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有幸考入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开始了一段至关重要的学习历程。那个年月，对学习这个专业究竟意味着什么，大多数求学者意识判断比较朦胧。但有一点非常统一，那就是学习的压力感、紧迫感甚强，近乎玩命的学习状态，充斥着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是小星期，一周一个休息天，但大多星期天，我们是揣着干粮水壶，在中国美术馆（央美学生免费）度过。起初是不论好坏，个个展览过滤一遍，随着阅读积累渐长，开始逐步形成对作品对展览的价值判断体系，由泛读到精读到个案追踪，课堂理论学习与视觉形态作品阅读，相辅相成，此消彼长。那个时期的同学有：朱青生、易英、费大为、侯瀚如、温普林、范迪安、尹吉男、王林、谭天、孔长安、周彦、李建群、黄笃、李旭、冷林、安远远、贺西林、赵力、翁菱、诸迪、余丁等等，他们目前有的活跃在本土艺术批评、策展活动前沿，有的担任文化艺术领导职务，有的任职高校，个个建树不菲。
几乎在我们跨进学院的同时，久违半个多世纪的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派、野兽派等等现代艺术流派信息，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从邵大箴、李春等先生给我们上课带来的林林总总的现代艺术资讯，到相继在京展出的“法国卢浮宫、凡尔赛宫250年艺术大展”“印象派艺术展”“贾科梅蒂雕塑展”“亨利·摩尔雕塑展”等等展事，在眼花缭乱中，资讯的密集重叠，让人脑涨心疲，悲喜交织。喜则：在闭关锁国多年，“十年文革”的拖累摧残，国家经济极端落后，文化生活极端贫乏，可谓命悬一线，处在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我们需要太多的补课，需要太多的知识信息。他们来了，如狂飙突进，如摧枯拉朽，安能不喜？悲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良莠掺杂，泥沙俱下。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囫囵吞枣安能不噎？是故，起哄、模仿、跟风成景，热热闹闹，潮进潮退，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生动写照。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强力冲刷下，在拨乱反正、反思“文革”、文艺开放的大气候环境中，“伤痕美术”“乡土美术”的出现自然而然。同时，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流派及活动争相登场，终于催生了“’85新潮美术”运动。一般认为，它的上限是1985年4、5月间的两个标志性事件：“黄山会议”和“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它的下限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即1989年2月的“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大展”。这一时期，也是共和国的思想精神领域空前活跃的时期，政治方面：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关于“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艺术方面：吴冠中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笔墨等于零”的讨论，李小山提出的“中国画穷途末路”的讨论，加上为数不多的《美术》《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等报纸杂志，组织大量专家学者和艺术家，有针对性地展开专题讨论，正反两方坦诚相对，各抒己见，电光火石，硝烟弥漫。这些讨论，大大改善了社会空气和艺术氛围，为艺术家的开拓性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轰轰烈烈的现代艺术浪潮，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艺术院校。我在中央美院就读的四年，也正是本土文艺复兴最热闹和关键的四年。就美院学生自发的社团活动而言，可谓丰富多彩亮点频现：由学生会发起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舅舅的梦》的改编热演，对中国话剧院的保留剧目《茶馆》的现代主义解构演出，与法国艺术青年在美院操场的行为艺术事件，以及其他高校实施的行为艺术连锁事件，美院师生全面参与的“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乃至温普林组织八大艺术院校师生到长城实施的“大地震”群体行为艺术作品，凡此种种，都在给出明确的信号：任何艺术浪潮和革命，艺术院校必须介入，它也成为课堂艺术教育的延伸部分，是学生们不可多得的实践平台。事实证明，这种参与性，对当年的学子如今的著名艺术家、著名批评家和策展人（如陈丹青、方力钧、展望、刘小东、赵半狄、范迪安、栗宪庭、朱青生、易英、费大为、王林、赵力、黄笃等等），有着绝无仅有的现实教化意义。
新艺术的滚滚浪潮对学院教育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例子发现端倪：央美83级油画系学生孟禄丁、张群于1985年创作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是产生于新旧交替历史阶段的重要作品，已被多个版本的现当代艺术史著作辑录，我也是这件作品的见证者。在其诞生之初，从学院到社会给其定位并不高，只被认为是一件出格、怪诞、前卫的作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逐渐凸显，在今天，他被定义为中国当代先锋艺术的开拓力作，具有追求艺术的自由前卫精神的破冰意义，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幅承载着时代文化使命的历史证物，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传奇色彩。在当今影响力很大的著名艺术家方力钧，系央美85级版画系学生，一度成为他成名的艺术符号的“光头”系列，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他在校的创作活动，也就是说，80年代的前卫浪潮对他的艺术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铺垫作用。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在展望、刘小东、李迪、刘庆和、喻红、祁志龙、赵半狄等著名艺术家的成长经历中找到更多答案，他们都是我的前后同学，都经历过那段难忘的岁月。
我们今天谈现当代艺术的文化价值，不能忽略80年代发生的诸多事件的历史意义。有些人在大肆批判80年代本土艺术的殖民色彩和文化盲目性，但有没有追问过，西方现代主义从19世纪70年代拉开序幕，至20世纪70年代末，走过了整整一百年，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而我们，仿佛如梦初醒，方知艺术之天如此之大，语言方式如此之多，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乱搞”？跟风也好，盲目也罢，都是一个被封闭太久的国度所必然经历的；荒唐也好，愚蠢也罢，也都是那个脆弱时代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在20世纪初叶，以徐悲鸿为代表的留学欧洲团队，刻意屏蔽了西方现代主义的真实和有价值信息，仅带回了适应当时意识形态宣传教化需要的古典主义、写实主义（不听话者如林风眠、刘海粟等皆在打击压制之列），使得一个泱泱文化大国长期被世界先进文化抛弃荒野，这是一笔早晚值得清算的历史旧账。佛教讲因果，艺术史重上下文。只有尊重历史文脉，我们才能获取真知，才能不断前行。
（编辑：符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