从孕育到生长，一直到现在还有着非常顽强的生命力，涌现出很好、很有力量的作品。我觉得艺术家工作的一个最强大的动力就是得到来自不同领域，尤其是自己敬重的前辈、老师的支持、肯定。感谢大家！”

　　出生于传说中“邯郸学步”的学步桥附近的方力钧6岁时第一次拿起画笔，临摹样板戏连环画《红灯记》。先后从河北轻工业学校陶瓷美术专业、中央美院版画系毕业后，“骄傲”的方力钧选择做一名自由艺术家。当时这种以自由名义放弃体制内分配的人，被称为“社会盲流”。

　　1989年，方力钧搬到了圆明园和颐和园之间的一亩园工作室。1990年7月，方力钧和田彬又搬到了福缘门西村。这里就是后来的“圆明园画家村”。

　　体制外“盲流”的生活虽然洒脱却必须忍受物质上的贫困。最穷的时候，方力钧在邻近的北大、清华校园卖过明信片，也和哥们田彬、杨茂源到大连临摹过安格尔的裸女商品画赚钱度日。实在没钱了，去栗宪庭家混饭吃也是不错的办法。

　　回想起当年的“非主流”选择时，方力钧曾说，“那时考上央美很难，毕业后的骄傲是可以想象的，就想先野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后总会有体制、单位接收。实在不行，再走机会主义路线。”这样的选择很快就被验证是正确的。“我脱贫是在1992年。”澳大利亚的“中国新艺术展”让一个澳大利亚人花4500美元买走了方力钧几幅素描。之后，他的画涨到每幅一万美元，他再也没为卖画发过愁。

　　方力钧的作品太符合西方对中国的简单想象，于是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与崔健的摇滚乐、王朔的小说一起，成为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的精神象征。从那开始方力钧成为体制外艺术家的代言，其作品出国参展、被美术馆收藏，西方政客、商人、学者陆续造访工作室……不管他自己怎么想，他的际遇、态度、生活方式、画面中的气息都有某种抗争得胜的意味。与此同时，王广义、岳敏君等一批同质艺术家被集体发掘出来。那时还没有太多批评的声音。在那个庞大的机制面前，他们是“说不”的英雄。

　　2009年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时方力钧便是其中的一员，而此次出任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对其来说则是拥有了更多体制内的头衔。方力钧在受聘仪式上表示：“今天走到国家画院这样一个高端、重要，这么好的平台，有一种压力，我会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更重要的艺术作品。感谢国家画院对我的支持肯定。”方力钧说自己在国家画院的工作是没有薪酬的。“我之后的工作会对当代艺术成果进行整理、梳理，以及学术研究上的跟进。显然这是一个困难的工作，另一方面画院是一个创作机构，我们还要把创作做好。”

　　“没有艺术家是在地洞里创作的，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中，我从小就有‘国家背景’，我刚刚来的路上也看到网上很多质疑，这些质疑就是我工作的动力。”方力钧说。

　　（实习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