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

    90年代当代艺术圈中炙手可热的人物都是“共产国际”派，即某个批评家和艺术家取得国际著名的双年展、美术馆或杂志的代理权，就成为艺术圈的权重人物或大佬。

    最近上映的《建党大业》类似于一部新主流的宣传片。片子仍按照正统的党史叙事，即以毛泽东的成长为主线，共产国际的影响则是辅线。

    影片更像是一部毛泽东的青春史，他的成长叙事至少占五分之一：恋爱、求学和疑惑。但毛泽东在建党阶段实际上不是一个重要角色，他进入党内的核心层至少要在建党十年后的红军长征时。影片唯一的突破是强化了张国焘的正面形象，中共建党最重要的与共产国际谈判的情节则一笔带过。中共早期几乎是由共产国际一手扶起的。建党谈判的中方是陈独秀、张国焘，但主导人物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陈独秀与马林的会谈不欢而散，所以张国焘实际上是首席代表。但影片还是延续建国60年来党史的主流叙事，即淡化共产国际的影响及两位最重要的建党谈判代表，马林被描写为国际观察员，张国焘被塑造为会议主持者。

    中国革命的早期一直与海外的政治和资本支持直接相关，在借助外来政治和资本崛起后，中国革命开始以本土派为主，不再由国际代理人主导。革命初期总是由理想主义的文艺青年、知识分子发动，借助国外的思想、政治和资本，不懂革命和处境艰难的民众人群是追随者；革命中期形成一定势力和合法化之后，就需要政治家、军事家和大批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加盟；革命成功后，则需造就大批技术官僚和秩序化的市民作为正统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艺术的崛起和演变与中国革命的模式相像。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青年和批评家借由西方的现代艺术语言拉起反对派大旗，90年代初经由驻京大使馆、国际双年展和海外画廊体系成功崛起。90年代当代艺术圈中炙手可热的人物都是“共产国际”派，即某个批评家和艺术家取得国际著名的双年展、美术馆或杂志的代理权，就成为北京、上海艺术圈的权重人物或艺术江湖的大佬。代理权是指为国际著名双年展、画廊和杂志推荐中国艺术家出具名单、组织与国外大佬（策展人、馆长、画廊老板、收藏家、杂志编辑或撰稿人）的见面会或者带大佬访问工作室。

    90年代的当代艺术圈因此发明了一系列江湖“术语”：“建机场”、“抢跑道”、“看门诊”。“建机场”指某个外国策展人来中国，飞机刚降落在首都机场，就有人去接，然后先去见北京的某老大，由某老大组织北京见面会，再由老大开一个名单，写明在上海、杭州、广州见谁，并亲自或指派一个密友作“特使”全程陪护外国大佬，最后由“特使”送上归国的飞机。这个“共产国际”代表从踏上中国土地到离开，基本上见不到名单外的人。有些外国策展人问北京大佬，还有没有出色的批评家和艺术家？该大佬回答没有，中国就我们这个名单上的人最优秀。[NextPage]

    在这个背景下，名单外的“革命者”就会“抢跑道”，即中途拦截“共产国际”代表。有些与国外大佬的见面会叫“看门诊”，即外国策展人和翻译坐在一个屋子里，门口一群中国艺术家，每次进去一个，将自己的艺术资料交给策展人审查并接受提问，完了再换一个进去。少部分人会因此选上参加国外重要的展览，其余人被淘汰。即使这种很具侮辱性质的“看门诊”机会，也经常被激烈争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无所不用其极。比如某“看门诊”的地点定在后海，一个名单外的“兄弟”要求一个在名单上的“朋友”介绍参加，“朋友”就谎称在中关村见面，结果前者在中关村苦等了一个下午不见人影，后者事后才说外国策展人临时决定改地点了。

    这种90年代江湖的残酷争夺战，现在的年轻艺术家觉得不能理解。因为90年代末以来艺术机会很多了，不需要通过“兄弟会”和“看门诊”这种方式。新世纪十年，当代艺术如辛亥革命一样成功了，发动艺术新潮运动的主将也基本退场，让位给资本和官方的操盘手，就像革命中期，文艺青年出身的革命党退场，由政治家和军事家入主。

    共产国际早已彻底退出中国革命的阵地，但当代艺术仍有“共产国际”的影响，比如当代艺术的语言还是“共产国际”的，当代艺术市场的明星还是“共产国际”捧出的人物。但“共产国际”退出当代艺术圈是必然的。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