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涓

库尔贝的《浴女》

    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口出狂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但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那样一个“支点”，因此，这不过是一句疯话而已。一百多年前，凡高说：“我越是筋疲力尽、生病，成为一个古怪的人，我就越是一个艺术家——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人们有一天总会了解，我的画的价值，要比我花在画上的颜料价钱以及我的生活费用高得多。”讽刺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真正的疯子成为了历史的预言家。

    当我们回头细数美术史的时候，类似的魔咒式的预言时而浮现，那些“坏”的艺术更是屡屡经历令人瞠目的际遇，而艺术家本人也随之变得扑朔迷离。他们是艺术史的内部发动机，或者说“坏”艺术成为了阿基米德的支点，它强大的颠覆性力量不断改写着艺术史。

    然而，什么是坏艺术，由坏到好之间又是谁在评判？如果，我们还在为当下的艺术之“好”与“坏”眼花缭乱时，那就先遁入历史吧，我们将要去看一看，艺术如何才能坏的离奇，坏的登峰造极。

    坏与好是判断事物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法，正如小时候我们看电影，很自然就把主要人物归为两类，好人和坏人。正因为简单也就不免存在极端与武断。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艺术能不能以“好”、“坏”区分，而宁愿将其看做是一种看现象的轻松有趣的角度。

    因为，在艺术史中确实有那么一些曾经不太讨人喜欢的艺术家和作品，有的艺术家在世时已经功成名就，相反有些艺术家却与争议甚至辱骂相伴一生。然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历史性的惊天大逆转不是针对那些已经被送进博物馆或收藏家密室的作品，恰恰是那些当时被认为顶坏的艺术。“坏”艺术在历史的评判中经历了什么？最终能被平反昭雪“坏”艺术有没有共性？几个艺术史中的经典案例。

    拿破仑三世的马鞭抽了谁？

    1855年，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与一年一度的沙龙画展共同举行，拿破仑三世兴致勃勃地亲往参观。当他走到库尔贝的《浴女》这幅油画面前时，眉头紧皱起来。画面上的裸体女人毫无高贵和优美可言，形体粗鄙，更像是一个乡下人。在拿破仑三世看来，如此高雅的艺术盛会竟然有此不堪入目的败笔，真是有辱斯文、大逆不道，忍不住扬起手里的马鞭，狠狠地在“浴女”身上抽了一鞭。

    但是，库尔贝丝毫不会因为当权者的趣味而改变自己的艺术，既然自己的作品在博览会落选，他就在官方展场的对面另搭了一间棚子，一并展示自己的50余件作品，并冠以“现实主义画展”之名。

    与拿破仑三世的愤慨相比，波德莱尔反倒认为“库尔贝是一位强有力的创造者，一个叛经离道有耐心的意志坚强的人，他取得的成就比安格尔更有魅力”。库尔贝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坚决而不容置疑地将艺术从飘渺的幻境拉回人中间，从此，人们从那些现实朴素的人和场景中受到了新的启迪。当库尔贝的那些“坏”的画作逐渐被人赏识，连当年的拿破仑三世也要来凑热闹，要给他颁发荣誉勋章。

    但是库尔贝拒绝了。他给法国分管文艺的大臣写了封公开信：“我已经五十岁了，我一直是自由地生活着……当我死后，人们应该说除了自由制度外，他从未从属过任何其他制度……荣誉不在于一枚勋章。”那个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如果读了这封信，会不会也有被抽的感觉呢！

    马奈与落选者沙龙

    1859年，马奈首次向沙龙送去作品，但被评审委员所拒绝。1863年，他的大幅油画《草地上的午餐》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又被拒绝；而且，很多相对前卫的艺术家的作品也落选了。大家表达了对于官方这一做法的强烈异议，以致于最后惊动了拿破仑三世，他作出了一个不怀好意的决定，于是在4月24日，在官方机关报《莫尼都尔》上便出现了如下的宣言：“关于因展览会审查员而落选的美术作品，许多异议和抗议传到皇帝陛下耳里，皇帝决定将这些异议和抗议的正确与否交给公众评论，还决定落选的作品可陈列在安丢斯托丽宫的另一场所里”。

    其实，拿破仑是想以此来证明落选的作品是如何的糟糕。但是对于艺术家而言，不管他的初衷如何，能够展出作品最为重要。因此，他仿效当年库尔贝的做法，结合一部分落选画家，举行了《落选作品展览会》（落选沙龙）。对于这些作品，舆论褒贬不一，狂热的吹捧和刻薄的讥消都达到空前的水平。

    尤其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是本次展览的重要批评对象，批评者也包括拿破仑三世在内，他认为这幅作品是淫亵的。但对于另外一些有叛逆精神的人来说，马奈不但可以接受而且更证明了他们与时俱进的观点。当时的一个前卫记者阿斯特吕克勇敢地写道：“马奈！他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人物中的一个，他的天才有惊人的决定性的一面；有一些反映了他的天性的尖锐的、严肃的与有力的某些东西……”。

    抵抗的群体——达达和超现实主义者

    达达主义者宣称作家的文艺创作，也应像婴儿学语那样，排除思想的干扰，只表现官能感触到的印象。不管对其来源有多少种说法，达达这个名字，主要是对一种玩世不恭的象征。

    达达主义者一致的态度是反战、反审美。他们一方面厌恶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恐怖与灾难，另一方面对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具有20世纪初艺术特征的试验性的艺术运动均给予扫荡。

    对于达达的评价，颇有争论，有人认为达达是虚无的破坏性的运动；但也有人认为应该了解的是许多有天份的艺术家都倡导达达，其中有些还是超现实主义和抽象艺术中的翘楚，不能以具体的成就或风格来评介达达，这是一种精神状态，若没有达达团体和其各成员的贡献，就不会有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发展。其实达达的精神从没消失过，纽约50年代未和60年代出现的新达达，包括集合艺术，尤其是“废物雕塑”和一些波普艺术都可以视为达达传统的延伸。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全力追求的正是这种梦幻效果。他们的美学信条是布雷东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提出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总是美的，一切不可思议的东西都是美的，只有不可思议的东西才是美的。”“美可能使人震惊，也可能不使人震惊。”

    这样，达利带来的那种荒诞不经的梦的世界确乎十分地美——挂在树上的软表、被肢解了的躯体、可怕背景上的骷髅骨架，等等。那种通过可以识别的变形的形象营造出的梦魇般的场景，看起来既精细逼真，又遥远陌生。

    坏艺术，惊天逆转是否偶然？

    看了艺术史中著名的例子，感觉似乎出现了问题，难道公众总是如此的有眼无珠，总是将最好的东西遗落掉。其实不然，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艺术作品对于艺术史，或者说历史与对于大众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讲述这些“坏”艺术的时候，不能遗漏一个问题——当时他们是被小众所极力推崇的，这一部分小众是谁？如同波德莱尔之于库尔贝，阿斯特吕克之于马奈，马拉美之于高更，罗杰·弗莱之于塞尚。

    约翰伯格说，当两个人以上志同道合的人联合起来，便组成一个群体。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坏的艺术家也有强大的支持的群体，尽管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这些人占据着当时文化的制高点。相比较那些传承性的或者通俗易懂的艺术，他们代表的恰恰是精英文化。

    因此，我们说，看似绝地反攻式的传奇并非偶然，只是因为他们的艺术太超前，以至于当时的公众无从把握，又或者说，对于有些大众来说，他们的艺术永远是遭遇冷遇的。正如中国当下的情况，在各大拍卖会上，不管其他艺术形式经历怎样的跌宕，始终保持坚挺的仍然是写实画派，这种艺术的悦目、易懂，或者说更富有装饰性的属性保证了其对大众持久的吸引力。

    艺术这个词语本来就让人觉得是玄之又玄，那种冷艳极易让人望而却步，如果在承载那么多高深的东西，就会更加让人退避三舍了。但是艺术不光是一个娱人的东西，他本身也是一个严肃的学科，他的内部也具有严谨的自身的发展逻辑，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和做科学研究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不断推进甚至超越前辈提出的命题，时时感到传统的抱负并考虑超越之法，这同样是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中，同样伴随着一次次实验的艰辛，失败的挫折，执着精神的坚守。
 
    塞尚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我艰难地从事我的工作。我隐约看到了应许之地。我的命运会像那个伟大的希伯来领袖吗，我会被允许进入吗？……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为什么这么晚？这么艰难？艺术或许真是一种圣职，它要求人们全身心地投入。”（转印自《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罗杰·弗莱著沈语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179页）

    但是一般公众把艺术简单化的同时，也把艺术家的身份和工作浪漫化了，在一定意义上，艺术家是应该获得和科学家同样尊重的一类人，而且艺术家的工作往往直逼人的精神和心灵的。

    因此，我们回顾这些坏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时候，他们都是有共性的。比如凡高对于人的心灵深刻的体验，一个孤独的个人可以具有怎样坚不可摧的生存的尊严！高更、塞尚对于传统表现的不足而进行的种种孤独而偏执的试验；而达达、超现实主义者们则是在卡斯最无厘头的作品中表达着最深刻的生存体验及对外在世界的道德评判。

    “坏”艺术是阿基米德的支点

    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曾经给天才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天才就是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由于这种才能作为艺术家天生的创造性能力本身是属于自然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达：天才就是天生的内心素质，通过它自然给艺术提供规则。”（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 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151页）康德在这里给我们了一个明确的提示，天才是立法者。

    当我们去回顾这些坏艺术的时候，一个共性就是他们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典范，这些晚来之辈面对强大厚重的传统选择了做破坏者，而不是延续者，他们决心要和前辈大师平起平坐。他们对于传统的态度又爱又恨，塞尚曾经说过，恨不得把卢浮宫一把火烧掉。当然这种意气之词下面显示的是传统强大的阴影，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就是要从这种笼罩的阴影中挣扎出来。

    20世纪以后的艺术史，艺术的存在方式更加多元，坏艺术也不再会有凡高那样的际遇，但是很多艺术家一路都在争议之中，他们的坏艺术也在争议中逐渐走向巅峰。在当下艺术与商业的关系难舍难分的当下，艺术怎样避免沦为哗众取宠的“时尚秀”，从而保持艺术本身的立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而我们在去辨别艺术的时候，也应该更加追问艺术的本真，不被令人眩晕的表象所迷惑，这样我们也许才针对于艺术的好坏、或者高下作出自己的判断。在这种更加宽容，多元共生的大环境中，我们不要去急着去排斥那些看似最荒诞的作品，或者惧怕其中巨大的争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坏艺术，只要坏艺术生生不息，艺术史就会发展不止。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