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兴趣比今天更大，而且也超过了异见类的魅力范畴。比如在八十年代，甚至有人读中国的当代诗歌，随后是电影的大爆发：张艺谋的《红高粱》在1988年的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五年之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戛纳获得金棕榈奖;最初的海报式中国画范例令观众和西方收藏家激动，2000年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国家开始进军市场经济，跻身于国际主流文化之列。
民主在世界范围内获胜后，一个活生生的中国文化中所有这一切令人兴奋的惊喜，被理解为静默的西方化的表现。（西方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显得要比共产党的政策强大，艺术就是证据。这表明，中国人也想变得和我们一样。
问题是，情况并非如此。说得更准确些，中国人很细心地疏导了西方的影响。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审查”的原因，而是源自一个集体的、但也非常个人化的选择与忽略的过程，这在西方是没有与之对应的先例的。中国的文化人对西方文化抱有真诚的兴趣。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总馆长马丁罗特（Martin Roth）讲到，有些代表团来访，是专门为了了解欧洲博物馆的藏品：“我们能想象德国政治家仅仅为了中国文化而访问中国吗?”不一定非要一种笼统的欢呼雀跃，但是或许需要多一点儿好奇心。
可是，我们这里现在要说还有谁对异国文化感兴趣，那么，面对中国的文化产品，现在也不知所措了。刘晓波在2009年12月被判入狱11年，刚刚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案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激烈对峙的表征：民主与压迫的对峙陈旧但自信的欧洲与一个资本主义的效率国家的对峙。政治和文化的差别由此再次得以凸现，而在这种差别之外，不同社会与文化更为错综复杂的交流却早已经在进行中。
自八十年代充满热烈关注的时代之后，事情则发展到了完全另外一个方向。面对中国文化产品，现在不会再有人幼稚得相信能够在电影和小说中发现中国的“真相”。中国发展出了一个巨大的创意工业，中国的后波普艺术现在已经挂进了牙医诊所;中国电影界生产的电影和好莱坞电影一样完美，俗不可耐的古装剧，美化历史而又无聊透顶;新的中国小说大量出现在德国出版社的出版书目表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鉴赏要求的叙事现实主义，大堆的家庭故事和传记，虽然其中的故事其实同样可以发生在杜塞尔多夫，却被标榜成中国热的精品而加以推广。
而这一切都是成系统的。中国利用自己的文化构造自己的形象，不断增加的艺术出口也是长期“软实力”战略的一部分，就是通过画面和语言对世界公众舆论产生影响。在艺术领域，领导层给予的自由令人惊异。多数艺术家同时也是国立机构的雇员，或者可以通过很发达的艺术市场而活得很充裕。多家英文报纸和一家以半岛电视台为榜样的电视台很快也将让西方听到中国的立场。这个绝非没有理由自信的国家，受到作为压迫者形象的困扰，想要使自己被理解，要展示自己其他的方面。
眼下，中国对“西方媒体”不感冒，而且有理由抱怨。西方的报道并不那么稳妥。几个月前，伯尔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报告给德国媒体来了一通教训：媒体的报道原则上是在行的，但是在感受上选择性失明，在评价上恶意多与善意，有时还会用错误的图片说话。实际上，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人否认这种结果，而中国官方在描述西方媒体的阴谋多么深远的时候，甚至也引用这次调查的结果。这样，批评与宣传、区别与谋划的“国家品牌”就开始了混乱的相互混淆。
欧洲人习惯于严格地区分一个国家的官方立场及其文化，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威权国家，就更希望从艺术所表现的偏差中看到一个更符合这个国家实际的形象，一个官方监管之外的自由社会。这表明了一种或许是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对文化的信任：政治越虚假，艺术就越真实。但是，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变得更复杂了。什么东西代表着中国?被人遗忘的诗人，或是庸俗的古装剧?其文化不与官方抵抗，难道因此就是宣传吗？
海德堡艺术史家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在中国完成了对佛教刻石书法为期16年的研究项目，知道文化交流的所有繁荣和陷阱。他提醒说，对知识潮流的控制属于中国的传统：“像我们在欧洲对知识自由的观念，在那里只是有限地存在。”不过，雷德侯并不认为中国现在还存在什么中央的思想计划，因为中国毕竟已经太现代了。但是，对发展进行影响的的尝试还是有的：“影响者希望勾画一个均一的中国形象，而这也是老传统：在这么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巨大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统一通过意识形态的监控和文化均一而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在其他国家也并非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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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必须跨越很高的理解门槛：关于中国，这里一直就存在着惊人的知识缺陷。欧洲人必须学习区别对待，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偏见和喜好的评判模式。得以坚持下来的一个趋向是寻找异见人士，说得更准确些就是：构造异见人士。文化异见人士代表着英雄式的反抗，通过这样的人士可以可靠地解读政治压迫所散布的假象。挪威人现在再次强化了这种观察方式。不过，中国现在尽管有许多承受国家政权严厉报复的活动家和作者，但是占据典型化异见分子的位置的，现在更多的是自我表现者、表演专家和有意地扮演某种符合西方需求的角色的文化活动者。这使得(西方)在对待中国方面更加棘手。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肯定不是一个自我表现者。但是，关于他的立场，这里也存在信息缺陷。他绝非呼吁用民主推翻中国政府，而是更多地呼吁中国社会的和解，呼吁加强压力以加快中共内部的民主化进程。这与许多人希望在授予诺奖的信号烽火中所见的东西完全不同，因为与西方出于善意但过于简单的非白即黑处理方式相比，这种和解更显示了对自己的国家的信心。
再说一次：情况更复杂了。重要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电影人自然一如既往地存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有保护人。那里有尖刻的批判，有无政府主义，有无可动摇的学究气。但是，有一种趋势已经达到了一种新的强度，即把文化并入一个不直接受控制，但驯服的、注重实际作用的交流体系。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危急张力开始化解为令人瞩目的市场成就，这是崭新的。不论是对“祖国”还是对世界的其他地方，决定形象的是消费者，而不再是专家和知识分子。受到信任的是与其说是大众，毋宁说是市场。
与高尚文化进行高水平讨论的形式没有消失，但是，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这些方式都被挤进了角落，这方面还是有很多东西有待发现。尽管有强制性德文化出口，中国并没有变成无创意的国家。但是，对此的粗略印象，则给对西方来说猛一看很有吸引力的后现代的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的混合打上了烙印，这一混合有一种爱国主义的基调，有时候并非纠缠不清，有时候则令人厌恶。我们可以用屡试不爽的方式发问：这种文化生产在国际市场上或许很成功，难道因此就重要了吗?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太简单了，因为其中已经暗含了充满偏见的答案。或许我们更应该问：鉴于这种均一化的产品供应，还有不可混淆的新东西吗?我们真的拥有对此进行评判的前提吗，即使其中不出现信奉西方民主的表白?
2009年以中国为主宾国的书展表明，相互的理解还在原地踏步。官方的代表团充满了忠于国家的作者，其表现是文化政策的一个信号：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学如此这般。而另一方面，书展前的人权抗议则已经有些老气、按部就班，不顾今天中国的现实如何而必需如此的抗议，成了它必然要成为的东西，以及对这次抗议敏感而必不可少的反应：一次错过的机会。波恩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作为德中文学交流的元老没有对中国的政治太过好感的嫌疑，他对这种僵持局面所带来的后果作出了直截了当的描述：“我所确定的是，除了要把自己打扮成‘异见人士’ 在这里讨好的例外，我所有的学生都站在国家一边。西方媒体做到的是：让世界上所有的爱国者联合起来。”（翻译：贾枝平）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