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班陵生
公共艺术，作为发生在公共空间的艺术行为则是现代宪政社会和政治民主的产物，它以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怀和艺术家的智慧和敏感用文化的形式来显现社会、政治及历史现象。当代公共艺术早已摆脱作为皇权、神权、权力政治的说教者或卫道士和赞美者的历史使命，历经精英主义政治和文化的洗礼以及对传统艺术的反叛，在现代主义晚期和所谓后现代主义时期，似乎承担着更多社会文明的语意，从当代社会学、政治学及人类文化学的层面介入社会和文化公共领域。对关乎公共艺术的主流思考则是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以公民社会为平台，把公共舆论和社区民主建设的公共参与作为公共艺术内在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并满足社会政治体制内社会福利化制度建构发展需要。同样，作为艺术行为发生的场所—公共空间是现代民主政治视野下体现平等、开放、多元的政治诉求。它说到底终究是一种政治空间，是个对一切不平等关系的否定和对社会多样性的肯定的空间，其公共性的内涵绝不是这样一个普遍意义的命题：“用某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去瓦解这个世界各种文化特征，摧毁一切争取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社会运动，以换取由资本控制的高度同质化的世界”。它具有现代公民社会中民主理想之公众参与、公众舆论和公众授权的深刻语意。公民的平等参与使之所以成为公共空间不可或缺的内涵，是公共空间存在的先决条件。
然而，有关以“公众参与”为理念的当代公共艺术的建设，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所产生和引发的现象和思考，如同其之于现代主义以来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反应—与它规范的、令人信服的内涵相比，其实际效能和产生的结果不能允许因为对表现为政治诉求的民主参与的热爱而遮蔽对在公共艺术领域滥用问题的正视。
在公共文化领域，“公众参与”的使用日益频繁。近几年席卷大江南北，吸引无数民众参与的“超女”活动也以反对精英文化的正义姿态，通过高收视率，使得众多媒体以大众文化的名义对社会稀缺资源—公共媒体资源进行掠夺，也使音乐艺术本身自然的学术正当性受到攻击。通过对这一活动的参与，几年来，参与者及其“代表”的音乐素质和歌唱技巧并没有得到提高，更谈不上推动音乐艺术大众化的发展，所呈现的却是极度个人的参与快感，提醒民众如何获取捷径以实现个人生存利益的最大化，用煽情淹没了当代人对商业资本社会中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的反思。在一定意义上，因其对草根文化的绑架而成为“愚民”制度的帮凶。
事实上，自现代民主启蒙时期以来，各民主理论对参与的各自理解和运用以彼此消长的状态发展至今。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参与民主理论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就民主究竟意味某种大众的权力，还是为达成政治决定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冲突。这种冲突反映在以公众参与为主旨的公共艺术上，其宗旨及文化要义也必然呈现相应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结果。权力资本如何配置影响公共艺术决定权的转移方向，进而最终左右公共艺术作品的物质形态。而这一物质形态所呈现的，诸如艺术家对社会基本核心价值的关怀程度、艺术品质的优劣、专业素养的高低等则检验着与之相应的公众参与形式是否体现其实践的理想—实现“公共之善”。
在国内，当前参与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大有成为主流趋势的情形下，厘清各民主理论下的民主形式、民主参与各自的适用范围及其实际效能，以及认识各民主理论实践的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进一步了解参与民主的实质，把握民主和参与的辩证关系，有助于理性对其在诸如城市规划，环境美化，户外艺术，公共文化建设等公共领域的实践应用。
近代以来、民主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两大基本流派的分野：一种是共和主义取向的，直接民主、参与民主均属此类;一种是自由主义取向的，倡导经由选举产生“官员”，在严格界定的地域内行使权力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主张并坚持“法制”。共和主义取向的民主在一定意义上与古代雅典的民主观念一脉相承。强调公民的高度参与，视民主为理想目的。而自由主义取向的民主则是通过对早期民主理论与政治生活和态度的事实之间的显著差异的分析和回答，提出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把民主当作是保持民主政治体制稳定的一种政治方法或制度安排。两者自近代以来的发展无不是以政治参与的扩大为内涵。然而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框架下，以选举权的扩大为核心的政治参与与共和主义传统所主张的公民参与有着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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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与为核心的民主理论并没有成为早期西方民主国家实践自由的指导，相反，因其激进的特点而被现代民主理论弃之一旁。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是建立在公民大会直接表决、全体参与的基础上，这种民主方式在亚里斯多得那里是“一种腐朽的、暴民统治的变态政体”。自近代以来，政治共同体庞大的公民数量也必然会实际限制这种古典民主形式的发展，以至象卢梭那样人民民主的捍卫者最后也只能认为民主只适合小国寡民。同时，这种形式的民主在近代也受到更多理性的怀疑和批评。在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著作中“纯粹民主制”(指由“数量不多的公民们，亲自组成并管理政府”社会)一直是不宽容的、不公正和不稳定的。当代参与民主理论重要代表人物佩特曼也只把参与民主视为对当代自由民主的补充，其参与功能已弱化为“最广义的教育功能”。通过参与过程的教育功能可以发展和培育这一制度所需的公民品质，以至参与制度得以维持下去。二十世纪初工业社会的巨大规模及其复杂性，官僚组织形式的出现，引发了具有实证主义思维的政治学者对于通常理解的民主的实现可能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特别是二十世纪对极权政治贻害的警惕(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以及魏玛共和国高度参与，最后竟然演变成法西斯的教训);不仅如此，二战后，一些建立在大众参与基础的极权政权也往往让人们相信参与是与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民主制度相关联。因此，在西方当代主流民主理论或所谓正统学说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那里，参与思想“只是占有最为低微的地位…而且近来民主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大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所具有的内在危险。”
当代的民主政治不再像古典民主那样把公民参与作为一个基本条件，而恰恰是一个公民参与既不必要也不受欢迎的政治形式。在熊彼特的民主理论中“参与没有特殊的或关键性地位”。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语境下的参与是“保障民主制度能够正常运行的最低限度的参与”。“只要求少数公民对政治生活有着高度的参与兴趣，相信大多数公民对参与的冷漠和不感兴趣对于维持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是重要的”。认为参与的唯一功能就是起到保护性作用，保护个人及其利益免受领导者的独裁影响，它只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在他看来，民主的实质就是一种方法—“就是那种做出政治决定而实现的制度安排”。因此，民主事实上是种被动机制，它的功能不是要求执政者做什么，而是当执政者做错什么的时候，为社会提供一种和平的方式更换执政者，是一套精巧的机制而不仅仅是一系列雄辩的思想。正如波普尔所言，民主最终的表现形式“是不流血更换政府”。在这里民主政治的重心从公民转向政治家，民主的参与演变为选举竞争，用熊彼特的话说“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事实上，民主理论流变至今日，选举竞争已经构成国际社会判断一个政体是否是民主政体的准绳，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民主标准。
当然，如此讨论公众参与在当代民主理论的境遇，并非是挑战当代民主伦理的底线，更何况，这样的现象描述取代不了其在民主理想中的理论思辨，也否定不了它自身所包含的规范的，令人信服的内涵。这里所要关注的是参与民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呈现的的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在当代公共艺术内所引发的反应。民主参与之于公共艺术，无论是其复杂性，还是适用的范围和层面的广度和深度，当然不能与其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运用相提并论，但这并不是忽略予以正视的理由，漠视公众参与这一过程的内在矛盾和复杂性。
在当代公共艺术发展过程中，塞拉的《倾斜的弧形》公共艺术事件是凸显民主和参与局部表现为悖论的经典案例，也常为各专业人士所乐道。《倾斜的弧形》在八十年代由政府部门资助的一件户外雕塑作品。其风格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美学样式，它完整地展现现代主义美学所主张的将艺术还原为媒材的本质。塞拉在1980年接受访问时说“我找到一种支离或改造广场装饰功能的方法，而且积极地将人们带入我雕塑的文本里。…我打算建一件横跨整个空间的作品，遮住从街边望向法院的视线，反之亦然。…在这件做品完成后这空间将主要地被领会为一种雕塑的功能。” 其实，他所说的不过是一般现代主义艺术创作者通常具备的创作态度而已。然而，对于现代主义美学论述，即使是从事艺术专业的人士都有可能略现艰涩，更遑论那些缺乏艺术素养的广大民众，因此，这种体现代主义美学精神且绝对个人主义艺术样式的作品，在落成后便受到汹涌而来的反对声浪的攻击，反对者列举其种种违害安全、影响士气、妨碍巡视等各种罪名，强烈要求政府移走这件作品。为此，政府举行了三天关于《倾斜的弧形》的听证会。其间，艺术界为保护创作者的权益和自由，发动美术馆、画廊、艺坛重量级的人物声援塞拉。听证会一时明星、名人云集，盛况空前。最终政府资助部门以多数的民意否决了自己与艺术家之间原来签定的合约(其实在法律上是不具效力的)于1989年依仗多数民意将其迁离，而塞拉至今也未认同并同意解除合约。因此，被当地上班族视作会生锈的17万5千美圆的高价废铁，在如同闹剧般的听证会的判决下的迁移行为形同非法。《倾斜的弧形》事件从现代艺术层面上看，“是一场知识与无知的美学战斗，是创作自由和大众品味的角力，”但其反映在政治生活层面上则是民主理想传统中参与制度的凯旋。如果说参与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功能的话，通过这一“公众参与”的事件却让人难以想像这一功能的体现—发展和培育公共艺术参与制度所需要的艺术品质。恰恰相反，它加大了艺术家与公民之间的鸿沟，强化了关乎公民生存利益中直接利益与“无关紧要的”间接利益的界线。参与者所关心的是其“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于个人权利的维护与实现的意义，而不关注个人权利和行为的社会限制及其对于社会共同价值目的所承担的责任”，以一方对另一方伤害失却了当代社群主义理论中参与所探求以社群的公共善为目标的价值伦理以及社会包容意识。
发生在公共空间的公共艺术究竟应以“公共”的名义还是以“艺术”的名义，前者是否意味着呈现普遍意义的“公共意志”，以公众参与为必要条件的此“公共意志”之于公共艺术是否有因流行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公众流行趣味的可能?生成为来自社会底层公众自发的“多数人”的视觉“暴政”?而以“艺术”的名义则表现出精英主义霸权的还魂，成为“少数人”的视觉专制。抑或公共艺术以“福利”的名义、用艺术的形式呈现于公共空间?如此以来，公众参与之于公共艺术是否由于如阿伦特所说“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共同的世界，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但却阻止我们彼此争胜”而成为一种单纯的理论思辨或假说。
（编辑：正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