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的《卫报》刊载了名为“中国的山寨文化对于建筑意味着什么”一文，盘点和嘲讽了盛行于中国民间的建筑复制热以及引发争议的建筑抄袭案。这使得早就令中国建筑界感到尴尬的国际化模仿秀又一次浮出了水面，借助于《卫报》这面镜子，中国人应该了解中国之外的国际是如何判断这个国内国际化的态度了。
说起来，患上了“国际化渴望症”并不能全怪我们自己，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都在贫穷落后和“历史悠久、地大物博”这两种矛盾心态中摇摆不定。自从参加申请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竞争以后，中国每年都有名胜古迹入选，正在候选、并有机会获得这个荣誉的项目多得数不过来。显然，“申遗”的热潮不仅因为搞活旅游经济的动机，还因为遗产宣示了文明的“国际认证”，它告诉全世界，贫弱中国的形象早已过去，众多的“世界文化遗产”足以令每一个中国人为中国灿烂的文明而骄傲。
但是“申遗”所带来的效应却是双重的，从表面上来看，这个称号表示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世界”对于中华文明的“国际认证”，中国拥有的文化遗产越多，当然越是证明了中华文明的伟大；而且，“世界文化遗产”可是个货真价实的“国际勋章”，因为它挂在哪里，就会给哪里带来名声和效益。这一“勋章效应”揭示了真实的动机，说白了，还是“国际勋章”要比老祖宗的遗产要有号召力。如此来想一想，其实中国人对于“国际化”的极度渴望才是个中要害。毕竟中国的遗产再多，以全国数千个城镇而言，能得到这个荣誉的历史文化名城还是少之又少，而中国人急于追求“国际勋章”愿望却如日中天……
于是，敢于创新的国人什么办法都能想得出来的，在过去的十年之间，在中国许多的都市和城镇里，我们很容易发现另一种迅速漫延开的获取“国际勋章”的方式——那就是把“国际化”的“样本”从他们的宗主国移植过来，于是，一座座的巴黎凯旋门、凡尔赛宫、国会大厦或金门大桥漂洋过海而来，在中国的城乡大地上扎根落户，变成了现在的广场、酒店、政府大楼、法院或检察院的建筑外观。我们的老祖宗花了五千年才为我们争取回一些真金白银的“国际勋章”，现在我们只要短短几年时间就能把自己的城镇变成“欧陆名城”。把原属于别人家老祖宗的遗产照模照样地搬回家，虽然比不上别人阔气，但这个办法毕竟让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城市戴上了簇新的“国际化勋章”，这岂不是个多快好省的办法？只不过，这是一种无须国际认证的自我授勋方式，也因为这种勋章的含金量太低，廉价而易于复制，所以大家别见怪，要说在中国能找到数十座巴黎凯旋门也并不稀奇，现在中国的城市可真是地大、人多、“勋章”亮丽啊。
十几年前，北京城大搞“夺回古都风貌”，给许多高楼大厦戴上凉亭帽子，这种造假古董、戴“古都勋章”的做法早已声名狼藉。现在的大都市基本上都已觉悟过来，一线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和深圳可能已经懂得去选择那些真正具有现代设计精神的建筑样式。不过这并不妨碍许多的中小城市继续追求移植、复制的“多快好省”效益，为什么大造“洋古董”成为了许多中小城市政府追求政绩的敲门砖？图的就是快速、稳妥和出效果。好在今天已经不是阿Q年代的中国了，如果国人都像阿Q那样见到“假洋鬼子”就向他背后扔石头，那么遍布在城乡广场上的罗马柱、维纳斯真不知要挨多少黑砖了。正相反，假洋古董盛行一时，说明中国的中小城市正患上了一种令人恐惧的失忆症，如果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去推倒那些带有历史印痕的旧民宅和老街道，原因仅仅是它们还够不上申遗的资格，然后再用这种拙劣的“国际勋章”来为我们的城市争光，这只能说明我们不敢、也不愿正视自己的历史。这样的“国际勋章”真要拿到国际上去，就成了“国际笑话”。最近的英国《卫报》的报道已经证明了来自国际的反应。真正让洋人们感到困惑的不仅是这些低劣的模仿秀和抄袭案，而是为什么我们在仿制的山寨文化中不感到害臊的原因。除了无知者无畏这种解释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我们为什么要用假洋古董来顶替真历史的理由，因为无论再过多少年，它们都不能成为中国人的文化遗产，联合国也不会为此类“假勋章”授勋，也不论你把凯旋门和金门桥造得多么像，真正的法国人和美国人也只会对此不屑一顾。
对于保护那些最具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来说，向联合国申遗是有很大作用的。然而大部分人并没有生活在少数几个名垂青史的遗产当中，在我们生活的普通城镇里，本身就存在着我们应该珍视和加以保护的文化，这些才是维持我们的传统和记忆的源泉。例如，广东从化的广裕寺与福建漳州的台湾-香港路历史街区都曾经获得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这些货真价实的国际荣誉说明，只有那些懂得尊重历史、复原记忆的项目才配得上真正的国际化勋章。相比之下，那些在城市身上乱戴“假勋章”的做法值得我们认真去反思，不能坐在那干等着联合国来奖励我们，要是那样，真正值得保护的城市遗产可能已被“假勋章”消灭得所剩无几。如此，我们的失忆症恐怕真的会严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想一想这个后果，无论你生活在粤西的桂林还是粤东的普宁，一抬头看到金门桥或凯旋门，你大概会真的以为自己住到了“三藩市”或“巴黎城”了。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文化研究专家）
（编辑：符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