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毕加索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存在：小资的本性，法共的身份，怪诞不经的艺术语言，变化多端的绘画风格，绯闻不断的私生活，所有这些，使人陷于云里雾中，不管是追捧的，还是抨击的，都带有相当的盲目性。
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革命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毕加索变成另一个尴尬的存在：政治上的毕加索是共产主义战士，得到高度的评价；艺术上的毕加索却讳莫如深，尽管其笔下的和平鸽放飞全世界（当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每一个角落。左翼老作家李霁野写过一首诗，标题就叫《访毕加索同志》，记述1956年夏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毕加索的情景，赞扬“毕加索相信共产主义”，是“用艺术作斗争武器的巨人”、“和平战士”。然而好景不长，这种政治上的亲密关系随着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而结束。之后中国美术界对毕加索的态度，与对其他西方现代艺术家没有太大的区别，颓废、没落、反动，是他们的共同标签。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在那时，毕加索在中国美术界的影响依然存在，并以奇异的方式使封闭单一的中国美术界释放一种活力。这不能不归功于一个人，就是张仃。他时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自小就是毕加索的崇拜者，艺术根性顽强的他，凭借延安的红色背景和工艺美院领导者的地位，不顾严酷的政治环境，以自己的方式对毕加索及西方现代美术进行巧妙的探索和吸收，贯彻到艺术教育中，其中不乏创造性的误读。毕加索在现代绘画史引起的最大震动与争议，莫过于他的“立体主义”与魔幻般的变形。然而对张仃来说，这一切并不令人惊奇，谙熟中国民间绘画的他，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作品中找到了两者相通之道，产生强烈的艺术共鸣，正是这种共鸣，使张仃成为毕加索的知音和追随者，刺激了他上世纪60年代初的艺术实验，这场艺术实验被漫画家华君武戏称为“毕加索加城隍庙”，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可谓胆大之极。这个不雅的称呼，后来成为一个艺术流派的命名，成为中央工艺美院的艺术品牌。
据画坛风云人物丁绍光回忆，1958年大学二年级时，他在北京图书馆借阅西方画册，因为不懂外语只好乱借，有时借出来的是外国地图。有一天终于借到了毕加索的画册，大开眼界，其中一幅《苹果树下的少女》深深吸引了他，使他领略了毕加索绘画丰富多变的形式美，他开始临摹毕加索、马蒂斯、凡·高的画，不料引起图书管理员的警觉，不仅阻止他，还将他当作流氓学生告到工艺美术学院。张仃了解情况后，对人说他来教育这个学生，他将丁绍光带到自己家里，拿出自己收藏的毕加索画册让他欣赏，并向其介绍西方现代绘画的来龙去脉，还给他看自己以毛笔宣纸临摹的西方现代绘画。后丁绍光成为“云南画派”创始人，作品风靡欧美，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根基。
改革开放，中国美术终于从僵化的写实主义模式中解放出来，西方现代艺术开始受到青睐。1983年，毕加索的原作首次在北京展出，轰动中国美术界，时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的张仃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其撰写的长篇评论《毕加索》中，毕加索经过高度的纯净化，几乎成了“真、善、美”的化身，此中无疑有着相当的误读，当时人们来不及辨析。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则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原来画还可以这样画！于是蜂拥而上，“变形”、“抽象”一时成为艺术创新的不二法门。然而这股热劲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西方现代艺术的洪水般涌进及其负面效应的产生，刺激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反弹，人们对毕加索的兴趣也大大下降，以至于20年后毕加索的作品再度来到中国展出，美术界反应平平，传媒偶尔报出几则“看不懂”的消息。与之同时，对毕加索的攻击却步步升级。
新一轮对毕加索的否定有深刻的思想背景。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一种压抑已久的文化优越感随之抬头，“东方既白”，“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呼声日趋高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毕加索为首的西方现代艺术再次成为抨击对象。其中，以画家范曾的表现最为突出。不同于当年的徐悲鸿以西方的现实主义抨击西方的现代主义，范曾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的代表和卫道士自居，凭借老庄玄学，对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美学作了全盘否定，在一篇叫《庄子显灵记》的洋洋奇文中，范曾请出先知的亡灵，导演了一场 “太始”（主宰天地万物的神灵）带领庄子遨游宇宙，会见西方哲人，辩驳真理、胜出对手的神话，在遨游的途中，他们碰到了“艺魔”毕加索，毕加索这样“独白”——你看这荒唐而痴迷的人间，已被我搅得水潦炎蒸。……我要让古典主义丢盔弃甲，使一切艺术的清教徒胆颤心惊。素描的功底我实在可笑。而我的色彩，达利批评更是无情。那我就拿起我的斧钺，砍得物象趋于畸形。立体主义——正是我荒诞的起点……
在“太始”明镜的照耀下，毕加索还原为一头额上长角、体上长毛、眼神凶暴的“妖牛”，对此庄子发出感慨：“我想不到二千三百年后，人类的社会竟如此的沉堕。”并且断定：“这是世界末日的征兆”。
显然，范曾对毕加索不是从具体的历史现实出发，而是凭个人的趣味与固有的艺术观念所作的极端的价值判断，完全超越了学理规范。必须承认，毕加索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与私生活上的缺损紧密结合在一起，其存在本身，充分反映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特点与困境，任何简单的肯定，或者简单的否定，都不足以阐明事情的真相。范曾对毕加索缺乏起码的同情和理解，以妖魔化的方式将他一棍子打死，甚至连全世界一致公认的毕加索的绘画才能都否定，实在有违常识。这一切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范曾于1980年代末在法国饱尝寄人篱下之苦。法国人不懂中国画，当然不知道范曾何方高人，这深深地刺激了这位中国画家。凡物不平则鸣，豪气冲天的范曾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客居巴黎时，就于孤独寂寞中奋笔疾书，抨击以毕加索为首的西方现代艺术，浇胸中块垒，无奈势单力薄，难成气候，权衡再三，想方设法回到祖国怀抱，凭借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抨击毕加索来底气更足。
再换一角度来考量。
1956年7月，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两批客人先后来到法国南部戛纳毕加索的“加丽富尼”别墅，拜访这位举世闻名的画家。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事件。然而查阅毕加索的传记年谱，均不见记载。或许在毕加索及其传记作者看来，这只是两次普通的会见，并不值得特别注意，个中含有“西方中心主义”心态也未可知。倒是毕加索晚年那批颇具水墨写意趣味的绘画作品，为这两次拜会留下了耐人寻味的印记。知情的行家一看就知道，那是齐白石艺术启发刺激的结果。而将毕加索与齐白石联系到一起的，又是张仃。[NextPage]
张仃此举蓄谋已久。1956年春，张仃赴法国巴黎任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临行前，将两件心爱的礼物收入行囊中，一件是一对珍藏多年的杨柳青门神版画，另一件是荣宝斋的齐白石水墨画册页。张仃有预感：此次法国之行定能见到毕加索；并相信：毕加索一定喜欢这些礼物，尤其那对门神，毕加索没准会高兴得跳起来。张仃的预感终于实现，1956年7月，新中国第一个文化代表团到法国访问，刚完成巴黎博览会中国馆设计的张仃接到文化部电文，奉命加入该团，一入团他就提议：去拜访毕加索，建议马上获得通过。
文化代表团一行中，对毕加索最了解并且有备而来的，就是张仃，使他成为拜会时中方潜在的主角。然而，访问却是严格按照外事纪律的程序进行的，个人没有表现的余地，因而没有太多可资谈论的花絮。令张仃感到扫兴的是，那对门神版画礼物因涉嫌封建迷信，影响新中国光辉形象而被否定，无法作为礼物送给毕加索。所幸的是，齐白石的画册给了毕加索很大的惊喜，并且在他身上引发一场微妙的东西方艺术碰撞。
两周之后，仙风道骨、美髯飘胸的张大千携年轻美貌的东方佳人来到了毕加索的“加里福尼”别墅。据张大千叙述：落座甫定，毕加索就捧出几大本学中国画的习作，全是临摹齐白石的，请他指正，张大千向他讲了中国画“墨分五色”的用笔技巧，毛笔的工具性能，不求形似重写意，听得主人频频点头。随后毕加索开门见山，问张大千：“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何以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见他惊讶，解释道：“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的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张大千只好说你太客气了，毕加索却不理会，继续强调：“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种人有艺术。除此而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所以我莫名其妙的，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毕加索的这番话，经张大千口述，在中国美术界广为流传，产生巨大影响，已成为中国艺术优越论的铁证。仔细推敲起来，其真实的程度其实是大可质疑的。众所周知，张大千是古画临摹造假高手，对西方现代艺术不甚了了，且是游戏人生的大玩家，毕加索的话经过他的口，意思怎能不发生歪曲？更何况，这番话进到他耳之前，已经过那位爱国的赵姓中国翻译的翻译，经过这双重的过滤，与毕加索的原意发生错位，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位个性强烈、充满批判精神的艺术家，毕加索对西方文明发出偏激之论并不奇怪，但“白种人根本无艺术”这种话想必不大可能出口，毕加索尽可以赞美中国的艺术、日本的艺术、黑人的艺术，不见得非要贬低白种人，宣布“白种人根本无艺术”，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更何况，毕加索自己就是白种人，何必非要自轻自贱？
张大千关于毕加索的口述，与范曾对毕加索的非理性攻击，有异曲同工之妙，骨子里都是中国艺术优于西方的大中华主义。然而张大千毕竟不同于范曾，他比范曾老到得多。他并不贬低毕加索，反而夸奖他的艺术才能和功力：“不要说毕加索乱画，我们学画的人，由他几笔线条，就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功力。尽管有人批评毕加索标新立异，但艺术贵创造，他要有了深厚的造诣与功力之后，才能创新！”说得多到位，然而张大千说得再好，也是属于游戏的性质。他拜访毕加索，前无铺垫，后无结果，充其量只是一场漂亮的作秀而已，而且还有误导世人的作用。
毕加索作为一部活的西方现代美术史，他的政治立场与艺术观念的某种错位，加上人格结构的复杂，决定了他的全部复杂性。中国文艺界对于这位西方绘画巨星毁誉不一、大相径庭的评价和认识，反映了西风东渐背景下中国文化思想界彷徨分裂、莫衷一是的尴尬处境，还有各式人等不同的心理需求；毕加索在中国的沉浮升降，宛如一个晴雨表，折射着现代以降中国的文艺、政治乃至整个文化气候与生活状态。这种局面至今没有终结。
（编辑：符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