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葆元1986年的作品《部长与我》

夏葆元1980年的作品《清贫》

　　我深知我们这代人的不足。在我求学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价值的文脉被一刀切断，在启蒙我的教师当中，不乏中西文化的传薪人如：俞云阶、张充仁、周碧初、孟光、涂克、颜文 、吴大羽、唐云、程十发及郑慕康等诸位先生，授业解惑均颇具古人之风。也许前苏联运来的杂志“艺术家”是当年另一项重要的视觉教材，打开一股奇特的油墨味。如今想到它就想起当年，里面的彩印似是而非，却是我们汲取营养的少数刊物之一，上海福州路外文书店有售，柒毛柒分一本，为此艺术学子不惜用去每月零花钱的大半；另一本杂志叫“星火”，小说类的，内有宾基塞维奇的插图，此为当年一个重要的黑白画样式，等同于现今的“符号”解，在上世纪60年代的最初几年前苏联与我们政见有异，不久我们的偶像就被推倒了，当年教育跟着政治走，政治跟着时事走。

　　上世纪60年代这个标志性时刻，在“教育战线里”，“苏联”乃是一个死而不僵举足轻重和时髦的名词，其时髦程度与现今的“政治波普”、“观念装置行为”等等艺术不相上下。有一次我说漏了嘴，把“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分开来讲，一位企业界人士立刻郑重地纠正我说是“现当代艺术”，他说得很溜，显然在企业界人士的会所里这个题目如同股票与房地产一样被经常地谈论，唯此才能操练得这般圆熟。打从“现当代艺术”这个同义重复的词儿出现，并在媒体、艺术 评论、拍卖行常客的口中高频率地过于顺口蹦出之际，它便成为社会上超时髦的玩意儿，类似于一种新的股票上市。

　　比较次一等的评论也懂得以这样一句老生常谈做开场白：“艺术贵在创新”云云。原谅四十多年前，喝下第一口变质奶的少年如我，未免不“惨绿”，未免开口就有点“酸”。但这只是一个表象。不管如何，我还得感谢我的母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不是刘海粟办的那一所），感谢当年把我分配去学习广告设计的丁浩教务长，他使我在“文革”前后历时十五年，可以存身于工艺美术领域，以至于更后来，在一个陌生的重商的国度里，我具备了谋生的技能。

　　感谢那所自惭形秽学校的二层楼，那里一间可以反手越过玻璃缺口打开门锁的藏书室，我经常成功地把书偷出来，完成了我此生重要的阅读。还有一间卧室大小的资料室，掌管人据说是某着名左联文学家的前夫人，感谢她允许我随意翻阅画册，甚至画册中的“敌伪档案”部分，也即过去时代留下的，非当年主流，大部分为柯罗版的残本，从那些布满了细尘与蠹虫，夹杂一股霉味的纸片中，我开始见识并钟情于欧洲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西班牙十六七世纪的绘画、雕刻艺术。必须提到的是：在更早的1959年，大书法家白焦（几乎与沈尹默具同等功力），因故被贬于资料室服役，他以他的带罪之身，拿给我一本西班牙大画家委拉斯贵兹的黑白小画册，“喏！这本蛮好的，拿去看看。“感谢从那时起，委拉斯贵兹便成为我的终生楷模。人们大抵上把我划归“苏派”没出息绘画的继承者，就如同指说某人为何是某人的儿子一样，对此我无法选择。殊不知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就长时间凝视着一张文艺复兴绘画的蹩脚印刷品发呆，从而与欧洲经典正统的文脉暗结下了纸上的良缘，直到我在国外的博物馆中见到了早年稔熟于心的原画为止。我的博物馆经验只是，从原作中去验证我从纸片上得到的理解，仅此而已。

　　写实手法的绘画也真够作践的，在我生活了十六年的纽约，此种绘画落得个和商业与插画画上等号的下场，在那里，人们忘记了从前的艺术语言及绘画方法，以至在公共场合再也见不到隐含生命、功夫过硬的写实主义雕塑，与上几代人留下的精湛的雕塑相比，相形见绌。竖立在华盛顿的大型罗斯福总统纪念坐像，用的是徒有躯壳的模型塑造法，成为欧洲雕塑艺术的耻辱碑。

　　写实绘画在我国也一样，有人宣判了它的“死刑”，认为它只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应灭种。这当然不包括“政治波普”在内，虽也用了“政治”两字，但此政治不同于彼政治，“政治波普”因国际人士带有政治性质的热捧而成为急剧上升的“新股”。

　　绘画在当下正与国际接轨，绘画正被迫与“动漫游戏”、“创意设计新思潮”、“新概念川菜”等等，合台演一阙戏，谁演主角，谁跑龙套，孰不可定夺。对此，我只能退出这场游戏一如我的既往，而固守我们这代人的本分。因为我意识到历史是怎样迂回上升，又怎样蜿蜒曲折地前行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场重病以后，倏然之间我理解了塞尚，还迷恋于毕加索的油彩涂抹法（至今还深深迷恋着），又受到“八五美术新潮”的感召——当时的年龄还能勉强应召；曾创作了一些至今看来也不觉羞愧的画幅，自以为得计地运用一些时空交错的手法等等，但毕竟幼稚得很！上世纪80年代末我突然被扔到了纽约的“苏荷”区，也就这样清醒了过来，认识到除非我早生二十年，也许能与“现当代艺术”略有一拼的光荣，并成为一名现代绘画的“搞”手。认识到眼下的小打小闹无济于事，倒不如每一代人治理好每一代人的事务，完成他们这代人的宿命，我并非不能改变自己而是我不想改变自己，所谓“老年变法”，用油画这种工具？——谈何容易！我知错不改地用老旧的理念操纵原始的绘画工具，我把纸笔以外的造化视作与己无关；它们的成就固然很大，但纸笔以外的造诣再大，我竟然毫无妒嫉之心。我喝下的第一口“酸奶”，这决定了我的染色体，因此越界是不可能的，变种亦将犹如变性一样显得十分牵强。

　　我卑微地遁身于“老派”的绘画形式之中，这一代的使命尚未完成，时代和历史将不会苛求于我们。[NextPage]

陈逸飞1963年的自勉手迹

陈逸飞1971年的作品《红旗之二》

　　链接

　　陈逸飞文献展

　　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上周推出的“薪火相传——陈逸飞文献展（1960－1980）”从学术和历史的高度，梳理、呈现、还原陈逸飞在求知欲望和艺术激情最为丰沛二十年间留下的艺术轨迹。同时，随着陈逸飞原作与大量文献、实物、影像的共同展出，将再次唤起人们对“主题性绘画”的关注。

　　“薪火相传——陈逸飞文献展（1960－1980）”分为 “学生时代”、“进入油雕室”、“崭露头角”和“时代标杆”等四大篇章。紧紧围绕陈逸飞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开路先锋》（1971年与魏景山合作）、《红旗》双联画（1971年）、《黄河颂》（1972年）、《占领总统府》（1976年）、《踱步》（1979年）等一系列具有时代标杆意义的佳作以各种形式配合展出。

　　夏葆元作品展

　　正在上海油雕院举行的“薪火相传——夏葆元作品展（1968－1988）”将让人们有机会重新见识夏葆元的艺术风采。

　　此次展览汇集了夏葆元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80余件优秀作品，主要涵盖油画、素描和水墨连环画三个门类的精品。其中包括由上海油画雕塑院收藏的《部长与我》、《清贫——方志敏》等。据悉，许多作品都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除了素描之外，夏葆元另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就是他的水墨连环画。据主办方透露，此次展览将有两套夏葆元珍贵的水墨连环画《孙中山伦敦蒙难》（1981）和《悲鸿往事录》（1984）原作首次与观众见面。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