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批评家希尔顿·克莱默于今年3月2日在缅因州的哈布思威尔逝世，这位1928年出身于美国麻省的格洛斯特小镇，在1950年代介入美术批评以后，就卷入到了争论的旋涡中了，最早在1953年，克莱默在《党派评论》对哈罗德·罗森伯格把抽象表现主义作“行动绘画”的阐释结果予以反驳，这种反驳当然是站在格林伯格一边，说罗森伯格的行动绘画只是“通过将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当成一种心理事件，其便否定了绘画艺术本身的美学功效，并企图将艺术转移出其唯一可被真实体验的范畴——审美的范畴”，还斥责罗森伯格的行动绘画的文章是“智力欺骗”。这次批评开启了克莱默一身的事业，即站在现代主义立场上批判后现代主义，1974年克莱默任《纽约时报》首席评论员，以《纽约时报》的阵地为现代主义辩护，其态度的不妥协导致一些《纽约时报》的同事也不愿意跟他说话。

　　我们来看看克莱默的一些评论用词，他对后现代主义充满了挖苦、讽刺，用词极具火药味，他说美国波普是一场非常可怕的灾难，概念艺术是剪贴薄上的艺术，后现代主义的整个艺术都是傻笑的现代主义了，在其文化使命的“高贵性”和“针对性”中没有丝毫有启发作用。1982年，克莱默从《纽约时报》离职后与钢琴家兼乐评人塞缪尔·里尔普一起创办《新批评》杂志，这本精英与保守而闻名，克莱默在这本杂志上抨击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政治组织对于美术馆的渗透，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无能并指责《纽约时报》为自由教条主义的堡垒。惠特尼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馆，古根海姆博物馆都成了他要批判的对象。克莱默针对惠特尼双年展的文章说：“这些年来，惠特尼的管理层一再证明了他们对时髦、古怪、粗劣、低级趣味和哗众取宠的嗜好，在最近的这次展出中，这种垃圾处处可见”。

　　就在克莱默去世的时候，国内著名的美术批评杂志《画刊》编辑张正民就约我写稿纪念这位美国批评家，我当时转到了沈语冰那里，因为在《20世纪艺术批评》一书，沈语冰专门有一章就是论述克莱默的批评理论的。现在，由他的学生诸葛沂编译了一篇《希尔顿·克莱默：捍卫现代主义》一文发表在了《画刊》2012年第6期。我读了《画刊》的纪念文章，深感《画刊》编辑是为了提示像克莱默这样的批评家的重要性才主动约稿的。克莱默非常认同批评就是树敌的态度，并说“一个必须工作才能让敌人一直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成功的”。其实像克莱默这类的批评家如果在我们这里应该就没法生存的，他们好像什么事都不做，专门找别人的麻烦，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用我们通常见到的贬义词，就是那是一类“愤青”，然后稍微有点年龄的人如果还写这样的文章和发表尖锐的观点，那就叫“老愤青”，而在海外的媒体中，像克莱默这样的专栏批评家很多，他们在各自不同的专业领域，从事着批评工作，而且很多批评家都是把这样的批评当着他一生的志业。即使是到了晚年，只要还在专栏评论的岗位上，他们都会用尖锐的文风点评各种现象。

　　克莱默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尽管站在我的“更前卫艺术”的理论的角度，我也不认同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在美国，在他成为重要的批评家的时候，人们也是把他当作一个保守主义者来看待的。但克莱默终其一生的批评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什么是批评家的鉴别标准。我们这里总是会把批评的姿态看作是人生不成熟的表现，就像在传统书画批评史中总能看到对书画的高境界的要求，以没有火气为上，人们会说怀素的狂草，但更会说怀素的《小草千字文》如何地脱去了早年的张狂而复归平淡，我在研究狂草的《颠张醉素》一书中就批判过这种评判系统。因为这样的艺术哲理转而为工作态度很容易让人生还没有到一定的年龄就息火了。当然，没有息火的就成为了异类，有火药味的就被被归为“愤青”或者是“老愤青”，像克莱默这样的批评家在中国一定是会被归为这一类的，我们的现实可以是视“墙头草”为正常，而带批评的写作者会被警告“你还想在江湖上混吗”。确实，这里的现实中缺的是足以能保障独立批评的那些岗位，像专栏评论这样，你做你的，我批我的，不能干涉，彼此制衡，就相对不会受到这么大的来自敌对势力的干扰。而那些从来不在我的理论背景下读我的批评文章，并一口咬定王南溟什么事都不做，只会写骂人文章的人——这些人还主要分布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不妨去看看与我的“更前卫艺术”理论截然相反的克莱默的批评文章，从中了解一点“何为批评”的知识吧。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