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小钧
中国的“当代艺术”当下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情势也极为吊诡：以“四大天王”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创作正因国际拍卖市场价格的急剧滑落而裹足不前；“70后”“80后”的青年艺术家则扎堆冒出来，众多市场操盘手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更好卖”的年轻人身上；而事实上青年一代艺术家对于成功的渴望，很多都在重复那些曾经风光的艺术家的老路——对里希特、杰夫昆斯的模仿换个花样重新复制在画布上。
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艺术拍卖的舞台上一直不乏以“市场救世主”姿态出现的中国藏家。但大部分藏家还是将目光聚焦在了古代书画、瓷器杂项等传统艺术品上，对于当代艺术的“舍弃”，某种程度上更是对“收藏当代”所蕴含的巨大风险的明证。
无论是画廊还是拍卖行，很多人竭力把交易量下降归结为“全球经济大环境影响”。这一解释有其合理性：自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之后，各种交易都在一路下跌，股市的大幅跳水，楼市一蹶不振，汽车销量全线下滑，一度让当代艺术的资本市场闸门关闭，导致中国当代艺术中很多明星市场价格纷纷急跌。
但这看似合理的解释忽略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藏家对于艺术品的选择，一定会是那些具有原创性、稀缺性和唯一性的作品，买的是“创作”而非“制作”，这一点不会因金融危机的到来而发生根本改变。那些伴随着繁荣泡沫而起的“中国制造”，其实在泡沫破裂之前就开始消散。
从当下的市场环境看，画廊主们正在吸取以往的教训，力捧青年艺术家以规避价格虚高的风险。另外，画廊普遍开始要求年轻人要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和相对的“创造性”，靠几张大脸、某个标志性的绘画符号就可以吃遍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但是众多画廊的相似举措却让艺术市场的风险陡增：其一是共同争抢几个正在上升期的艺术家，韦嘉、李继开、欧阳春、屠宏涛等这些名字经常会在同一时间段的几个画廊的展览上出现，这既不符合艺术市场代理机制的国际惯例，也不能给艺术家相对稳定的合作方式；其二是伴随着展览邀约的纷繁而至，艺术家对于创作风格摇摆不定。对于“制造”和“创造”概念的模糊，始终是中国当代艺术家无法跨越的沟坎。最新的例子是市场新星韦嘉的近作，画面构图和用线一度被媒体认为是“曾梵志符号”的“韦氏翻版”。
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艺术市场从业者层面可以左右，却暴露出中国当代艺术在“中国创造”方面一贯缺乏清晰的市场环境的无奈现实。即便是在被看成是市场未来的青年艺术家这一大家当下在普遍着力的领域，仍然如此。深陷“复制”与“符号”创作危机的中年艺术家群体的确需要新生力量的有力补充，但是多年的当代艺术生存环境现状，使得很多艺术青年们习惯了“翻版”生活。金融危机的深化固然能让更多的画廊来寻找新人，但一旦中国画廊开始追逐交易，风险的种子便也埋下：中国的画廊业仍不成熟，绝大部分没有规范的操盘模式和代理机制，对于艺术家的筛选机制和标准，仍然处在盲目跟风和炒作的阶段，这可以轻易造就一批青年明星，更可以轻易毁掉他们。而对于年轻艺术家而言，掌握扎实的基本功是必要的基础，多看、多听、多学习，博采众长才能为真正的“创作”铺垫经验。
中国艺术品机构要在今后规避这种“中国制造”的泡沫风险，学会设计结构精致的交易只是一项必备功课，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B计划”风险意识：
对当代艺术交易的志在必得和中国艺术标准的过早笃定只会让西方过早地看到我们的底牌，霍华德·法伯伉俪(Howard Farber Patricia Farber)、仕丹莱收藏基金(Estella Collection)乃至好莱坞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在危机开始前大批卖出中国当代艺术品即是例证。
选择经得起时间和学术考察的艺术家，盲目通过市场选择应时而生的“明星”往往短命。即便“艺术家的创造能力”“艺术史定位”等因素无法测定和量化，也应当适时听取批评家的意见，这可能不能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马上产生效益，但风物长宜放眼量。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要做好充分的舆论准备。我们的当代艺术市场在本世纪的疯狂增长遭遇了西方批评界舆论风潮的普遍质疑和讽刺，但我们的媒体没有任何相对应的交流和交锋。即便不能指望对方会同意自己的观点，也要让对方听到我们的解释，从其固有思维定势中挑出来。
[NextPage] 另外，值得警醒的是，大芬村等一批实实在在的“中国制造”基地正在大规模崛起，以至于他们轻易就可以成为制造廉价、操纵低端艺术市场的工具——这固然让一些中小型的作坊有了新的生存机会，让政府对于扶植所谓新型“文化产业”政策有了助推器，但监管部门若不能在制度安排上审慎而为，中国买家本身又缺乏基础美育，那么廉价复制品过剩的流动性只会对原创艺术市场形成打击，让素有猎奇传统的艺术品买家丧失购买欲望和信心。
切记我们在“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多年摸索中产生的巨大教训：即便在一个经历了巨大经济危机的世界里，我们的当代艺术要去敲开世界的大门，仅仅有钱是不够的，煮熟的鸭子也会飞掉。
（实习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