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杭间

   “烧包”这个原来流行北方的俗语，如今在全球华人语汇中也流行无碍，有人认为现在是中华民族全体“烧包”。电影《手机》中严守一看到他的河南兄弟也掏出手机，就批评他们说：“俩烧包。放个屁都能闻到地方，还用得着打电话。”由此可见一斑。

　　在衣食住行用中，可称为“烧包”的不胜枚举。比如汽车，有车一族对好车的追求和评价标准永远不会以环保为目标，而车展上商家吸引人眼球的也永远不会是朴素耐用的车型，大众高尔夫的两厢车尽管在欧洲很流行，在中国却是知音寥寥；豪华饭店那些用很复杂的程序泡发的鱼翅燕窝的营养人人皆知十分可疑，那点鲜味也是许多其他东西勾兑而成，但是请客吃饭，大多数人还是不能免俗要点它；刚过完的中秋的月饼包装，媒体这几年也呼吁了很多次，要提倡节约不要奢华浪费，但是，月饼铺张的包装还是一年胜似一年；就说手中小小的手机，在中国的城乡，其更新换代之快，时尚新款普及之广，让人瞠目结舌。我没有去看过垃圾处理场，如果没有回收，十年间那各种型号的废手机堆积如山，一定十分壮观；说到我自己，我已经很久未用钢笔，墨水瓶早已干涸，我的女儿已经基本用一次性水笔写作业；我们的居所周围真的是日新月异，城市街道永远陌生，建筑永远是新的好，旧的必须推倒重来。最典型的例子，我的朋友20平米的客厅却买了一个超大的等离子电视，因为距离太近只能将画面缩小为4：3观看。今天，电脑、音响、MP3等等，一切与时尚有关的消费，都无一例外被打上“烧包”的烙印。

　　“烧包”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特征之一。

　　民间说周围人有两个钱就不知如何是好，就“烧包”，就炫耀，就过度消费，就奢侈浪费，这仅仅是“烧包”的表象。看看网络上对烧包的各自表述，就可知“烧包”与“装饰”一样，也有着相当的复杂性。就说前几年曾经在网络上广泛关注的某高校的三层食堂装观光电梯之事，赞同者的意见就说如今中国教育投入充足了，超前点设计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总不能老是沉浸在八国联军蹂躏之痛的需要卧薪尝胆的时代。还有相当多的“新”经济学家，伙同房地产商一起，鼓吹“拉动内需”的消费，为了将老百姓的钱从银行中转出来，高房价、高消费的声音，连同GDP的数据，一起甚嚣尘上。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是，“后现代”已经到来，中国要迎头赶上，因为在全球化经济时代，中国与世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联合时报》署名常舟人的文章说：“‘烧包’是对个性消费、超前消费的一种肯定。烧包族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已从有钱、花钱的层级上升到个性、时尚的层级，成为一支生机勃勃的消费大军，这些人惟恐别人说自己没有个性，巴不得别人把自己称为‘烧包’。‘烧包’的词义已经由贬转褒”。

　　“烧包”由贬转褒，在中国当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上是一次令人沉思的转变。历史地看，“烧包”的美学观从来未在各个时期成为主流，墨家的节用，儒家的文质彬彬，道家的自然脱俗，从来没有使周围人坠入“虚荣的”、“浪费的”、“表面的”烧包趣味中，即使在历代奢靡君主当国时期，如李后主、宋徽宗等，也还称得上是一种品位不俗的奢侈。“烧包”这种中国当代消费时尚，与西方富裕时期的所作所为不同，它不是致力于生活品质的改善，而是通过财富的挥霍和浪费，表现为麻木的、非理性的、生理复仇式的“阿Q”精神的延展，它其实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失落的背景下，商业经济表面繁荣后犬儒主义思想抬头的结果。

　　从民俗学的角度看，“烧包”的含义还可追溯到更深层的本意，北方民俗旧时祭鬼神，焚烧封成包的纸钱，也称“烧包”。这种民俗其实南北方都有，今日看来，实在有“糊弄”神灵的意思，也是自欺欺人，今日乡村旧民俗的恢复运动中的冥钞、纸札的亭台楼阁，究竟是慰藉故人还是安抚自己？仔细想想，确是一种民俗文化中心照不宣的庸俗表面的“人神沟通”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问题是，这种“自欺欺人”的文化如果扩展到当代生活领域，更扩展到城市公共建设领域，这“烧包”可就真的烧大了。

　　在“烧包”文化的各种链条中，设计师只是中间的一端，他们常处在两难之中，但对于商家的极端追求剩余价值的“原罪”和普通消费者作为盲目的被人逐鹿中原的“鹿”，设计师的良知，理性的专业素养和操守，又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但可叹的是，有多少设计师忘了自己的尊严和使命，他们或者屈服于商家的“消费至死”的阴谋，或者干脆自己本人就是一个“烧包族”或者是“烧包”美学的追求者，正在充当着“同谋”的角色。可以预想，“烧包”随着“文革”前后出生的一代人逐渐退出历史主舞台，而有可能更为大行其道，“烧包”美学或者干脆就是21世纪中国由独生子女主导的主流美学也未可知。

　　可以确定的是，中国设计史“烧包”而会有一段奋不顾身的“繁荣”。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