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林

　　清华美院的《学院雕塑》期刊约稿，要有关学院雕塑教学的文章，给的题目是：重提造型语言研究在当下学院教育中的意义。本人不从事雕塑教学，有些难以作答，但题目中“重提”二字似乎关系到对学院艺术教育现状的看法，“造型语言研究”则关乎对当代艺术发展趋势的判断，至于“教育”与“意义”，当下全国人民都在声讨教育行政化痼疾，想必此举比造型语言研究的意义有更大的意义，如果这些意义都涉及到现实和未来，本人愿投文参与讨论。

　　（一）造型语言研究在学院教育中的意义

　　造型语言的研究在学院教育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人文艺术与科技学科不同的是，血缘相传重于基因突变。一般而言，学院在任何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平稳期都是传统的继承者，也是那个时代文化系统的重要稳定器，学院的职责就是传授自身所在时间节点之前历史积淀下来的主流技术语言，并维护这些已经获得社会认可的语言样式。当然，由于当权者的利益驱使和思维惯性，他们并不情愿见到对当下语言系统的稳定产生威胁的任何挑战。因此学院教育变革的因素往往来自外部，需要新的观念和外在力量的介入，而且还需历史机遇。例如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所创建的作坊式学院，在引入了透视和解剖的科学后，才有后来古典主义艺术的辉煌；又如二十世纪初的包豪斯学院，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虽然在现代主义艺术的大潮中均属昙花一现，但都影响了中西方当代艺术发展的进程。这种影响力在于，学院从知识和技术的传授转变为学术创新的中心，这种转型，是洪堡“传授知识与创造知识相统一”的现代教育理念的体现。

　　造型语言的研究本是美术学院的责任所在，但“重提”意味着不得不承认学院教育早已疏于职守。事实上，长期以来官本位的诱惑让人趋之若鹜，学术在权力面前毫无尊严，因此本人认为当下的教育改革是一场充满变数的利益博弈，具体到本学科，只有当造型语言的研究和创新重归美术学院的基本职责之时，今天的努力才可能会有正果。此外，除了这层大的因果关系，去行政化的美术学院教育是否成功，是否一流，本人以为也得要看是否具备如下五个要素：1、场域：学院的变革刚好处在一个时代产生巨变的前期，新观念、新思潮已风起云涌；2、教师：一群志同道合，锐意创新的艺术家和理论家在新的学术平台聚集；3、决策：当权者本身就是大艺术家或大知识分子，少有官场恶习，多的是知识分子的人文胸怀和时代责任（这是教育去行政化的最大体现）；4、工具：他们都擅用两支笔（文笔和画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相互支撑、彼此印证；5、表现形式：作品具有学术感召力和时代特征，承上启下，且语不惊人死不休。

　　历史的经验是，任何社会系统的改革必须先让一切良好的愿望付出代价，改革的先行者往往都是牺牲品，成功之后的历史之河会自动填平裂沟，新的当权者亦会在惯性中自动维护那些具有稳定性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改革创新成为一种常态时，而且只有当本学科的基础研究成为恒定的学术目标时，教育才可能走在社会的前列。

　　（二）造型语言中的观念与言说

　　让我们回到语言本身。作为文化积淀下来的造型语言，与其它语言系统一样，有其结构的先在性，如语法规则，是它维系着语言在时空中的稳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语言的运用者，要么你遵守这个规则，让话语信息得以交流，要么疏远这个规则，如杜尚那样，另行建立新的语言系统。如果造型语言的创新不去效仿革命的杜尚，这种改革并不会伤及现存语言规则本身。那么规则不动，何为语言创新?本人以为语言的创新亦即言说方式的创新，也即造型表达样式的创新，从符号学的角度讲，语言的魅力在于言说者的话语方式，言说者想说什么，怎么说，亦由言说者的观念所决定。

　　“观念”即思想，也即作为个体的人对其所处环境和社会的看法，也可以是一种个体和群体的相互关系所衍生的价值尺度。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首先是观念的碰撞，同时也是观念的碰撞推动了艺术领域的对外开放。我们不能说在这之前的艺术没有观念，那只是锁国时期一花独开百花凋零的一元化观念，单一的观念势必导致单一的语言样式，形成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反之，新观念的引进则会推动艺术样式的分化，呈现一时的前卫性，甚至多元性。因此从广义上讲，当代艺术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时间的当下性，重要的是它在指涉当下不同观念推动的造型艺术活动，具有语言表达样式的多元性、实验性和开放性，可以说不同观念的表达是当代艺术的基本特征，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表达样式一旦被贴上官方、非官方或主流、非主流的标签，当代艺术就自动产生了二元对抗的政治经济学属性。[NextPage]

　　（三）造型语言在历史情境中的变化

　　我们将造型语言放回历史情境中来考察。观念和艺术语言的变化有其自身逻辑，例如源自传统观看方式的架上雕塑或架上绘画迎合了启蒙时代的人文需求，艺术家通过作品的质感、光线、空间等来再现神谕的世界，公众则透过作品接受宏大叙事的教育。到了现代主义时期，人本至上的观念取代了上帝，雕塑走下神坛，更多的成为建筑有机空间中的元素构成，雕塑的造型语言获得了更多的表达自由，绘画同样也从三维再现转化为二维平面表现，点线面的形式构成取代了历史的叙事。到了上个世纪下半叶后现代艺术的兴起，虽然这个时期的雕塑和绘画依旧是占有三维和二维空间的艺术，但观念上产生了二次转变：即理性的崇高让位于世俗的消费，艺术家既不是叙事者，也不仅仅是形式构成者，而更像新闻发言人，社会活动家，盗版者，市场营销者，艺术从自在自为的本体论又轮回到艺术的工具论，即艺术不再属于信仰，而是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工具。因此后现代艺术的使命在于解构，博伊斯也好，栗宪庭也好，都认为艺术并不重要，在一个所有事物都在横向扩张，相互渗透的年代，艺术的种类越多，艺术的边界也就越模糊，艺术家既可以挪用传统样式，也可以运用现代科技成果，还可以运用行为、身体或暴力，在这里，话语不惊世骇俗不足以前卫，让所有那些温文尔雅的语言方式彻底失效。“重要的不是艺术”这一宣言实际上枪毙了艺术的审美功能，同时也吹响了战斗的号角：艺术家应该走出象牙塔，可以借助一切手段来介入社会，包括推销自己。

　　可以说中国当代艺术的三十年是一个依靠西方后现代观念和技术复制来介入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段，在这动荡的三十年中，艺术青年的清贫只是一种理想的暂时性代价，而艺术中年的成熟则可以用财富的标尺来衡量，有写实功底的继续标榜“写真再现”的绝技，形成新的院体画，得到的是权力的青睐；不安分的则远走它国，草船借箭，或干脆跳过现代主义，直接借来后现代艺术之矛，攻所谓现实主义之盾，得到的是西方资本的青睐。迄今，这两者（无论是矛还是盾）的PK都充分享受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终于可以弹冠相庆，平分秋色，甚至相安无事。

　　（四）造型语言的研究与归宿

　　如果有空间，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造型语言研究的何去何从。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事物的发展也都会经历正反合三个不同的阶段，矫情现实主义的堂会或后现代艺术的庙会是否快要散场，这不仅得看是否有人敢捅破“天价做局”的资本泡泡，还得看看是否有第三种力量的崛起。艺术家关心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美术史的逻辑，政府部门关心的是文化产业的版图，除了跑马圈地谁也不会具体关怀到艺术造型语言的演变，因此如果学院教育改革的框架设计能够正视这一具有重要意义而又被长期漠视的教学基础课题，那么还得是在岗第一线的教师挺身而出，责无旁贷。具体到研究方法的可能性，研究的目的在于运用，在于出新，可否先对现存的造型语言结构和谱系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梳理?然后要着重话语的活跃性、可替换性以及表现性方面的训练和实验，同时更要关注新思潮、新观念的生存语境，让造型的话语样式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如同互联网每年都会产生新的词汇一样，言语的创新是一种特定时间段的差异性创新，也是个体性生存体验的创新，这种创新势必会通过教学相长让学院重获学术的自治和自信，让学院改变中国的艺术格局。

　　由此，我们呼唤新观念的产生，新的观念将来自对当下教育模式的反思。今天重提造型语言的研究符合时代的需求，既然现代科技改变了我们对于空间、时间以及人本身的认识，那么这种研究一定不是简单的传统回归。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新的造型言语特征：它既是实验性的更是表现性的，是艺术由内向外的情感呈现；它既是互动性的更是建构性的，是艺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础上产生的学术资源整合，它既可以上承中国千年的写意传统，又可融会西方百年浇灌的现代主义精神，让我们每位在场的生命回归审美，让生命的言说更加从容，更具时代性和感染力。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