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栋
作者按：对于邹跃进先生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不把形式主义作为“语言学转向”的内在部分，以及先前提出的形式主义与语言学转向之间关系的问题，我写作本文作为答复。但是它也没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而只是呈现了我思考这个问题的路径，我想，思考路径的问题远远比一个答案更重要，也正因为此，我提前把尚未做进一步校正与修改的本文贴出来，或许更能够暴露问题，引发更多的思考。
这篇文章本来应该是《未完成的语言学转向》的一个章节，但是现在写作的这篇在文理上很难接上《未完成的语言学转向》，但最终我还是会把两篇合并在一起，作为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完整思考。
在中国艺术批评当下情境中，提出回到“语言学转向”的问题，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让很多人觉得是在提出回到“艺术语言”，或者说回到形式主义。在“语言学转向”尚未完成的理论视域下，“语言学转向”的理论诉求确实很容易被混淆为形式主义的主张，尤其是形式主义本身也没有真正地在中国艺术理论及批评界内化下去的时候。
“语言学转向”指的是一系列理论范式，即方法论上的转变，而形式主义——就其狭义用法而而言——则是指美学上的一种理念诉求，其方法论层面的建构并不是主要的。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的形式主义美学所着重的是论证形式的重要性与纯形式的合法性，虽然他们也有很多重要的批评实践，但其目标并不是建构一套关于形式的研究方法。在文学领域，俄国形式主义也是这样的，什克洛夫斯基所做的只是提出“艺术是一种手法”，然后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作品，在方法论建构上也偏弱，只是提示了某种角度而已。
而对于广义的形式主义而言，如格林伯格，也只是把形式放到了一个更大的历史叙事中，用这种历史叙事来进一步论证形式的合法性与重要性，强调形式（在他那里更多是媒介性）的历史进步功能。马尔库塞对审美自律的强调也包含了对形式自律的认同，但是其用意也是强调只有形式自律（即形式的合法性前提）才能够保证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
总之，不管是何种形式主义，都只是在各自的思想论述中提出了形式问题，其意义在于建立了一种基于形式价值论的美学主张，形式主义的含义与价值在这里。
相比之下，“语言学转向”就根本不是一种理念主张，而是一系列哲学及理论现象，这些现象都与语言学相关。最早提出“语言学转向”概念的古斯塔夫·伯格曼认为，“语言学转向”是指哲学家们共同采纳了语言分析的方法，而罗蒂编撰的那本让“语言学转向”概念得以广泛流传的文集，其标题就是《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也就是说，“语言学转向”与形式主义两者根本不是一个范畴的事情，但这只是基本层面上的区别。
需要进一步深究的是，“语言学转向”背后的思想线索与形式主义背后的思想线索到底有什么不同，这才是我们要把握的两者之间区别的意义所在。
追溯至思想史之初，形式主义的伏笔已经出现在亚里斯多德对“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的划分中，这种划分的背景是本体论的哲学观念，它是对事物客体背后根本原因的归纳。这是一种本体论形而上学假设，表现在，本体论哲学不反思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而直接讨论客体，更确切地说，本体论哲学不认为有必要区分主客体，认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我们直接讨论实体即可。
虽然亚里斯多德的“形式因”与形式主义的“形式”并不是一回事，但就其背后的本体论立场而言，两者则没有区别，形式主义强调形式实质上是在形式/内容的划分中强调形式，即使是“形式就是内容”的观点，也还是在这种本体划分中表述了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哲学后来意识到了“认识本体是否可能”的问题，从本体论转换到了认识论，哲学的理论范式中多出了主体-客体的划分，因此主客体关系，即“认识”本身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不过，不管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他们都没有走出本体论形而上学，只不过把本体追问从客体挪到了主体，只不过一个强调主体认识活动的后天经验，一个强调主体自身的先验范畴。[NextPage]
以康德思想为例，他的思想基础是划分出物自体与现象界，这已经是一种基于客体的本体论形而上学框架，然后，他划分了主体的各种先验范畴，再从这个框架出发讨论主客体关系的问题，这又是一层基于主体的本体论形而上学框架。
现代的形式主义的前身就是康德哲学，因为他在主客体实践关系这个范畴中，又划分了审美判断力与目的论判断力，使审美活动完全从主体其他活动中完全独立了出来，然后又论述了审美活动是基于对象的形式，而不是存在，从而论证了形式的合法性。这就打开了形式主义艺术实践的大门，最初是“美的艺术”，然后是“唯美主义”，接着是“为艺术而艺术”，最后是“形式主义”。但是形式却从来没有获得完全自足的意义，形式与主体性价值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如审美价值，而在康德看来，审美活动的背后是想像力与知解力之间自由协作的愉悦，并与道德进阶、人之为人相联系，再如克莱夫·贝尔的假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也是把形式与审美情感联系在一起，又如格林伯格对媒介性的强调是为了保证审美水准，而审美在马尔库塞看来则是对“主体解放”的许诺，形式主义所诉求的恰恰不是形式本身。
简言之，形式主义思想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缺席的乌托邦，其核心是人，或者说，主体性。因为，从本质而言，形式主义是认识论哲学的产物，在整个主体形而上学体系中，形式主义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入口。
在这里，“语言学转向”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区别就彻底呈现出来了，“语言学转向”是哲学的一个新的阶段，哲学所关心的问题从本体及认识上挪到了语言，即中介物上来了。而语言又是先于主体的，甚至主体“不存在”，客体也“不存在”，当然“不存在”的意思是不去预先假设存在，于是，哲学在语言学转向中才真正地抛弃了形而上学，甚至哲学自身也不再是一种对象性活动，德勒兹说，哲学就是创造概念，可极端地理解为，哲学就是发明新词。
甚至人类的所有的文化活动都是一种符号活动，有意思的是，这个观点恰恰来自于新康德主义，恩斯特·卡西尔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观点，以取代“人是理性的动物的看法”，因为“理性的人”最终还是得通过符号来把握世界。他的思想可以视为从认识论哲学到语言学哲学之间的过渡阶段，他提出了表征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深究下去，因此他提出的是符号主义（symbolism），而不是符号学(semiology)。
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符号学才真正建构了一种方法论，把人类文化活动视为一个系统结构，并用语言学的概念工具（如能指/所指、纵聚合/横组合）来解剖这个大系统及其局部的小系统。对于理论而言，“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范式转变的核心部分是表征观念的转变，从反映论的、意向性的转变为结构主义的，或者说建构论的，这意味着作品的意义不再取决于其反映的客观内容或者其作者的主观想法，而是取决于语境。在这里，“语境”本身就是一种修辞，已经把历史与现实隐喻为“文本”，而作品的意义则要在这种文本关系中才能呈现出来。
实际上，要呈现出作品具体的意义，也是符号学区别于形式主义的一个地方。形式主义批评是只考虑趣味与价值的，这就是造成了作品只能是自律的，与社会文化历史领域无关，而符号学研究则是要从作品进入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历史问题中去。在艺术史学领域内，这种区别就相对明显了，沃尔夫林的风格学只建立了风格类型，然后以此对艺术史做价值重估，但帕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则是要把作品放到文化史中去，探求作品的意义，把艺术史作为人文学科链中的一环。
当然，严格地说，帕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并不是后来的符号学，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作品有原义，虽然原义不是来自艺术家的主观想法，而是被整体的文化状况所决定的，但后者已经根本不认为作品有原义，因为意义是在当下被建构出来的，甚至意义始终在被不断地建构出来，以至于罗兰·巴特认为批评就是对作品的重写。
在符号学及后结构主义的观念中，也是不存在所谓自律形式的，“形式”实际上在符号系统的上下文关系中不断地转换着身份，罗兰·巴特把言语分为四个层次：表达的内容、表达的形式、内容的内容、内容的形式，这四个层次可以被无限地循环放大下去，直至构成整个语言系统。同样，所谓媒介的纯粹性也只是一个幻想，在一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章中，我这样理解“媒介本质”的概念：[NextPage]
“一种媒介是没有所谓媒介本质的，因为媒介本质的概念总是与媒介的某种用法（如再现、审美）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既定的用法本身就是要被质疑的。历史地看，一种媒介的媒介本质概念总是在“延异”，在再现性论中，绘画的媒介本质是其区别于其它媒介的再现手法的地方，如在莱辛诗与画的本质区分中，绘画的媒介本质是区别于文学的时间性的空间性，而在审美论中，绘画的媒介本质则是区别于雕塑的平面性。我们缩小思考的范围，例如在雕塑的内部，不同雕塑媒介的概念是随着雕塑艺术的社会功用的转换才出现的，当审美成为了雕塑的社会功用，雕塑内部的各种材质的区分才显得重要了，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圆雕与浮雕的区分则更显得更关键一些，那时雕塑正在从建筑中独立出来，圆雕一直被涂上色彩以掩盖材质属性，而在古埃及人那里，雕塑与肉身的区别则显然要比雕塑的材料与类型的之间的区别重要得多，因为雕塑在那时被视为一种在祭祀中使用的不同于肉身的灵魂载体。因此，所谓“媒介本质”并不是指某种媒介的本来面目，而只是在一种既定的用法中，一种媒介区别于另一种媒介的地方，也就是说，“媒介本质”是指媒介的异质性。”
当然从这个角度看，格林伯格追求媒介的纯粹性依然是有价值的，这也是形式主义至今还存在价值的地方，这也意味着，与其说形式主义与“语言学转向”之间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还不如说它们之间考量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不过这两个层面的出现有早晚。也就是说，认识论哲学并未过时，因为“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是语言学哲学所带来的，前者无法容纳后者，但后者却能够处理前者。
总而言之，“语言学转向”是一个庞杂的，至今尚未结束的理论事件，如“图像转向”的提出又把“语言学转向”所打开的问题意识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当然，这不是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与理论界“未完成语言学转向”的滞后状态寻找借口，实际上，更确切地说，我们何止没有完成“语言学转向”，甚至都尚未真正开始这种理论思维的转变。
（编辑：萧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