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0年开始知道丹托的，因为写他，才对他有些了解，再后来就希望翻译他的一部书。当时对他不甚了解，只是从相关艺术批评书籍中屡屡遇到他的名字，感觉他是一个人物，否则不会被大家反复引用。于是，我开始收集他的材料和著作，在查询和检索他的资料后还真赞叹吃惊：此公乃美国当下最权威、最著名的艺术哲学家、艺术批评家，不仅影响巨大，而且著作等身；不仅从事艺术批评，而且是功成名就的历史哲学家、分析哲学家和美学家。他从事艺术批评只是他哲学生涯后来的事，像他这样从事艺术研究的哲学家、学者比比皆是、大有人在，而我们过去所知道的，也只是那些被介绍给我们的人，而且主要是古典时代的一些重要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从贡布里希到帕诺夫斯基、沃尔夫林，再到贝尔、罗杰·弗莱、赫伯特·里德、科林伍德，稍微近一点的就是格林伯格，而最离我们近的一些在西方影响巨大的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却鲜有闻听。
 
　　非我们不能知矣，而是我们过多地关注于活跃在艺术层面的艺术家，从现代主义开始，我们历来重视的多是艺术家，而对艺术家背后的理论家或批评家鲜为人知，也寡于了解。是这些人不重要、不值得了解吗？不是的。是我们的历史进程决定了我们首先要感兴趣的是那些浮在艺术活动层面的人，而对那些从事了幕后策划、理论鼓动或默默从事艺术研究与批评的人却无暇顾及。歌德说的艺术之树是常青的、而理论总是灰色的用到这里倒挺合适：扎实、严谨的艺术研究与批评总是在强悍的艺术活动与交易面前显得无声无色，够不上新闻热点，也入不了媒介的法眼。
 
　　这只是历史进程的一个方面，当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正像饥饿猛吃的人变得臃肿之后，他需要的恰恰是消停，反思一下自己的胃。艺术也一样，城头变换大王旗、偃旗息鼓之际，需要的也是文化经验知识化理论化的建构和积累。说得严肃一点，就是学术理论的建设，这也是传之后世、功在千秋的事情。没有这一点，虽然有轰轰烈烈的艺术热闹，这边唱来那边唱，但让我们有辨别、有思维、有知识的，是那些严谨、严肃、严格的哲学理论批评工作。波澜诡谲的社会历史需要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给以廓清，同样风云际会的艺术也需要理论的梳理和批评研究的“收官”。没有武器的革命，就没有革命的武器，革命家干革命是这么认为的；艺术没有理论，就没有艺术的常青之树，歌德作为一世的文豪也是这么想的。那么，对于当代艺术呢？我们真的心明眼亮吗？我们真的到了无话可说的境地吗？
 
　　不是的，谁都认为不是的。但谁来诚恳地回答这一切问题呢？而且又能回答的有些道理、有些中肯呢？这就是我遇到丹托之时的想法，也是当代中国艺术蓬勃兴隆带给人们的想法。而今天，中国的当下艺术更是号令天下，一时商贾藏家云集，投资包装上下其手。中国的艺术理论研究与批评本来就不够强大和深入，在风云变幻的艺术市场面前也多少退守失据，乱了一些方寸，不能从容不迫地、有距离地、而不仅仅是近距离地观察艺术、研究艺术、批评艺术，相反有些人是赤膊上阵、打骂斗殴，爱之者高呼当代艺术万岁万万岁，恨之者咬牙切齿、恨不得把当代艺术打入到十八层地狱里。这些都是意气用事，于严肃的艺术研究无关、与清醒的艺术批评无缘。艺术可以千姿百态，看待艺术的心态也要心胸博大，能容天下能容之艺术。但艺术研究或批评要论之有根据，说得有道理。国内相当多的学者也是在亟亟于此道。
 
　　那么，海外世界的同行呢？我遇到丹托后这些问题都因他而有所回答，他不是艺术批评的所有，但他开启了当代艺术批评的理论建树。读者尽可以不必同意他所说的，但你不得承认他的论述持之有据、议论恳切合于逻辑，从艺术的当代走向艺术的历史中，信手拈来都是当代艺术凭借的依据、存在的理由、合法的基础。如果没有历史的思维，就没有丹托的艺术终结的论说；如果没有艺术哲学的维度，就没有当代艺术的多元化可行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丹托背后的深厚历史知识和哲学文脉的依托，丹托就无从说起，对于当代的种种艺术也就无由发“镖”。
 
　　所以，当时阅读丹托的这部《艺术的终结之后》，深深感叹作者的娓娓道来，三言两语勾勒出了当代艺术的文脉和原委，不时品评指点，既不喜形于色，也不愤慨迁怒。分析哲学家的理性和条理，在丹托身上尽显无遗；而作为艺术批评家的感性，丹托又敏锐于艺术的些微变化和内在变革。如果没有这样的哲学审慎和感性的敏锐，丹托何当以提出艺术终结的命题？论述非为一时灵感，这是哲学家丹托集一生学养而练就的思维功夫。丹托生于1924年，事分析哲学有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职位上光荣退休；1964年发表《艺术世界》一文时正风华正茂，但不被时人所识，要等到二十年后才大名传播于美国的海内外。到了1980年代，他虽然年高处在被雅称“先生”之际，但雄心不已，既发表《艺术的终结》宏论，又接受《国家》周刊杂志的礼聘担纲艺术批评专栏作家，奔走于纽约大小艺术展览之间、会晤于大小名头艺术家之中，一周一篇艺术批评专文，迄今不断，丹托因其精力旺盛、志趣久远而成为担任这一艺术批评专栏最长的作家，恐怕未来也不会有出其右者。
 
　　有此故，丹托一篇篇醍醐灌顶的艺术研究批评佳作就问世了。经年累积，丹托汇集成册的批评文集已有十多本，他的主要论点成为国际学界反复引述、引用的对象，他的著作也成为阅读率极高的作品。到1997年，他把在美国国家美术馆做的梅伦系列讲座整理为《艺术的终结之后》一书出版，这部书在国际艺术批评界、艺术理论界广为传阅，一时洛阳纸贵，几年间迅速有德文版、法文版、韩文版、日文版、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等等十几种语言出版，成为当代一部经典的艺术理论批评著作，我国台湾在2004年出版了繁体版。
 
　　丹托说了什么、有什么结论不重要，关键是他是怎么说的，这是我们建设艺术批评话语的根据，也是我们不断进行国际艺术对话的前提。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并不是一味地只有策展和活动，也同样有国际间的艺术批评对话，这后者更重要，更有助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艺术观念冲突的强烈莫过于今天的时代，已经有许多批评家、理论家对此列出了阵营和界限，力求艺术的井水不犯艺术的河水。艺术都是叫做艺术的东西，却已然不是一样的艺术。人们面对眼前的各式招数的艺术能不疑惑吗？一百年前出现达达前卫艺术时，人们疑惑过；今天，面对千姿百态的当代艺术，人们却更加疑惑，而不是因为有了一百年的历史发展而更加清楚。这是何以故？丹托根据美国艺术的发展放在整个西方艺术的大背景历史中说出了他的艺术终结论看法，这只是他的一得之见，批驳他的大有人在，也都信誓旦旦、言之凿凿，同样的，关于艺术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变的，彼此观点也很对立，实际上这样论证辨析非常好，有助于多角度、多方法、多理论地去看待丹托、去看艺术的历史和艺术的当代。理论的“忽悠”可能比艺术创作的“忽悠”更加忽悠万倍。正因为这样，我们也愿意读一下丹托，看看他是怎样“忽悠”当代艺术的。

　　（实习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