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心沫
达明·赫斯特作品，收藏家
丹托为当代“坏艺术”的辩护
没有哪个时代会象当下这样，把艺术推向一个无限打开但又悬而未决的状态。从杜尚到沃霍尔的被艺术史接受，艺术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里，批评家在促使这些“坏艺术”成为“好艺术”的途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当“坏艺术”变成“好艺术”时艺术的意义已经终结了。下面我们回顾一下丹托是怎样为以沃霍尔为代表的当代艺术辩护的。
“我们的时代是那个被称作艺术的终结的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以更加为人们所熟悉的后现代主义之名不胫而走。”丹托把当下的时代如此界定或者定义，这是艺术已经终结的年代。“艺术已经终结了”。“这不是在它已经停止活动的意义上，而是在当代艺术家所做的事情必须以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被重新加以描述的意义上；这种方式认识到，艺术家们是生活在艺术史已经完成了它自身之后的历史时期。”丹托在他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点石成金》中说：“传统的艺术定义的不可避免的空洞性乃源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每一个这样的定义都建立在一些特征之上，而沃霍尔的盒子已使这些特征成为与任何这样的定义不相关的了。因为艺术世界的革命将会抛弃这些意图良好的定义，而不会以崭新的艺术作品为代价。任何想要站得住的定义都必须相应地为反对这样的革命而使自己付出代价。我乐意相信，随着布里洛盒子的出现，（想要定义艺术）的可能性已经有效地关闭，而艺术史也以某种方式走到了它的尽头。它不是停止而是终结了，这是就这样的意义而言的：它已经经过并来到了这样一种自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它自身的哲学：一种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曾经预言的状态。我的意思是（部分地讲），这确实需要艺术世界的内在发展，使其达到充分的具体性，从而为艺术自身的哲学成为一种严肃的可能性（准备条件），再20世纪60与70年代的前卫艺术中，艺术与哲学突然为彼此作好了准备。”
丹托强调说：“这是一种足够大胆的不连续性”，“以至于从前一种到后一种结构的变迁中生存下来的人们，会感到一个世界———在我们的个案中则是艺术世界———已经走到了终点，而另一个世界则开始了。”“艺术已经终结的一个标志就是，一种正在得到定义的风格已不再具有客观的解构，或者，如果你更喜欢另一种说法，则是，应该存在一种一切皆可的客观历史解构。加入一切皆可，那就没有肩负着历史使命的东西：一事物，可以这么说，与它事物一样的好。而这，在我看来，就是后历史艺术的客观条件”。
丹托给了当代艺术如下的描述：“今天任何能够被做出的事情都可以做，都可以成为后历史艺术的例子。因此，从某个角度看，当代是一个无序的信息的时期，一个完美的审美之上的状况。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时期。今天已经不再有什么历史的范围了，一切皆可。既然覆盖物已经被打破，既然至少自我意识的一瞥已经获得，那么历史就终结了。它已经把它的重负转交给哲学家来处理。而从历史的重负中得到解放的艺术家们，可以完全自由地以他们希望的方式来制作艺术，来实现任何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或者为了根本没有任何目标。这就是当代艺术的标志，因此与现代主义不同，它没有一种所谓的当代风格也就不足为怪了。没有限制艺术必须象什么样子的先验的准则———它们可以像任何东西。单单这一点就结束了现代主义的议程.”
丹托的后现代艺术理论以及他对沃霍尔所作的有力辩护为前卫艺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那也是波伊斯“人人都是艺术家，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的口号的得以成立的土壤和源泉。在当代“坏艺术”成为“好艺术”的途中，丹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精神的移位
丹托从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看到了后现代艺术的端谜，那就是在几乎等同于现实生活中超市里的布里洛盒子的复制品中，他看到了一种艺术意义的消失，同时又是一种新的艺术概念的产生。艺术已从它的以往的审美形式中剥离出来，成为自由存在的在场，即意义，或者是一个问题的假设或者提示。于是布里洛盒子成为“坏艺术”的典范，在这里我想讨论和沃霍尔同时代的另一个“坏艺术”范例，日本女艺术家草间弥生，她在日本与荒木经惟一起被称为“坏品位”的代表。草间弥生曾与沃霍尔一同做过展览，她曾声称沃霍尔也受到她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对复制的运用。但是我在看到他们艺术的相似性的同时，更多的是看到一种相异性：沃霍尔的对商品的复制使作品指向外在的消费社会，而草间弥生的对幻觉图式的复制则指向人内在的精神世界。这也是我一直主张的艺术创作的两个方向，一个指向我们的生活世界，一个指向我们的精神空间。所以就有了两类艺术家——一类是向外打开的，一类是向内伸展的。当这种打开与伸展触及到一种本质时，作品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因为当一种隐藏起的东西重新显现的时候，它总会让世俗的人们感到惊异。
后现代艺术的主要方式就是复制，拼帖与挪用。草间弥生复制和繁殖着她的圆点，直到圆点成为草间弥生，成为一个名字的符号图标。复制表面上看是对独创性的独一无二性的否弃，但对一种特殊符号的复制本身恰恰是在加强一种独特性，而我们所认为的大众文化或者是商品的东西其实对于已有的艺术史来说是特殊的东西，因为他们在已有的艺术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所见到的艺术的大众化倾向其实是把艺术引向更加个性化的独特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当代的“坏艺术”都有这样一种特质———就是他们用一种“不合法”的手段在建设着这个世界，他们不断的在摧毁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又不断的指给我们看世界应然的样子，但这种应然世界不过是艺术家的个体经验而已。往往真相是在少数人那里，而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有序的生活空间迷失了自己。他们需要引领者，而引领者往往是被众人认为是“坏份子”的人。在现实世界，大多数人都是正常人，而非正常的被称作病，精神的非正常者被称作精神病人，但研究者发现，对人类精神有重要贡献的绝大多数艺术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我其实更愿意相信，精神病人恰恰是正常的，而大多数的正常人恰恰是病人，他们每天被循规蹈矩折磨到形同尸体一样冰冷和麻木了，以至于他们再也没有能力感受世界。
草间弥生的意义在于她的病，是精神病成就了她的艺术还有盛名。
草间弥生自幼患有神经性视听障碍，总是被围困在大量的幻觉当中，她所看到的世界是被一层圆点的网隔开的世界，她不能摆脱那些圆点的围绕，于是圆点成为它感知世界的方式。也成为她描绘的对象。[NextPage]
从草间弥生的童年经历来分析，或许是她遭遇禁闭和暴力的经历给她的脆弱的神经雪上加霜。圆点的网，是一种错乱与眩晕的幻觉视象，它阻隔了她与世界的交流，好像死亡来临刹那的光的碎裂，而她的生命就悬置在空中。草间弥生用绘制圆点的方式来抵挡对死亡的恐惧，她用高彩度对比的圆点花纹加上镜子，大量包覆个中物体的表面，墙壁，地板，画布，她也是她作品的一部分，她的妆容与她的作品有高度的同质性，圆点构成了她的生命。
似乎表演的欲望越来越在当代艺术家的身上显现出来，安迪沃霍尔曾说：每个人都可以做5分钟的名人。达利，沃霍尔，杰夫昆斯，草间弥生，他们都在以一种精心设计的，几乎符号化的形象出现在公众和媒体的视野，当代艺术为艺术家的疯狂，与欲望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似乎艺术家越来越变成明星，或者在这个越来越商业化的时代，艺术家越来越注意到品牌与商标的作用。虽然草间弥生以精神病人自居，但通过回顾她的艺术成功历程，我们似乎不难判断她的成功是经过她的自我谋划与设计的，其实她是很好的利用了传媒和大众的心理。最初在美国，她的真正出名是因为她的大胆赤裸的行为表演，于是她成为媒体和公众追捧的对象，而首先不是因为她的艺术，但行为表演本身又成为她的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当草间弥生把她的圆点弥漫到她所有形式的作品中时，其实她是把自己变成了艺术。
我相信草间弥生是个精神病人，同时也相信她是利用了她的精神病，并且她的对精神病的利用也是她的精神病的一个部分。如果单独拿出草间弥生的作品，那被圆点弥满的装置和空间，那用圆点画成的瓶花和大南瓜，我们从作品中读到的更多的是装饰性，只是她的装饰有点东方的神秘气质或者有点神经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但恰恰是草间弥生的精神病史，她的怪异，疯狂的行为，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传奇，所以她的装饰画也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坏艺术”的边界
当代艺术是从一种破坏性的角度来重新架构人们的价值观和人们对艺术的认知体系的。当代艺术中充满着对已有文化的颠覆和对现实世界的“报复”，艺术家用身体追问生命的极限，他们打开自己的身体，让人们看到生命的脆弱，他们用血腥与暴力来回敬我们当下这个充满血腥与暴力的世界，用极端的性和身体的赤裸作为挑战人们已有的道德观的武器。艺术家不断的在扣击生命，伦理，艺术还有法律的底线。艺术家把世界的荒谬，残忍，还有死亡的真实指给你看。塞拉诺把耶稣和圣母的圣像浸泡在尿液里来作成图片作品，他的作品在展览时激怒了基督教徒和大众，展览被禁止，但塞拉诺也因此而闻名；梅普勒索普拍摄了同性恋还有极端的性行为图片而遭到了同样的禁展的命运，但他的作品最后还是进入了博物馆。英国的艺术家达明赫斯特更是这些臭名昭著的艺术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当代艺术不断的在打破边界的概念，这其中也包括艺术与科学的边界。这种试验在赫斯特那里得到前所未有的体现。他把浸泡在福而马林中的巨大的3.6米长的沙鱼在美术馆里进行展览。其实把尸体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是作为科学试验的标本，但当他被移植进展览空间，它的语境产生了变化，于是其意义和功能也产生了变化，安置在展厅中的沙鱼的标本于是脱离开实验室的语境，而转变成人们的欣赏物，当欣赏开始时，“思”便成为可能，是美术馆使当代艺术哲学成为可能。当人们站在他的巨大的作品前面观看那巨大的鲨鱼尸体的时候，势必被那巨大的对死亡的恐惧所捕获，赫斯特用死亡制作了一个仪式。他把观众带进了这个仪式当中，使他们再也不能对他的作品置之不理，因为作品已经触及了人们心中最隐蔽的地方——那就是被生命所遮蔽的一切。
虽然赫斯特的作品遭到了种种诘问和质疑，包括法律对他的诉讼。但是他还是在不断的在用电锯锯开动物的身体，把他们的死去高贵的盛放在透明玻璃柜中的福尔马林溶液里。这成为赫斯特主要的创作方法，他曾把奶牛和小牛分成两半置于溶液中，诠释着他的关于爱的主题。
在他的作品中还会出现一些象热带鱼，蝴蝶这样的生物，在他的一件作品中，他把蝴蝶和刀片放置在一起，当人们慨叹蝴蝶的斑斓美丽时，其实也指给了人们美好背后的东西，危险与死亡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无处不在赫斯特的作品中。他还模仿医学颜色代码，来用类似药片的点作画。他用的是典型的坏艺术方式，是用一种撕碎世界的方式给我们看什么是真正的世界，他的感受是有关于整个当代社会的焦虑。
或许是早年的生活经历，重要的是一种残缺感，让他对生命的意义进行思考，当他在读书期间进入停尸间的时候，死亡意识便成为他潜在意识的一个部分。其实正象赫斯特自己对自我艺术解释，是因为“爱”，爱与死是一体的，终极的爱便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是一种仪式，那是圣坛只所以存在的意义，也是人的灵魂的安息之地，那是只能在宗教中才能感到的一切。人们理解不到赫斯特的爱只能理解到他作品中的死亡本身，因为他的所有材料都是尸体，他把死亡的状态，也就是生命的终止呈现给人们。在他者，这些祭牲的死去中，人们才会感到自己生命的存在。只有死者才能证实我们还活着。赫斯特的艺术的意义恰恰是指向了“死亡”
回望中国
中国的当代艺术中，也不乏“坏艺术”的范例。徐震是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他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8848-1.86》。众所周知：8848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人类不断要去征服的高度，攀上珠穆朗玛峰的人都被称作英雄，占领那个高度的人也屡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那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最有力的证据。所以8848这个数字成为人类的普遍知识，和认同，它意味着标准，高度，和确定的价值，抑或是真理。徐震似乎要有意和人们开个玩笑，他带领一群人登上珠峰把珠峰锯掉了1.86米，即他身体的高度。他把锯下来的珠峰搬运下来，封冻在一个巨大的冰柜里进行展览，展览中还有锯珠峰过程的录象。作品是具有颠覆性的，它的问题指向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认同和评价标准。人类社会既定的一切其实都是值得怀疑的。锯掉珠峰的行为，如同禅宗”尊者的棒喝”，使人们对我们现世世界的价值观进行一次反省与参悟。
徐震的创作大致可分三个历程：一是对人的身体的关注，表现生理性如录象作品《彩虹》，二是转向艺术与观众的关系，反思艺术体制的问题，如他的作品，在展厅门口放一个电风扇。第三个阶段则是这个锯珠峰的阶段他的视野开始投向人类社会，体制与文化价值评价系统以及媒体与大众。
当我们回顾艺术史，艺术史恰恰是由这些坏艺术书写的。在当代艺术中，“坏”的品质越来越成为好的当代艺术的特性，可能这些艺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会遭到人们的不解与攻击，会遇到各种各样棘手的问题，比如赫斯特的艺术创作一直要应对法律的诉讼还有公众的质疑，象草间弥生也一直处于舆论的监控之下，甚至有人怀疑她的精神病的真实性。但是也正因此，使作品具备了更多的被媒体利用的机会。正因为当代所处的是个信息和传媒的时代，这给当代艺术一个有利的发展空间，虽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传媒给当代艺术带来的负面效应。艺术在当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和宽容。所以坏艺术在当代也就迅速蔓延。似乎，毁坏与颠覆，挑战人的感官与心理，挑战社会制度与法律，挑战学科与艺术的边界成为当代艺术的座右铭。或许人们从梵高的身上得到了太多的教训，人们开始重视他们所不懂的艺术，或许人们也渐渐意识到：那些艺术中的破坏份子有可能就是真正的艺术大师。
（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