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山寺缘起绘卷》

　　朋友去日本旅游，带给我一本《源氏物语》历代插图合集的画册。翻开第一页，便赫然看到“行障”！

　　这一页上的画面乃是《石山寺缘起绘卷》的局部，该作品创作于1497年，传为土佐光信的手笔。观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间闺房的内景，其中颇醒目的一个细节就是，对着竹帘低垂的门户，树立着一座金漆“丁”字形——或说“T”形——撑架。撑架的横梁悬挂着一面华丽的帷幔，长垂至地，尚有多余的部分软软地拖落在席面。横梁上显露有系结帷幔的绳结，与绳结相对应，四对纹饰华丽的短带轻垂于梁下。

　　如此的形式简直让人立刻会联想到唐人范摅《云溪友议》中所录陆畅《咏行障诗》：“碧玉为竿丁字成，鸳鸯绣带短长馨。强遮天上花颜色，不隔云中笑语声。”此诗把“行障”的形制介绍得十分清楚：一根竖杆上撑有一道横梁，形成“丁”字形的障架，垂有成对的绣带。贵妇们聚在行障之中，明明能听到她们的笑语，却看不到她们的形影，显然，丁字架的横梁系有织物，长垂至地，挡住了外人的视线。

　　行障是大致在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家什，可于室内分割空间，贵妇外出时亦会凭之以遮蔽身影，扬之水有《行障与挂轴》（《终朝采蓝》，29-37页，三联书店，2008年）一文梳理甚详。这种轻型家具可以灵活搬移、灵活摆设，在任何的起居所在，都可以根据即时的需要放置，由此形成适合当前场合的格局，因此在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居室布置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典型的例子为《南齐书》“宗测传”所言：“测善画，自图阮籍遇苏门于行障上，坐卧对之。”说明行障可以带有绘画，并且陈设于室内，显然很容易移动，所以宗测无论白日起居还是夜晚寝息随时将之置于身畔。

　　行障当然也可用于室外。敦煌榆林25窟五代时期《婚礼图》即呈现一个树立在露天的丁字形撑架，戳立于底座之上，横梁垂下帷幔，并挂有四条长带。其形制与陆畅所咏相合，且文献中明确记载唐人婚礼中会设置行障，因此，画中无疑展现的就是唐时之行障。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是，《源氏物语》历代插图中，频繁出现与唐代行障非常近似的器什，唯一的不同就是立杆增加为两根。以插图对照小说描写可知，丰子恺将这一轻灵家具译为“帷屏”，林文月则译为“几帐”。典型如《空蝉》一节：“许是怕热的缘故吧，挡眼的几帐也掀上了帷幔，所以室内的景象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林文月译本）该场景显然属于经典之列，每每见于诸家插图，其中，17世纪土佐派《源氏物语》插图画稿、18世纪《源氏物语图屏风》在进行具体表现时，均描绘了一个丁字形撑架，一双立杆戳在底座中，所挂帷幔被卷起一半，绕于横梁上。同一细节亦见于张培华《源氏物语绘本》所引江户时代承应三年（1654）版绘入本（17页）。这无疑是最明确的证据，显示“几帐”为垂挂帷幔的丁字形撑架，采取了唐时行障所具的样式。

　　“几帐”一称亦见于林文月译《枕草子》，而周作人译《枕草子》对于同一器什也称作“几帐”，并作注云：“几帐为屏风之属，设木架，上挂帷帐凡四五幅，高五尺余，冬夏材料不同。”可见《枕草子》中之“几帐”与《源氏物语》中之“几帐”确实为同一物。对《源氏物语》、《枕草子》稍加留意，就不难意识到，几帐在平安时代的贵族居室尤其是闺房中是很重要的一种实用性陈设，置于室内的床畔、帘侧诸处，戏份吃重。

　　日本几帐与中国行障形制相近，功用相仿，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前者正是对于后者的几乎原样不动的引进。关于行障的具体使用方式，中国文献中记载极少，《源氏物语》、《枕草子》对几帐却有活泼缤纷的描写，如《空蝉》表明天热时会把垂帷卷起一半，便是很有趣的信息。同样，《源氏物语》历代插图亦对几帐的设置方法进行了多样的呈示，中国传统艺术中恰恰缺少行障在室内运用的再现。因此，仔细研究日本文学作品与绘画中的几帐，会大大有助于复原行障曾经的风貌，从而增进对于晋唐时代室内陈设与生活方式的了解。

　　当然，平安时代贵族的生活状况与隋唐时差异很大，引进行障（几帐）之后，必然依据在地的需要增减其功能。比如女子会将几帐架设在面向走廊之处，对之有意的男子则坐立在几帐外的走廊上，双方隔着一层帷幔谈情说爱，这显然非唐人能有的风气。于是，甄别其中哪些源于中国、哪些属于创新，便会是很有意思的侦探工作。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