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宝菊

      我们被围困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了。现在圆圈封起了口。——萨义德

      乌托邦的起源及其社会、政治线索

      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另一说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好地方”。新拉丁语为“想象的岛屿”。从学理上，乌托邦意味着从柏拉图起，思想家们所一直追求的关于完美、理想的社会形态。按照这种观念，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折磨人类的各种罪恶被根除，国家所发挥的功能就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与幸福。它是一个虚构而非真实的国度，至美无瑕，是一种理想国。代表着完美，绝对平等，绝对的“真、善、美”，它作为一种象征，一种代名词，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文学、建筑等诸多领域。其后，乌托邦被赋予了更加广泛的意义。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任何将理论变成实践的尝试，或任何遥在远处无法实现、无法企及的愿望都以乌托邦一言以蔽之。
关于乌托邦，从古至今有很多论述。后代人总是在前代人的基础上，给出他们摆脱束缚、洗世革新的愿望和理想。也可以说，任何一个世代的乌托邦都是对彼时彼世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思、反叛和反抗。

      就以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为例。十六世纪初，欧洲社会空前活跃，地理大发现层出不穷。新的航路，新的陆地，新的人民，一齐涌现，促使整个欧洲思想解放，眼界大开。在这样的气氛下，作为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杰出的人道主义者托马斯摩尔以充满激情的表现方式，非常严肃的态度，使用当时学术界通行的拉丁语，把历代思想家对完美社会的零星想象集合在一起，于1516年写出了《乌托邦》，全名为《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的强烈抗议，描绘了作者的理想社会，探讨了理想国家的问题。他的理想社会是在他虚构的乌托邦岛上，没有私有制，消灭了三大差别，商品和货币按需分配。在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穷人，财产公有，分配公平，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也是由此，乌托邦成为理想国的指代词。《乌托邦》一书对以后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其前和其后，关于乌托邦的畅想还有西方犹太教的“伊甸园”、艾塞亚的“尖世天堂”、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城”，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尔的“太阳城”、安德利的“基都城邦”、哈林顿的“大洋国”、傅立叶的“法郎吉”、欧文的“和谐村”、巴卢的“希望谷”、赫茨卡的“自由之乡”伏尔泰的“黄金国”。在东方，有老子的“弱国寡民”、孔子的“内圣外王”、墨子的“兼爱非攻”、庄子的“遁世逍遥”、儒教的“大同社会”、佛教的“极乐世界”、道教的“蓬莱仙境”、陶潜的“桃花源”、康与之的“西京山林”、 张鲁的“五斗米教”、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甘地的“崭新印度”、泰戈尔的“精神性亚洲”、梁漱溟的“乡村自治”，也许还应包括进毛泽东的“人民公社”。（1958年的夏天，毛泽东倡导了举世瞩目的“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生活靠供给，行动军事化、组织化、战斗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工农商学兵，一个大集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这些乌托邦思想或者是寄寓飘渺奇异远离现实生活的自然空间，走向自然、回归自然；或者采取与世隔绝、封闭型的逃避态度；或者向往博爱、平等、自由、快乐、天真、无饥寒、无榨取、流露人性美的社会；或者富进取精神，把体现人类理性精神的平等原则，实现在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空间里。

      与以上这些一心向“上”、向“美”的文学家、思想家截然不同的是英国作家赫胥黎描绘的《美丽的新世界》（“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展示的未来非人的人类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们看似“幸福”实则机械麻木，生活自由、安定却没有个性，亦没有艺术和家庭生活。他以他非凡的智慧和想象力给出了人类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预见了在人类社会中，纵有科技文明，但一旦精神形态、意识薄弱，人类的处境也并不美妙，甚至是一场梦魇。

      乌托邦：与精神有关的一种生态景观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初赫胥黎写《美丽的新世界》时，科技文明尚在少年阶段，原子弹未登上世界舞台，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电脑操作、太空科学等等更是闻所未闻，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当人们忘情地陶醉于科学文明带来的方便舒适时，却突然发现科学文明在将人类引向人间天堂的同时真的在把人类推向“地狱”的危险深渊。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生态的破坏。 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粮食紧张，水土流失、土地的荒漠化和盐渍化，森林和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噪声污染、电磁污染、核放射……人类正在一点点失去生命赖以存在的外部空间。二是精神生态的破坏。人在物化、类化、单一化，丧失意义，丧失责任心、正义、道德、同情心，使人类已在一步步失去生命赖以支撑的内在意义。斯宾格勒在回顾了西方精神文化历史之后感慨地说：自从古罗马以后，任何远大的生活理想就大部分变成了一个金钱问题。他断定：这是西方的没落。阿纳托尔法朗士也说，我们还以为我们在为祖国献身，可没多久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所服务的不过是银行的金库。

      当今的中国，一下子从小农经济进入到了工商业为主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导方针，黑猫白猫的理论，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取代等，使中国人的欲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人们第一次焕发起对富裕生活的想象、得到并使用的热情。城市人口急剧膨涨，沿海工厂大批建立，成为来料加工的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基地，市场扩张、铁路提速，财富积聚，人们挣到了空前未有的钱，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成功的机会，很多人在不规范的市场规则的巨大缝隙中一夜暴富，股市、房市、艺术市场节节攀高，一片火暴。人们渴望成功、勇于竞争，拼命挣钱，拼命追求物质财富。财富的多寡成为这个社会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代码。表面上，这个国家充满了乐观进取精神，充满了蓬勃活力喧哗与骚动。混乱与混杂。浮躁与肤浅。热气腾腾。一片光鲜。但同时，越来越多的财富控制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民众依旧生活在贫困与无权力的极限边缘，贫富分化越来越走向极端。

      资本的力量从未有过的强大。资本控制了一切。一切问题归根到底成为资本的问题。资本就是话语权。正像罗莎卢森堡认为的那样，资本洗劫了整个世界，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攫取它的生产方式……资本变得有必要循序渐进地、更加充分地耗尽整个星球，获取无界限的选择生产方式的机遇，从而在质量与数量两方面对已实现的剩余价值进行生产性的开发利用。

      一方面是对无限资本、财富的渴望和占有，另一方面是对现世享乐生活的即时满足。那就是现在的、即时的、超HIGH的、感官的、短暂的占有和享乐匍匐的肉身，现世的享乐，肤浅的娱乐化……对财富和地位的羡慕和追求，过分追求爆发性的成功已使得往日一切礼义廉耻，道德伦常都黯然失色。这个国家似乎害了热病。

      这个过于喧嚣的国度，充满了生机、变数，似乎让人着迷，但更让人同情。过于物欲的生活让人沉迷，却不能给人以爱和激情。整个社会充满着蛊惑人心的厚颜无耻的口号，到处是血腥的诺言。人们躲在看似光鲜的却消极的乌托邦的庇护所里被削掉了棱角，磨尽了光芒。整个社会在无固定方向地、不和谐地漂流。

      活跃的消费学学者北大教授郑也夫在他的学术新作《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一书里宣称：“新时代同样问题丛生，其中最大者，我以为是合二而一的这样一对问题。一方面，温饱即将全面解决，这在生物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于是空虚、无聊必然发生。另一方面，物质的供应仍以加速度、疯狂地推进，乃至商人成了最强的社会势力，消费成了最大的社会运动，追求快乐成了与之配套的、俘获众多男女的生活哲学。”

      亚当斯密曾认定对奢侈生活的追求是生活发展的动力，这也暗合了现世中国人的世俗梦想。在这片被金钱大潮浸透的场地上，什么也不能被排除在外，什么也不能避开金钱，生产和再生产都套着金钱的外衣。实际上，在全球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生态政治角色都身着金钱缝制的华服。每个人都被卷入到这场大潮中。无一例外。

      于是人类历史进入了两难境遇：固守清贫不足以刺激社会发展，渴望奢靡又导致精神无寄。

      因此，人类应该正视自己的精神冲动，为精神安放一个合适的位置，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的心理行为方式，寻求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生存模式，建立一种精神生态的景观，一种乌托邦的冥想。

      乌托邦的陷落

      如果说在当下我们还残存着所谓的乌托邦的冥想的一点点痕迹，那也是现世的乌托邦的物欲之念。乌托邦的边界清晰地界定在了我们的欲望所达到之处。与欲望有关，与精神无关。发乎欲望，止乎欲望。具体、可触摸、有边界，强调此岸性。这也是我们这次展览所要提出的问题所在。

      乌托邦的边界意味着乌托邦的陷落。意味着乌托邦的全面被覆盖。在这个被覆盖的世界中，人们用现金换算一切，人们已经习惯乃至无法想象还会有另一种生活和思想方式的存在。至少我们的面目都已以谋生的媚笑出现，即使是最为不羁的艺术家，也不敢把挑战的箭矢扔到生计严峻的面孔面前，而是沦为商业和金钱的奴隶。利奥塔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我们的时代是后现代主义时代。这个时代只关心局部问题；不关心历史而只关心眼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关心宏观的现实，而只工于算计。霍克海默则是更加悲怆地揭示了乌托邦在现代社会的陷落：“现代社会的结构，保证使孩提时代的乌托邦幻想在青年的早期就黯然失色。”

      举两个很小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人们当下的心态。一是这两年一直流行的一条短信：天气预报傍晚下人民币，西北方有支票，局部有金块，半夜有零星美圆转欧元，提醒您戴好钢盔，备好麻袋，准备发财！提钱快乐！二是前段时间某网站展开的“中国老百姓十大欲望排行榜”，多达7成的人毫不犹豫地把“更多的钱”作为他们心目中最大的欲望，依次而来的是开名车、住别墅、当老板、中大奖、桃花运。

      在这种情境下，少有对人文精神的追问，少有对梦想的追问，少有对一切不可能的事情追问。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热情烧完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利益的诱惑，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不可抵挡。当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已不可得的时候，物质的满足、权力的满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摘自《如焉》）它缺乏朝气，令人灰心丧气，人们在物质的泡沫里翻腾，随波逐流，狂妄愚蠢……我们的乌托邦似乎必须实现于此岸世界之中，必须实现在内在性层面之上，决不允许任何精神层面的东西存在，哪怕她仅是一个可能。

      乌托邦的边界意味着欲望的同质化，同时也意味着乌托邦的同质化。乌托邦陷入了窘境。那就是物质的乌托邦繁盛之日，就是精神的乌托邦彻底绝迹之时。这是一种新的悲剧。一种比贫穷更恐怖的悲剧。这种物质的乌托邦，实际上是消极的乌托邦形式，以丧失了灵魂的、看似高尚并蛊惑人心的方式，以蒙太奇式的画面，以一种可疑的喧闹的生命力令人膜拜。精神的乌托邦变得平庸进而死亡。一种乌托邦控制了另一种乌托邦。

      没有人关心真相。而真相就是在这个拥挤的世界，在生机勃勃的背后，是乌托邦的丧失！

      伽达默尔已经近乎绝望：“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乌托邦精神已经死亡的时代，过去的乌托邦一个个失去了他们神秘的光环，而新的、能鼓舞、激励人们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却再也不会产生。”

      我们的精神疆土本不应有边界，但我们确实划定了自己的边界。我们的艺术、文学、音乐，我们的理想都被政治现实、商业现实主导下的物质的乌托邦给无情地奸污和彻底地粉碎了。普遍的平庸和腐化的空气使乌托邦陷入“现实”的泥沼，迷失在世界市场的序列中。

      乌托邦的边界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应在而不在”，人们渴求的对象在现实世界中悲惨地空缺。

      结语

      乌托邦是关于思想、关于精神、关于梦想、关于形象和想象，关于欲望、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乌托邦不只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动，而且是形成人类历史的另一种方式。没有了乌托邦，这世界就是一只抽离了灵魂的皮囊。

      哈贝马斯说：“乌托邦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王尔德（Oscar Wilde）也说：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喧哗而失语的盛世中，需要一大群不受规训的向往精神自由的人，需要一个人或一些人迂腐而不切时宜的保有他的一些乌托邦梦想。对我们的生活发出追问问天，问地，问自己，问历史，问现实……纵然要为这梦想付出代价。

      上个世纪的亨廷顿，曾认为天下大乱的祸水就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结”，知识分子的想入非非是破坏政治稳定的地震之源。对于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运动”，最好的办法就是“镇压”，包括必要的时候动用武力。

      再往前追述，还是在乌托邦的空想阶段，当权者就把乌托邦思想家送上乌托邦的祭坛我们在前文提到的著述了《乌托邦》的宽厚仁爱的托马斯莫尔竟被英国王室判处了如此奇特的酷刑：吊起来累他个半死，在断气之前还有知觉的时候先割下他的生殖器，再挖出他的肠子，撕下他的心肺在火上烧烤，然后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别钉在四座城门上，把他的头切下来挂在伦敦桥上。（此为当年对莫尔的判词）

      现代社会乌托邦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具备主流的安全感，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孤独感，不被世俗接纳。不能享受风光，虚荣，被艳羡，被推崇，甚而会在逼仄的空隙中孤老终死……同时，像唐吉坷德那样跟自己和现实殊死搏斗，让欲望和精神PK，让梦想和现实PK，从而身心俱伤。

      几十年前，鲁迅在阅读法国人凡尔纳的科幻作品时发现，当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是金榜题名、升官发财时，西方知识分子已梦想海底两万里、80天环游地球、远征月球了。所以他老人家提出“要改造中国人，必须先改造中国人的梦想”。

      古代西方的普罗提诺（PLOTINUS）对此困境则给出了他的思考那么我们的道路是什么，我们逃离的方式是什么？这不是脚的旅程，脚只将我们从陆地带到陆地；也不需要你想要一辆车或船将你带走。你必须将所有这类事物放到一旁，拒绝去看：你必须闭上眼睛反过去召唤另一种幻象在你内部被唤醒，一种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力的幻象，却很少有人使用这种权力。

      在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生活中，正经历着一场新的精神危机：从拜“神”、拜“人”再到拜“钱”。现在中国人对“钱”这“惟一物”的过度的崇敬和崇拜使国人陷入到巨大的焦虑和浮躁中。不仅乌托邦死了，连同对乌托邦的反省也死了。我们丧失了乌托邦的权力和能力，我们也丧失了对乌托邦的反省的权力和能力。尼采说，上帝死了。欧洲病了。中国是不是也病了？病得很重？？[NextPage]

      乔治布什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宣称：美国没有帝国边疆可扩展，也没有乌托邦可建立。

      那么中国这片热土是否还需要乌托邦？边界清晰的乌托邦对当下的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这种到此为止的精神态势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似乎没有更多，我们似乎也不需要更多。在乌托邦的边界我们只能互相凝视，然后，挤出苦涩的微笑……

     参展艺术家作品分析

      本次展览有两个特点，一是展出的艺术家作品经过了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共同探讨，均是艺术家为本展览的主题创作，因此均与这个展览主题相关；二是，它打破了以往的范式：即艺术是艺术家所为，而是拓展了它的边界，将建筑师对城市、社会的思考也纳入到艺术的视野。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均在某种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中国当下现实中人的处境问题，是他们对现实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乌托邦及它的边界。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中最具智慧的艺术家之一，顾德新一直以来以其超越了中国地域符号的艺术思考和艺术样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此次参展的作品仍以展览的开幕日期作为命名《2007年11月25日》（此日期为最初确定的开幕日期，后因故推迟到2008年1月12日），以此消解作品的意义，同时也避免观者的歧义和误导。这个作品以纯净的造型，静止的场景，巨大的体量，悬殊的高度，镀金的栏杆，红色的跳板、砌就的跳台为艺术语言，在一种形成对照的比例关系中，以一种内在的幽默和调侃来暗讽现实社会中对于权力、对于浮华的向往和攀爬，并在跳跃和攀爬中不停地坠落。在这里，作品似乎转换成为一个戏剧的场景，是生活的活报剧，虽“演员”缺席，但好戏在不知不觉中随时、随处上演。

      胡柳是中国年轻的艺术家中很具思考能力的艺术家。她有女性的细密的心思，但在细密中却蕴藏着思考和力量。在作品《有所思》中，她将明时期的旧城砖放在铺满了大米的纯白的半封闭空间内，城砖厚重的历史感，大米这种五谷杂粮所具有的日常感，便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表达了艺术家对当今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下关于生命，关于文化，关于艺术的追问及反思。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林一林的作品一直是很内敛的，一如他的为人。但却在内敛中蕴藏着极大的爆发力。在他的作品中，他一直关注个体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此次在影象作品《生产者》中，画面上一只儿童的手一页一页翻开2007年10月刊的“Artforum”，此期杂志每页的版面全都是画廊展览广告，伴随强烈的翻页声响，直到翻完整本杂志。本期“Artforum”的主题是关于艺术生产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这本顶级的艺术杂志一大半的版面都是画廊展览广告。当今的中国，艺术家的表现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艺术家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摇身一变而为“生产者”，所谓的“艺术生产”已经联结到艺术体系的方方面面。那么，艺术家就此提出了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泛商品化的时代，“乌托邦”还能存在艺术家的内心吗？还是“乌托邦”的内涵已经改变？可以说，这是一件非常简单但很有力量的作品。 它触痛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疼处，也触痛了中国当下人的精神的疼处。

      刘韡作为中国新一代艺术家中的翘楚，他以独特的看世界的视角，运用日常生活司空见惯的情境和材料，从感性出发，调动艺术家的本能，通过反复地积累和提炼，机智地发掘出出人意表的新意，触动人对周遭的生活发出思考，并同时让人发出会心和辛酸的微笑。在此次的作品《绿色酒店》中，他收集了大街上的垃圾箱、电箱、消防箱、铁皮房子、空调机壳等，都改装成酒店的模式，虽大小不一，但内部结构完全相同，内刷我们大街小巷上满目充斥的廉价的绿色涂料，绿色的灯光从里面洒出，怪诞而不温暖。一方面，他似乎提出的是环保概念，废物利用，在更深的意义上，则是反射出人类当下无处藏身的匪夷所思的生存状态。这种有限的空间内营造出的人类微型的“乌托邦”，有人类可怜的愿望和梦想，同时也说明乌托邦的同质化及在这种同质化下生活是多么荒诞、乏味和不可思议。

      马岩松作为一个新锐的建筑师，承担着为人们建造“可见的”“乌托邦”的重负。此次他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出场，在作品《空中之城》中，是一个3MX 3M倒挂着的北京2050年城市规划沙盘，它通体发亮，美仑美奂，在亦真亦幻中描摹出城市的荒诞和幻象，表达了艺术家对于城市现状和未来的思考，那就是在城市雍容华丽的背后，是城市生态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琴嘎的《当心》，是一头仿真的蒙古野驴，每当有人经过左后臀部的感应区，它便尥蹶子，做出本能的一踢。若离开这个区域，它就是一个静态的雕塑。蒙古野驴代表了游牧民族，代表了一种不受驯服的野性和激情，代表了我们曾经驰骋的无界的边疆和梦想。在它间歇式、神经质的尥蹶子这种“发作”中，是它对现实的一种反应，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一个人的心理净土和人格尊严不容触犯的一种干预性的动作。它暗讽了我们现实社会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的一种非正常状态下，对一种精神和操守的保有，在一种本能反应中对“消失”的寻找。

      王晖，作为中国当代建筑师中的实力人物，是此次展览邀请的又一个建筑师。他的作品《居住者》以装置+video的方式完全复制了北京某郊区的一个爆发户的“乌托邦”。这是个早年留学澳大利亚并经商成功的人，回到中国后，难忘澳洲情结一种洋式生活方式的代表，他复制了澳大利亚的建筑，“引进”了澳大利亚的袋鼠。由于房子长期闲置，鼠害严重。于是又找来了大量的猫来灭鼠，不久，鼠患解决，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猫极度繁殖，住进他为富人设计的豪宅。猫成为脱离人之后的空间的直接居住者。他以复制这种看似客观的方式讽刺了在中国这种简单的文化移植其实是现实生活中人类欲望乌托邦的一个翻版，给出了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尴尬和荒诞。

      辛云鹏，虽然是一个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艺术家，但他的视角已经投向我们这个看似绚烂实则千疮百孔的社会。社会问题成为他创作的母体。刘翔作为一个奔跑英雄，他在跑道上被目光聚焦的身影沉重地承载着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梦想。似乎刘翔第一，整个中国也就顺理成章地第一了。他是中国将走向强大所被寄予的乌托邦。那么刘翔摔倒了会怎样？刘翔摔倒了中国会怎样？刘翔又会怎样？这是一个假设，这是一个可能将要发生的问题，也是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一个问题。在《摔倒》中，艺术家以一座古典式的静止的摔倒的雕塑提出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许仲敏的“浮云”装置系列承载了一种非常强的表达力，超越了时空。他用半透明白色树脂塑造的云朵，和云里穿梭的人。以一种轻的方式表达了对人类生存方式、过程和意义的领悟。人类的生活总体上应理解为一个无休止的循环和重复过程。“浮云”装置作品意图以超越时空的方式通过强调象征意义来阐述和传达生命的神秘、抽象、不知何处来又不知何处往但又“不可抗力”的特性。他的作品还利用了技术和生产可能性，开启了观众在理解上的精神的、存在主义和艺术的视野，并将未来主义和传统主义两个方面结合在了一起，以其艺术作品的媒介性使得观众能够与艺术家一起分享所获得的对世界的体验。

      张利语是中国当代艺术中非耳熟能详的名字，但他的作品以其严肃的艺术态度和独特的艺术语言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他远离北京，偏安一隅，虽与当下的浮躁和时尚保持距离，却对当下的现实保持着足够的嗅觉和敏感。此次的作品，他依旧采用他惯常使用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且人人熟悉的“现成品”钱币作为思想表达的媒介，在以手工方式反复地粘贴、堆叠中，用其包裹或创建新的有形物。使货币除保留固有的符号外，又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和价值。《资本论》作为一部揭示了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深刻地论述了资本和剩余价值之间的爱恨关系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肮脏的血，榨取剩余价值是它的唯一。可以说，没有《资本论》，就没有今天的世界。艺术家此次将《资本论》和《骷髅》并置在一起，一方面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资本的横行肆虐，对剩余价值的崇敬和膜拜，另一方面表明人在金钱的奴役下的异化状态。可以说，这两件作品之间存在着内在关系，一个为因，一个为果。

    (编辑:李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