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方舟

　　涉及到的是广义的批评和媒体，就是社会批评和社会媒体的问题了。一个社会的发展，批评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批评，这个社会就不会进步。

　　我常在聊天时发表一个观点，我说马克思真正的贡献是使资本主义得以完善。道理是什么？因为他挑了资本主义的毛病，他挖得非常深，把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全部亮出来了，资本主义通过马克思的批判看到自己的问题，才不断完善了自己。像刚才何桂彦说的资本主义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他允许知识分子发表意见，挑他的毛病，这个毛病挑出来了，他就会改的。所以资本主义绝不是我们过去政治课本里所说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不是这样的，资本主义能不断发展，应该感谢马克思的批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资本主义世界有市场，成为总统身边的床头书。影响20世纪四个最伟大的人物就有马克思（还有尼采、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所以说，批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非常之重要的，对于艺术来说批评的价值也是同样的。范围缩小了，但价值是一样的。

　　从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看，我听出了大家的深深的忧患，其实你们还没有太深地体会，像我们这一代人，作为一个批评家深感生存的尴尬。为什么92年在“广州双年展”的时候，一批批评家在一起议论自身的生存问题。因为那个时候艺术已经开始走向市场了，而批评家依然在困境之中。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签一个公约，就是那个批评家维护自己劳动权益的公约。我曾在一篇评论里把它看作是一次“批评家集体性的自我拯救和自我伤害”。他们想寻求一种方式，实现自我拯救，像杭春晓说的想寻找一种机制，能够使批评家生活得有一点尊严。但是这种方式恰恰伤害了批评家自己，这就是它的矛盾性。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不仅能使批评家有尊严地生活，同时又能保持学术的纯粹性和严肃性。批评家理应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族群，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种有利于批评的发展、不伤害学术的方式。

　　事实上，李大钧先生对我的支持，实际上就是用他现在能有的经济力量对我们大家的支持，为我们提供这样好的平台。他刚刚在开会前还跟我们商议，以后不能让主持人无报偿地工作，我要提供一笔经费，拿出一笔经费给主持人。虽然我在跟主持人朱小钧、盛葳说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提出过任何的经济要求，没有。都是高兴地接受邀请，认真地去做了。但从我们主办方的角度看，是应该给予报酬的。但即使他们拿到报酬了，他们做这件事和他们应得的收入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学术。

    就像一个批评家一样，面对一个艺术家，我喜欢他的艺术，我给他写文章了，这是一回事。他要给你报酬是另一回事，我不是为了报酬写文章的。就像马克思说，工作是必须吃饭的，但是工作不是为了吃饭。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如果我们写的东西是真正属于个案研究的，学术性的，也不必回避报酬。因为我不是冲着那点钱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你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去做。杭春晓刚才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想法。我们也希望能够有那样一笔资金来支持今天的艺术批评，支持批评家。如果这样一种希望能够实现的话，我想我们会做得更好一些，但是现在我们确实很尴尬。我们这个角色很尴尬，正像一个画家同样也有他的尴尬，他要拿上钱去买版面发表作品，和卖画的人讨价还价，都不是体面的事。

　　你想想在70年代、80年代，美术杂志刊登你一幅作品，都高兴死了，那是社会对你的认定。现在是拿钱买版面，算什么呀？他自己也高兴不起来。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不光是批评家，也包括画家，都有各自生存的尴尬。再比如说媒体人，你去参加一个活动，人家给你200块钱车马费再蹭一顿饭，尴尬不尴尬？如果在新加坡你的饭碗马上就没了。新加坡的记者到展览会采访只是采访，他如果应邀去吃饭是违规的，更不允许接受车马费。他的报道独立在哪里？就在这里，这就是批评的独立。他的独立性就在于不接受别人的给予，这样才能保持媒体的独立性。批评家的独立性和媒体的独立性事实上是一样的，我们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需要共同去讨论这些问题。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