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弗朗索瓦·米勒作品《春》（局部），象征着鲜花盛开和万物复苏，犹如一个破土萌芽、欣欣向荣的舞台。
19世纪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工业革命的世纪”，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新生事物，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巨大变革。人们渐渐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而诞生在这特殊历史背景下的艺术也带着强烈的时代烙印，在美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急速转型，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劳工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环境污染严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各种斗争也因此层出不穷。旧的政治体制、社会构架和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再也无法跟上历史的车轮，人们渴望自由，呼吁平等，也怀念过去。当昏暗的血汗工厂逐渐取代了传统手工，机器驱逐着农民，城市畸形地膨胀，饥寒交迫的失业者充斥破败的大街小巷之时，在众多巴黎人眼里，远处的绿洲——那片未曾被污染过的森林和农田就是人们心中向往的桃花源。
艺术家往往是最敏感的人群。19世纪，法国风景画从植根于传统的小流派转变为艺术发展的主阵地，这其中体现了艺术家对于学院的反叛，对于现实的关注，也蕴含了站在现代性门口的个人对于过往农业社会的深深怀念。
枫丹白露的散步者
在离巴黎不远的枫丹白露森林里，有一个叫巴比松的小村。自19世纪中叶以来，那里陆续聚集了一批画家，他们渴望短暂的逃离，逃离拥挤的城市和浮华，去大自然里寻找心中的宁静。寒冷的冬季和温暖的夏季，加上丰茂的降雨，让这片4.2万英亩的森林孕育着多样的植被和地貌，成为巴黎人郊游的目的地，也成为艺术家倾心之所。每年夏天，艺术家纷纷离开巴黎的工作室，赶往森林，入住戛纳小旅店。一整天的远足之后，艺术家聚集在旅店中分享思绪、讨论技法，逐渐习惯了彼此的陪伴。数年之后，这一群迈入自然的先行者被称为巴比松画派。
直面大自然写生，创作真实的风景画以取代当时学院派虚假的历史风景画程式是巴比松画派重要的贡献之一，并以此拉开了19世纪法国声势浩大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美术运动的序幕。柯罗、米勒、卢梭、杜比尼、杜普雷、狄亚兹、雅克、特鲁瓦永等是巴比松画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抛弃了细腻华丽的新古典主义，也扬弃了唯美奔放的浪漫主义，而把目光直接聚焦于身边真实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他们不歌颂英雄史诗宏大叙事，也不关注异国情调神话故事，而是用画笔，真实记录着普通民众及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态。
为了逃避1848年大革命之后紧随而来的霍乱，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带着家人离开巴黎，躲进了枫丹白露这片森林。他和妻子在森林边缘一个农民小屋里拉扯着9个孩子。匮乏的生活并没有让米勒消沉，更没有影响他丰沛的创作。他毕生以画笔孜孜不倦地描摹着农场工人的现实状态和平静中的尊严。
他的传世名作《拾穗者》而今正陈列在中华艺术宫的展厅里。这幅创作于1857年的作品中，米勒用浑厚而又灵动的笔触真实描绘了三个农妇在地里弯腰辛勤劳动的场景。据史料记载，画面近景中这三个妇女不知名姓，是当时赤贫阶层的一个缩影。她们脚下的这片麦田早已被富有的农场主收割完毕，丰收的庄稼垒得高高的，在画面的远景中清晰可见。而留给这些农妇的只有一些零星散落的麦穗。拾穗是项繁重的体力活，其无休止的重复劳作枯燥乏味，甚至可以麻木人心。然而在米勒的画布上，我们看不到麻木不仁。这三位农妇朴实、静穆而又神圣，她们像三棵大树深深扎根在这广袤的土地上。罗曼·罗兰评论说“米勒画中的三位农妇是法国的三女神”。这圣洁崇高的宗教气息同样也体现在米勒的另外一幅作品《晚钟》里。夕阳的余晖下，远处传来教堂的晚钟声，一对正在田里劳动的年轻夫妇放下手中的农活，虔诚地祈祷。两年前的上海世博会上，这幅作品曾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人们仿佛真的听见了悠远的钟声，久久回荡在耳畔。毫无疑问，没有高超的绘画技艺绝对成不了这样的杰作，但比技术更重要的是画家本人深厚的人文修养和对生活的深刻体悟。可以说，米勒在写实客观的同时，更在画他自己。[NextPage]
米勒出生在诺曼底省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种过田。对他而言，巴黎是个极其令人厌恶的地方，简直就是一片荒芜杂乱的大沙漠，而唯有走到卢浮宫才能让他感到安慰，仿佛走进一片“绿洲”。米勒曾经说过：“我生来就是个农民，到死了也是个农民。”他热爱农村的自然风光，也热爱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正如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厌恶工业文明带来的物化、贪婪和污染，而最终选择隐退湖畔一样，米勒也选择了歌颂自然和苍生。他的画作与湖畔派诗歌不经意间构成了遥远的平行。在米勒的作品里，我们看似见不到丝毫忧愁和焦虑，有的只是恬静，只可惜这份恬静却并不属于当时的工业文明，表达的是对过往农业社会的深深怀念。
浪漫主义的送葬人
和巴比松画派相比，同时代的库尔贝更加“入世”。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自称为“法国最自豪和傲慢的人”，1850年至1851年，他在巴黎沙龙引起了震动，缘由是他描绘了老家——法国东部小村奥南的诸位老乡。法官、神职人员，打石工、掘墓工、裸女……全部成为他描绘的对象。在“臭名昭著”的《奥南的葬礼》中，库尔贝大胆打破了传统的主次构图。画面中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作为主角，相反，每个普通人的情感都得到了真实平等的展现，这在当时的巴黎画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更何况如此巨幅的画作在以往只限于表现宗教题材和皇室题材。他那种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沿承自历史画的渲染做法截然不同，甚至有批评家诋毁库尔贝“是在故意追求丑陋”。
库尔贝的作品注重外轮廓的单纯、洗练，画风质朴、厚重、结实、概括、大气；忠实于对象，哪怕是对象的缺点，也毫不回避地把它刻画出来。这些在本次在中华艺术宫中展出的名作《泉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库尔贝的一生创作都饱含争议。而凭借着这股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库尔贝被视为现代主义历史上的先锋。“要像我所见到的那样如实地表现这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它的面貌……创造活生生的艺术，这就是我的目的”，库尔贝对此甚为自信，“奥南的葬礼事实上就是浪漫主义的葬礼。”
1850年代，库尔贝对于现实主义的信奉使他超越了奥南农民的主题，巴黎的波希米亚咖啡馆文化、闲暇的游猎场景、优美的海岸风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都成了入画的素材。
风景画是库尔贝创作的另一核心。自艺术生涯之初起，奥南风貌就是他作品的标志，在他的早期自画像和年轻妇女肖像中，侏罗山独特的石灰岩悬崖就作为背景出现。他家乡的风景也不断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19世纪，法国风景画从植根于传统的小流派转变为艺术发展的主阵地，米勒和库尔贝是其中的两位重要冲锋员。现代艺术中一些重要的发展趋势，比如重视当代题材、拒斥幻想主义、强调绘画行为本身，都在这一时期的风景画实践中初露雏形。
事实上，绘画中的现实主义在17世纪荷兰小画派的作品中已崭露头角。不同的是，荷兰画家更注重表现生活中的幽默和情趣，这和当时市民阶层的兴起密不可分。而库尔贝的作品更质朴，更贴近现实生活，表达了画家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怀疑和不满。
虽然米勒、库尔贝以不同方式对新兴的现代社会表达了种种焦虑与不满，但是他们所开创的绘画理念与技巧却对现代绘画，乃至当代先锋艺术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凡·高（Vincent van Gogh）一直喜爱仰慕米勒的作品，马奈（Edouard Manet）作品中黑色色块的处理和库尔贝一脉相承，而反叛、批判、革新的精神也为前卫艺术指明了道路……直面自然、表现自我、贴近大众、走近生活，米勒、库尔贝等19世纪法国画家所作出的艺术上的探索为他们在美术史上赢得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编辑：郭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