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胄
“说教”：原指宗教信徒宣传教义，后比喻宣扬某种谬论或空洞地宣传某些人人都知道的东西。【1】“说教”的目的在于宣扬观念，方法论是 “用……表达……”，以“说教”为目的的叙事方式就是“叙事说教”。比如：绘画中，画棵树就表达亲近自然。 尽管由于每个人自身的生活经验和语意记忆不同，对树传达的意义也有迥然不同的理解；但说教性叙事并不看重此，因其太强的目的性而无法提供观者视觉游戏（思维）的空间 ，因此它是封闭的。
一 、产生的文化根源
“叙事说教”的艺术表达有其产生的深刻根源，在以“德”“仁”为中心的儒家乐感文化的中国，艺术在铸造实用理性的民族文化心理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如画论：“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张彦远）。【2】叙事说教类的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中随处可见。例如《女史箴图》（东晋），《历代帝王图》（唐），《文姬归汉图》（金），《顺治接见五世达赖》（清）等。以牺牲个体价值而维护集体意志是儒教驯化下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其本身带有一种宗教殉道精神。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反应在艺术领域便是宏大叙事的观看方式，动辄高谈天下、社会、集体，至于人的个体生活经验便熟视无睹，其艺术作品的空洞和概念化就不言而喻了。20世纪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中，艺术屡屡充当政治的说教工具，便是很好的例证。儒家实用理性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对于为政治国、社会生存而言有一定合理性。对于文化、艺术而言实为一种桎梏，因为它切断了极限的生命体验，也切断了生活的丰富性。它是一种恒定而安全的标准，它同时也滋生思维的惰性，在事事多变的现实面前让人蒙蔽了双眼。让原本丰富的人格变得单一和标准化。这种实用的值观直接影响艺术的表达方式：忘记个体，凸显集体的宏大叙事。“叙事说教”也就应运而生。其巨大的认知惯性成为艺术表达方式的必然。当艺术家开始创作时首先进入的是“我要用……表达……”的说教性思维，而很少思考艺术的“表达方式”或“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和观念，它可以呈现丰富的意义。“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
二、“叙事说教”与现实主义、写实主义
在我国“现实主义”一直被“叙事说教”以写实的表现手段扭曲至今，写实的作品就等于“现实主义”作品，“叙事说教”运用“写实 “的表达方法，也就顺理成章成为“现实主义”了。
“现实主义”一概念是泊来品，现实主义（Realisme）：要求按照现实生活本来的本来面貌，选择本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现象，做具体的、如实的艺术描绘，真实地典型地再现社会生活。【3】最早出现于16BC下叶西班牙的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由于不满意罗马主义宫廷艺术的僵化和艺术与生活的脱离，由一群有思想的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发起。1930年代，法国出现“现实主义”美术运动，取代浪漫主义成为主要的艺术流派。现实主义描绘贵族蔑视的农民、小市民、手工劳动者、流浪汉等下层边缘人物，它具有批判精神和前卫性。时代性、客观真实性、生活性、批判性是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表现语言是：具象写实。
“写实主义”不是艺术创作的方法，而是艺术语言的表达方式。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我国常被混为一谈，随着“写实主义”中心地位的确立，运用写实语言的“叙事说教”也成为艺术表达的不二方式。却不知这样的艺术从一开始就与“现实主义”分道扬镳，因为它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和批判性。
三、“叙事说教”的历史背景
早在明末一些欧洲传教士和职业画家通过教堂和学校将光影写实技法带入中国的香港、澳门、广州等沿海城市。“泱泱大国”的民族自大心理导致清末的保守与落后，国门被帝国列强的枪炮轰开。屈膝求和、割地、赔款的侮辱将民族自满情绪撕得粉碎。有良知的知识分之，掀起救亡图存的文化运动，“科学和民主”、“革四王的命”、“以西方的写实革国画之命”是那个时代的主张。一批艺术学子远渡重洋，留学欧、美、日本，以便学成报国。当时的欧洲艺术正兴起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构成主义，同时也有学院派的古典主义。尽管20世纪初，留学艺术家带回中国不仅仅是写实主义（也有印象主义、立体主义等），但在当时抗日战争的具体国情下，唯有写实的表现语言可以作为抗战的有力工具：宣传画。后来，1942年延安文艺讲话确定了艺术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从此决定中国艺术在以后几十年里基本走向。随之而来的国画家的改造；大跃进的宣传壁画；文革宣传画的红光亮；以美协（美术权力中心）为主导的全国各种美展；以“伪现实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学院教育；将徐悲鸿这个个体的写实案例放大到全国，其美术写实教育的体系沿用至今。美术教育从考前培训到美术学院的基础训练再到艺术创作，其每个环节都充斥着“写实主义”的中心审美价值观，而写实语言服务的对象是“叙事说教”。这样，“叙事说教”艺术通过学院教育和各级美术家协会以最大的辐射面影响中国艺术和审美生态的建构，其艺术表达通过体制的维护和其培养的“粉丝”最终实现了中心地位。[NextPage]
四、结语
“叙事说教”文本旨在准确的“宣扬”某种观念，它没有也不需要留给读者多种解读的空间，因此它是自我封闭的，它早以将文本传达的含义画上了封闭的圆圈。其实从来都没有永恒的真理可言，艺术的国度更是如此。正如福柯所言：“我已经决定告诉人们：他们比自己想象的要自由得多；他们正把历史上某一特定的时刻所产生的东西当作真理的、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他们其实可以对这一所谓的理所当然进行批判和摧毁。改变人们头脑中固定的事物——这正式知识分子面临的任务。”【4】
注释：
【1】《新华词典》，P.840，商务印书馆；
【2】《唐五代画论》，P.139，何志明等编，湖南美术出版社；
【3】《西方美术史》，P.85，李春著，山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4】《福柯的迷宫》，P.121，（德）马文·克拉达等编，商务印书馆。
（编辑：崔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