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及梳理当代艺术的地域性时，“国家“及“世界”的存在则成为研究者不可避免的核心问题。与此同时，“国家与地方”“全球化与区域性”“精英与民众”等二元对立概念也赋予“区域性”研究合理性与正当性。反之，不承认二元对立这个前提，也可否认地域性研究的必要性。上述问题，涉及两点，一是为何进行地域性研究？二是以何种方法进行地域性研究？

    在“地球村”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对地域性的研究，实际上是涉及到空间与时间等问题。从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的全球化制度和全球化观念出发，理解地域性知识和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特定空间与时间之中的地域性及其历史内在的脉络可视为全球化在不同地域社会中的特色表达及不同反应。同样，全球化的历史脉络和现状也可以在地域性的社会发展中全面的，生动的展现出来。反观，对地域性的研究本身与全球化构成一种相互排斥的张力关系，并质疑“全球化”的合理性和普及的正当性，以加深对“话语”变迁的理解。

    对地域性的研究应保持对其过分强调自足的警惕，既要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又需要保持批判精神。在研究的具体方法上，要通过实证的、具体的研究，并保持回到历史现场中的理性判断，努力把田野调查、史料和文本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有效的、有机的结合起来。也就说既要保持对地区及个体的关注，又要将其放置于整个的历史关怀之中。

    在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之中，对于艺术的地域性研究一直经久不衰。在某种层面上，它是对社会、艺术和人的活动的机制研究。这种内在的机制运动正是推动了艺术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整体的艺术史发展轨迹是艺术生态关系中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与缩影，它也是艺术发展脉络的精妙之处。然而，对“地域性”艺术生态的研究也从另外一个层面推动了艺术的发展，它具有反作用力，它既是艺术发展的成因，也是其衰落的负面因素之一。也就说，艺术生态与艺术之间相辅相成，却又相生相克。例如旧的艺术生态机制束缚了新艺术的发展，而新的艺术发展则呼吁新的艺术生态机制出现，两者之间不断循环、轮回。

    “生态”一词广义的含义是指生发、生长、生存的环境与形态。在通常语义中，艺术生态环境具体由这样几点构成“艺术院校－艺术家（艺术家工作区）－艺术媒体－艺术批评与理论－美术馆－博物馆－画廊－拍卖公司－收藏家的结构链。

    南京当代艺术生态最早应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它植根于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整体环境之中。在85美术新潮时期，南京的“红色旅”以及江苏青年艺术周大型现代艺术展在全国已是声名鹊起。特别是“红色旅”成为了85时期的重要艺术团体。该团体在1986年6月成立，成员包括丁方、杨志麟、沈勤、管策、徐累、柴小刚、曹小东、徐维德、徐一晖、赵勤。在这期间举办了两次展览，1987年5月的红色旅第一驿展览和1988年10月的红色旅第二驿展览。但遗憾的是，红色旅如同当时其它的艺术团体一样，流星一般划过，艺术家分道扬镳，各奔东西，红色旅宣告结束。“红色之火，终未燎原”。与之相同的是，江苏青年艺术周大型现代艺术展，在展览初期几乎占据了国内唯有的几家前卫媒体的重要版面。可以说是它成为南京从传统艺术走向现代艺术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参与人数最多，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南京现代艺术展览。一位评论者为这个展览所撰写的文章标题这样形容----“冲撞之余”。如果说这次展览是一种碰撞，不如说起它是当代艺术在南京的萌芽，在田野之中植根，余下的便是在时间漂移中的成长。这期间，《江苏画刊》从1985年起成为国内重要的前卫艺术媒体，其后它就始终伴随南京当代艺术的发展。本地的批评家陈孝信、顾承峰、李小山、靳卫红等也相继投入南京当代艺术活动的策划与推动之中。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结束，标示着一个理想主义盛行的80年代美术运动的远去，所有的荣誉和喧闹，在历史中尘埃落定。1991年，艺术家管策和金峰组成了一个小型团体，并坚持每两年做一次展览。虽然这种不懈和努力在当时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个人的力量终归是微薄的，远离政治运动、社会流变、经济中心的南京在此时则显示了其地域的局限性，这种偏安于个体价值和异质空间的艺术不得不走向文化紧迫性的背后。但，值得欣慰的是，1993年左右，由艺术家黄峻、管策、王成、洪磊、以及后来加入的毛焰等人组成了“新材料”这个团体，并在后来编撰了一本“不明印刷物”（黄峻语）《艺术与神话》。这也是南京当代艺术活动中留下的最早的一本文献，艺术家也第一次将其投递给全国各地的批评家、艺术家。“新材料”这个概念，正是南京当代艺术的一次区域性反驳，它并不站在社会以及政治话语的前沿，而是回到艺术语言形式的拓展之中，对综合材料的运用强化了艺术形式的可拓展空间，或者说它至少为前卫艺术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遗憾的是，作为南京最早的一个具有明确创作倾向以及观念主张的“新材料”依旧难以逃脱和红色旅一样的命运，在举办了几次展览之后，艺术家也各自朝着自己的方向选择离开。

    在田野之中的南京当代艺术并不孤独，也不平静。整个90年代，南京当代艺术经历了一个沉淀期，它将许多流行的话语转变不断的内化，各自朝着自己内心或者期冀的方向走去。艺术家怀揣着理想与焦虑不断的离开这座城市，也不断的涌现出新的面孔。90年代中后期，一些颇有特色的主题性展览陆续刺激着这看似平静的局面，行为、装置、影像各种不同的媒介开始频繁出现，。例如从事行为创作的顾小平、王强，从事装置艺术的管策、金峰、吴剪，从事影像创作的曹凯，从事实验话剧的赵勤、余小雨、徐弘等。2000年顾振清策划的“人与动物”唯美与暧昧展览更是掀起了南京实验艺术的高潮，在其后的几年中，南京实验艺术进入了创作的高发期。同年，上海双年展和其外围展的举办使得南京这座距离上海较近的城市获得了极大的鼓励，艺术家欣慰的看到，当代艺术的“合法性”时代来临。但吊诡是，艾未未策划的“不合作方式”却成为对这一“合法性”的反讽。南京当代艺术也并未像上海双年展那样获得所谓的“合法性”，它依旧是一股潜流。从2000年左右的文献中，仍未发现南京当代艺术展览的主办方中出现官方机构的字眼，虽然作为官方艺术重地的江苏省美术馆和南京博物院中零星的会冒出一些当代艺术作品或展览。但这终归仅仅是租借场地而已。

    2002年的新春过后不久，在艺术家吴剪等人的努力之下，南京出现了第一个当代艺术区“联手创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既是民主意识、自由思想的启蒙结果，也是艺术家对身份及社群制度的确立。但，这对于南京来说已是晚来的春天。在南京当代艺术远离官方话语的前提之下，圈子文化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特殊机制，它是一种并不牢固的群体精神活动也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共生关系。“庙堂”之外，居无定所、无根文化的游牧性质在“江湖”之中得到了短暂的告慰。同时，与“联手创库”艺术区一起的圣划艺术中心相继举办了一些艺术展览，2003年圣划艺术中心负责人沈其斌与策展人顾振清等人共同策划的的“欢乐颂”当代艺术展和“木马计”当代艺术展。之后，由批评家顾承峰及批评家靳卫红等人组织的国际艺术家工作室活动节邀请了两位国外艺术家进驻艺术区，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可以说，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南京当代艺术的又一次高潮。但这种活跃，并没有挽救艺术区的消失，不久后“联手创库”艺术区便因城市规划而被拆迁，消失于南京的艺术版图之中，圣划艺术中心也在2007年迁入南京江心洲。

    2004年的当代艺术市场迅速崛起，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南京也很快加入了这场热潮之中。这一年，南京原有的几家拍卖公司纷纷增设了当代艺术拍卖专场，旧的刚刚转型，新的就接踵而至，在2004年到2005年期间，南京出现了大大小小十几家拍卖公司。其中较为专业的有嘉恒拍卖、爱涛拍卖、十竹斋拍卖等。。。。随着楼市价格的攀升，股票市场的走高，商业资本也频频注入南京当代艺术生态。市场给给予当代艺术新的活力，艺术不再局限于小圈子之中，它成为市场链条中的一员，即刺激市场经济也刺激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和生态繁荣。批评家李小山在2005年组建了四方当代美术馆，策划了一系列的当代艺术展，例如“超越的维度-中国新绘画”“飞地”“金蝉脱壳-从传统语言到革命语言的拯救”等展览。而在南京草场门艺术区，恒当代艺术中心、艺事后素美术馆、南视觉美术馆都相继举办了 “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身体”当代艺术展等。南视觉美术馆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以及其后的2008年的首届“南京艺术三年展”更是使得南京当代艺术展览出现井喷期。三年展不仅仅是一种前卫文化的展览机制，它也是一个地区当代艺术实力的显现。它是校检一座城市的政治开放性，经济发达程度，文化认同程度的方式。当代艺术展览对于南京来言，它既承担了艺术家自身的表达，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为一座城市打开一扇窗，一条走向多元与开放的自由之路。[NextPage]

    随着“联手创库”的拆迁，2007年艺术家于小雨、赵勤、吴翦在幕府山下，原长安汽车制造厂的旧址上找到了一片旧厂房，在其后的一两年中，聚集了大约40位艺术家。例如刘国夫、毛焰、黄峻、靳卫红、赵勤、余小雨、葛震、吴剪、孙俊、王东春、高雷、胡正东、罗凡、朱存伟等，移动的家园如候鸟一般再次迁入这个在后来几年中对南京当代艺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艺术社区。而在南京的其它地方，仍有一些小范围的艺术区和零散的艺术家工作室，例如新联机械厂艺术区、江心洲艺术区，艺术家包括管策、汤国、张正民、郭海平、曹凯、包忠、陈辉、罗荃木、徐弘、高波、孙新宇等。值得一提的是，青和美术馆在幕府艺术区的出现极大的推动了2007年之后的南京当代艺术的发展。青和美术馆以及其它美术馆的出现使得南京当代艺术进入了名副其实的“美术馆时代”。美术馆在当代艺术生态中，成为了艺术展示的重要平台，它在南京的特殊情境之下，承担了画廊及博物馆在地区中缺席的责任。青和美术馆馆长刘国夫邀请了众多批评家策划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当代艺术展，其既立足于南京本土当代艺术的推动，又以更为开放的姿态积极的投入国内当代艺术的构建与发展之中。而与此同时，南京当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即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延伸脉络为主线，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象征语言为表征，以摆脱图像化和庸俗社会反映论，回归个体自由与心灵诉求，强调经验与想象、日常与陌生、带有书写性的绘制手段和诗性叙事的方法等，例如艺术家刘国夫、葛震、吴剪、孙俊、王东春、陈辉、徐弘、罗荃木等。在进入2009年之后，南京当代艺术机构负责人也出现了一些例如秦建军、李莉等有志之士，其创建的“尚东当代美术馆”也为南京当代艺术的推动做出了诸多贡献。站在今天的视点来看，虽然南京进入了“美术馆时代”，但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许多美术馆也迅速销声匿迹或者转向当代艺术之外的其它门类，到今年为止，仅剩下青和美术馆、尚东艺术中心、南视觉美术馆等几家机构还一如既往的坚持以当代艺术作为其学术方向。这也难免让人有些遗憾，时间开了一个玩笑，昙花一现的美术馆时代之后，也给未来留下了诸多启示。

    一个区域的艺术发展，不仅仅是这些群星的璀璨，它也有许多很少被人关注的人和物所构成，历史的长河不仅仅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波浪，人们更应记住那些从未显现，却从未放弃的执着者。

    二、诗化怀乡的幽灵与现代割裂的焦虑

    上文中所提及的“生态”一词广义的含义是指生发、生长、生存的环境与形态。这里的形态，涉及到其生态环境中所呈现的艺术存在形式与存在意义。例如南京当代艺术生态中所呈现的艺术家的观念指向，美学特征，叙事方法，思维逻辑，语言习惯等。这个广义的生态背后涉及历史脉络、社会环境、精神指向等情景与诉求。当然，这些并不能全面的呈现形成艺术生态的各种因素，几者之间相互交叉，并很难在一个绝对断裂的空间与时间之中进行明细的分化。但，这种笼统的归纳方法和研究方式却可以使其更接近地域性艺术生态的现场。在以下的论述中，笔者将对前面的几点进行大致的梳理。

    提及南京便很容易与“江南文化”所挂钩，可以说，在梳理南京的历史脉络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难跳开的话题，南京作为江南文化的重镇，在历史之中不断的被释读。南京有许多别称，多为历史各时期对于这座城市的命名，例如金陵、江宁、建邺等。据记载，南京得名金陵，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楚王观其地有有帝王龙气，继命人埋两个金人与南京城下，以破其五行风水，使得南京成为困龙之陵。如若说，南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应是从魏晋时期算起，从北方士族的迁徙，到新亭对泣对故国的怀念，南京不断的被置于偏安于江左的噩梦之中。隋文帝一统天下后，担心南方政权的死灰复燃，将南京城彻底荡为平地。这也是南京不断遭遇灭顶之灾的开始，后来的太平天国屠城和近代的日军南京大屠杀都使得这座城市不断的遭遇着沉重的灾难。在唐宋元三朝，南京逐渐成为各个朝代的经济重镇，直到今天，它仍旧是长三角经济区的重要城市。分析其原因，南京因地处江南，每年雨量充沛，且河道遍布，空气湿润，气候也较为平和，又为平原地带，所以盛产鱼米，又产丝绸，茶叶，瓷器等。这就使得在封建社会的农业国家，无论是基础物质需求，还是富足阶级的精神把玩都造就了地域文化中的安逸心理和较为封闭的自足体系，即具备走向个体精神维度的物质基础。而此地自古重教育，诗书礼仪成为家族价值的基本教条。历史中，南京又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地点（江南贡院），直到今天南京仍旧是全国重要的教育基地，拥有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且自古以来南京的出版印刷业在国内具有较高的位置，可以说南京具备文化发展的一流基础设施。这种场域使得南京在文化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在自然风景上，南京的山形多为平缓圆润，而杂木植被使得树木茂密，一入冬日，却又枝干丛生，交错无序，一片萧瑟之景。而春日来临之际，又是群莺飞舞，细柳扶岸，从自然上而言其属阴性，怪不得白居易这样写道：“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但，空间只是空间，时间在空间中的交错，使得这些精致在南京的历史之中，充满“怀古”之意，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时值今日，南京仍是许多游人凭吊古人，感叹历史之地，落得逢南京必怀旧，逢怀旧必惆怅。思古之幽情，在这样一个地域文化中极为明显。也就说，在这座城市始终有着诗化怀乡的幽灵在飘荡。历史的不断变迁和社会的转型并没有使得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区域摆脱对政治中心的渴望，只是历史的话语流变不断推移。“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楼空江自流。。。。。。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这首诗，时值今日仍然有效。无论曾经的南京多么辉煌，历史总会远去，而自足似的“不合作”很多时候是一种将中心视为浮云的心理，心底却依旧是渴望“长安”。于是，这种纠结或者矛盾的心理，依旧诗化怀乡的精神指向在今天仍未消除。[NextPage]

    今天的南京不再是面临历史中的那些困境，而是面对一个更为庞大的命题，现代社会的出现，消费主义的膨胀、全球化时代的普及。这就使得南京产生了现代割裂的焦虑，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现代社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时代迅速来临，这座曾经作为文化重镇和经济重镇的城市其地位不断的遭遇打击。长三角经济区的出现使得这一地区的密集型乡镇企业成为其经济的支柱，而近邻的上海却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无论从各个方面都将南京抛之身后。特别是对于当代艺术的发展而言，当代社会的出现是其重要的刺激点和策源地，这就使一座半开放的城市面临着结构上的转型。大量外来劳动资源以及高新科技的注入迫使南京的传统自足文化不断的被消解，也不断的成为了一种想象。传统文化很难再具备它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实用价值，也就说诗化的怀乡是建立在个体精神的想象之中，它是遭遇了现实中的无奈，从而在割裂的处境之中，所生发的一种悬置焦虑的寄托。特别是在历史的变迁之中，人们不断的怀疑江南的文化的再造价值和现实意义。这种割裂在南京的历史中也多因政治变迁及社会流变而出现，可以说南京这样的地域城市始终存在着一种割裂。晚清诗人陈三立曾这样写道：“何必远溯乾嘉盛，说起同光已惘然”。不难看出，早在清代同治和光绪时期，西方现代文化的进入，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功能遭遇了极大的困境，而南京在20世纪，仍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遗留地。对于南京而言，相对其它城市，它的传统太过于根深蒂固，历史太过于沉重。它也间接的束缚了南京当代艺术走向更为先锋、更为实验的开放场域。

    谈至此处，上文中简单的陈述了南京当代艺术生态背后的历史资源，社会语境。而这些因素也切实的影响了艺术家的观念指向，美学特征，叙事方法，思维逻辑，语言习惯等。也就说诗化的怀乡与现代割裂的焦虑始终在南京的众多艺术家作品中有所体现。在此，笔者不做一一论述。需要理清的是，这种地域文化特征的影响涉及到一系列的重要命题，例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是对全球一体化的反思，人们普遍关注的标准化、流行化和永恒价值之间的关系；对地域个体经验的强调，如何处理社会中的二元对立关系；也是对西方现代社会普世经验的焦虑，对短暂的社会反映论的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调整；区域性的艺术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分类，倒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实验性的提取。特别是在今天，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的商业社会的不正当介入和媚俗流行符号的泛滥更是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因素，地域性艺术的价值正是给去标准化的当代艺术带来新的可能，这种不同地区的丰富资源，可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当代艺术的精神诉求、文化逻辑、语言方式等。

    正是在此基础上，在时间的漂移、话语的流变、空间的置换之中，从现场出发，中国当代艺术期冀一种自觉的反思意识。

    （编辑：邵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