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版的《新周刊》（352期）封面

    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任何媒体与机构都在为当代艺术进行评奖。这是这些媒体与机构的权力，他们拥有资源，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他人没有权力干涉，这是今天的常识。

    在艺术界，每个人都有权力对艺术、艺术家、艺术现象以及涉及艺术的问题发言，任何观点，任何立场都是被允许的，这是发言者的自由，发言者的权力，其他人没有权力干涉，这是今天的常识。

    数天前，接《新周刊》编辑电话邀请，参加8月19日该刊的十五周年庆典，同时还有一个展览。一个媒体为自己的生日举办庆典天经地义，不是问题。很快，我看到了以“兑现主义：重估当代艺术价值”为主题的《新周刊》352期。这个主题并不属于娱乐性质的节目——《新周刊》也不时有这样的节目，事实上，杂志也刊登了从来就对90年代国内的当代艺术表示不满和给予批评的高名潞的文章“中国当代艺术15年的价值变迁”，这篇文章除了重复之前他在《新周刊》里发表过的观点——对市场与资本之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系的缺乏智慧的内心纠结，没有任何新意。我并不清楚《新周刊》对高的观点和立场究竟有什么真实的看法，也许是，从高名潞口中发出的“独立”、“批判”、“前卫”这些事实上在不少批评家那里已经变成空壳的词汇让主编感到具有学术、政治以及艺术上的正确性，但是，无论如何，我要向缺乏历史理解力地批评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高名潞如果有真正的批判精神就应该全面指名道姓）的高名潞提醒三个问题：1989年到2000年的十年里，你的大部分时间在哪里？你对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家们的价值观、立场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的判断究竟有什么让人信服的历史依据？在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与现实发生剧烈变化的过程中，除了提出那个空洞的“意派”概念你究竟做了什么？实际上，高名潞念的“独立”、“批判”、“前卫”这些口号在1989年之后已经成为陈词滥调，彻底失效，它们只是那些实际上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做事的人表达内心纠结的工具。

    《新周刊》强调了“价值”的重要性，使用高的文章也不过是想进一步肯定那个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价值榜”没有讨论庸俗的价格问题。可是，为什么没有王广义？

    我不想在这里与谁讨论艺术史问题。我想说，在今天，基本的常识或者基本的共识已经没有，为什么还要做严肃的游戏？

    王广义在中国三十年来的艺术史中的地位无庸质疑，在如此一个游戏榜单里，缺少了王广义就意味着游戏的操作方太草率、太不严肃、太不负责，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高名潞的文章又有多少严肃性、多少学术责任性？文明就是游戏，但是你不能说你的游戏中某些部分是严肃的，而另外一些地方可以是娱乐的，这样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荒诞而可耻的。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来说，我想问：《新周刊》究竟想玩哪一种游戏？

    当然，中国人习惯问，这个世界，缺了谁就不能够举办像样的宴席了吗？是的，没有哪台宴席一定需要胡萝卜，但是，如果你想做游戏，就必须懂得游戏的规矩：如果你想破坏规矩，就拿出破坏规矩的智慧与勇气，事实上，那个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价值榜”中的人选就没有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和市场价格来确定的人选的背后原因吗？回答是非常肯定的。说到底，难道我们不是在做文明的游戏吗？我们的立场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不把它说清楚？

    这期《新周刊》的策划者想多方讨好：向市场讨好，向老批评家讨好，向学术讨好，向艺术讨好，向朋友讨好，可是，正是在这个不清不楚的讨好中，你很会失去朋友、失去批评家，最重要的是，失去学术，失去对社会的责任。

    艺术界本来就很混乱，严肃的学术讨论是当务之急，我已经说了，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讲出自己的道理，操作自己的游戏，可是，如果你想要严肃的人参加你的游戏，你就必须亮出你的严肃的目的。对于我这种年龄的人来说，人生的有效时间并不宽余，已经没有兴趣去参加那些规则不明的游戏了。所以我决定不接受《新周刊》的邀请。

    （实习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