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端廷

　　2009年11月1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隆重举行“中国当代艺术院”揭牌仪式，宣告我国第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研究和推广的官方学术机构正式成立。在改革开放进入三十年的今天，在后奥运时代，在欢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的喜庆气氛中，一切符合改革开放时代潮流、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生事物的出现似乎都理所当然，“中国当代艺术院”这样一个崭新机构的成立在许多年轻人眼里可能也不足为奇，但是，对于像本人这样亲历并见证过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所走过的曲折而艰难历程的圈内人员，我深知这一天来之不易，置身于欢快热烈的揭牌仪式现场，抚今追昔，我不禁百感交集、心绪难平。

　　中国当代艺术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应运而生、不断发展并日益成熟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中国当代艺术却远比经济基础领域各种新事物遭到了更大的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干预和阻力。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一开始就被当作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倍受官方打压，而当代艺术家则长期被看成“持不同政见者”遭到党和政府的提防。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开展的“反精神污染”（1982—1984）、“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1987）以及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持续进行两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当代艺术都是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20世纪90年代，即使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走出国门，频繁亮相于包括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和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在内的欧美各种艺术展览，我们的主流媒体和官方展览仍然对当代艺术持排斥态度，少数顽固的极左派不仅夸大其词地将中国当代艺术斥为西方后殖民主义的产物，甚至危言耸听地将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接纳说成是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直到新世纪初，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和宣传仍然受到官方的严格限制，一些展览甚至遭到了警方的查封。

　　杰出艺术家是社会的精英，是走在时代前头的人；而政府往往是广大民众及其观念的折中代表。回顾人类历史，新艺术思潮的兴起与社会大众的接受之间不同步的现象屡见不鲜，艺术家超前与民众滞后的矛盾普遍存在。可以说，一切富有创造性的艺术都很难得到普通民众的迅速认同。与此同时，历史的规律也告诉我们，只要是对人类精神现象、社会生活或物质世界的深度、广度或高度有所开拓，有助于提升生命的价值、品质和意义的艺术创造，或迟或早总会赢得社会的认可，并且，创造性的艺术越早得到接受，社会也越早从中受惠获益。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不仅培养了大批富有创造力的当代艺术家，也造就了能够消化和吸收当代艺术营养的政府和民众。尽管遭受了一些挫折，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代先锋终究是幸运的，不同于中国现代艺术的开拓者林风眠那样长期饱受冷遇、甚至遭到政治迫害直到晚年才得到公正对待，更有别于像荷兰后印象派大师凡·高那样生前无人赏识、贫病交加直到自杀身亡后才虚享哀荣，他们在有生之年（其中许多人正值艺术创作生涯的盛期）就得到了世人的肯定和赞誉。

　　“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的真正合法化。但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合法化经历了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这一机构的成立也绝不是一个偶然和孤立的事件，它是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合法化进程中一系列从量变到质变的事件中的一个高潮。2003年，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首次设立中国国家馆，使得参展中国当代艺术家获得了官方身份；2004年10月中央电视台十套《人物》栏目播出“方力钧”专题节目；2006年旅美华人、国际著名中国当代艺术家蔡国强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师；2006年10月，中国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出任北京宋庄美术馆馆长（在就职仪式上，栗宪庭自称是“全国行政级别最低的美术馆馆长”）；2008年1月，旅美18年、享誉世界的当代艺术家徐冰荣归母校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2008年4月，中国当代艺术大本营之一的宋庄成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在2009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万山红遍——新中国美术60年访谈录1949—2009》一书中大量当代艺术家跻身其中。有了上述大量事件的铺垫，经过四年时间筹备的“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从疑虑到信任，从排斥到接纳，我们的党和政府终于认识到中国当代艺术并不是政治上的异己力量，而是促进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当代艺术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发掘、对中国社会善恶现象的褒贬以及对物质世界宏观和微观领域的探究，都有利于开启民智、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生存和发展的本领。以创新为主旨的中国当代艺术为我国民众实现党和政府制定的建设创新型社会的战略国策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与此同时，有了官方的肯定和支持，中国当代艺术必将焕发出更强大的活力、获得更蓬勃的发展。

　　有人将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官方体制调侃为“梁山好汉受招安”，但实际上，在中国当代艺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峙中，最终改变立场和姿态的是官方而不是当代艺术家。我本人坚持认为，只有当中国当代艺术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它才能更好地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毫无疑问，造福整个民族乃至造福全人类是中国当代艺术家进行艺术创造的原初动机和最终目的。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