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可文

首都机3号楼

     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因记录着一个城市在特殊历史时刻的内在悸动而被写入历史。1949年北京成为首都，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将承担着社会和政治的作用和任务，地方性风俗、习惯将被融合在一起，按照政治观念重新塑造，成为国家的概念，所以北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

　　英国《泰晤士报》不久前报道了一项建筑评比，评比世界范围内正在建设的十大“最具雄心”的建筑工程。评论说，这些建筑工程大都规模庞大，让人过目不忘，最重要的是，这些建筑将改变的不仅是建筑史而是这个世界。北京以奥运主会场、央视新址、首都机场3号楼占据了十分之三。

　　从50年代的十大建筑开始，北京也有一个评选十大建筑的惯例，每十年评选一次。如果评选这十年的十大建筑，不仅有以上三个，还一定会包括国家大剧院和水立方。由于机场3号楼地处市区外围以及其他原因，并没有形成直观的震撼，而其余四大建筑从方案开始的周折不断就显示了它们对北京城市性质的不同定义。

　　什么是建筑?包豪斯的格罗皮乌斯说:“是清晰地表达人的最高尚的情操，他的热情，他的人性，他的信仰，他的宗教。建筑曾经是那样的。”从什么时候建筑不再是那样了?城市研究大师芒福德把欧洲建筑形式和城市内容变化的时间划定在15?18世纪之间，从那时候起，一种新的文化特征在欧洲形成。这种现代城市形式和内容产生的来源是，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新的观念形态，新的国家政治结构。城市建筑不再关乎审美或情感，而是对社会秩序的解释，建筑也总是超越功能的，是建筑的形式给人们以经验，赋予城市以结构。

　　中国的城市建筑来自不同的观念形态和政治结构，不能与之对应。从变身为现代国家后，城市也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1953年北京市第一个规划方案《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中确定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同时要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当时北京几乎没有现代工业，160多万城市人口有30万人失业，占就业年龄人口的40%左右。为摆脱这个困境，“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开始工业化改造，在朝阳区兴建了大批工厂。从当时的政治理想看，这不仅是为摆脱困境的应对措施，更寄托着对现代化展望和劳动阶级价值观的强力推行。

　　作为政治中心，北京首先是1958年开始的对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和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但开始规划的十大工程其实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不太一样，最初规划里，广场西侧定为万人大会堂和5000人宴会厅两个建筑，东侧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是两个，后来才合为一个，科技馆和国家剧院的地基坑都挖了，但没有实施。1959年把已经建成的民族宫和华侨饭店、体育馆补充进十大建筑。当时的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说:“在延安时，毛主席就设想等革命胜利了，建一个能容一万人开会的大礼堂。”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标志着国家政权的形象，此后整个中国被组织到一个全新网络中，参加各种会议成为各党派各阶层新生活的一个基本形式，与人民大会堂意义相仿的礼堂成为城市乡镇的一种普遍标志。十大建筑的完成确立了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城市形态。

　　到了1982年，北京市编制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不再发展重工业，因为市区工业发展造成能源、水源、用地、交通的全面紧张，影响了政治、文化中心功能的发挥。这个规划中增加了国际交往中心这样一项新内容，因此有了长城饭店、首都机场新楼这种性质的建筑。到了这时，经过了最初的城市改造和十年混乱，旧城区里的新建筑在数量上已超过旧建筑，而整个社会愿望是找回混乱了十年的生活线索，重新安顿世俗常态的生活。因此如何改造城市的矛盾问题在这个气氛下发生了变化，在规划方案中就体现为保护文物古迹的条目，和对住宅、生活服务设施建设的强调。

　　80年代建成的国际展览中心、长城饭店、首都机场新楼、彩电中心、地铁东四十条站、大观园、北图新馆等务实的工程成为新的十大建筑。与50年代对比有一个区别是，80年代的十大建筑是由市民投票、建筑专家评选推出的。这些建筑本身显示了与中国政治政策的改变相应的民生倾向和启动经济的步调。

国家大剧院

　　1993年10月修订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提出建设开放型国际城市的目标，城市规模开始膨胀，大幅度地向郊区转移。土地的有偿使用、基础设施的产业化经营，为这个城市集聚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催生着更多的建筑工程。一时间北京建筑众生喧哗，像整个国家一样摸着石头寻找着未来富裕生活的彼岸。90年代的十大建筑就在这喧哗声中产生，为亚运村奥体中心、恒基中心、东安市场、国际金融中心、外研社楼、中央电视塔、植物园温室，新世界中心等。其中恒基中心似乎代表了北京向国际都市发展的第一轮努力。

　　这一轮努力迅速改变了北京的整体面貌，而新面貌模糊混乱，没人会满意这种混乱，“夺回古都风貌”的呼声成为另一种努力方向，它使北京收获了一批大屋顶的“民族风格”建筑。90年代的大屋顶建筑其实是对民族宫、农展馆、北京站等“文革”前建筑形式的模仿。如果说50年代的民族风格来自一种民族独立的自豪，那么90年代的模仿只是用那些来自过去伟大风格的碎片拼凑成的象征性装饰，戏剧性的行为暗示着一种不确定的角色扮演。这种对新城市的迟疑与对新城市的急迫体现在建筑上都同样缺乏从容的自信，尤其是在财力上缺少足够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说，国家大剧院是个转折。它是个跨世纪工程，1999年7月，安德鲁的方案获选为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方案，今年开始使用。虽然它在建筑上缺乏新意，造价、环保指数以及与环境的关系都曾是争议的焦点，这个方案获选后，49位院士和108位建筑师曾上书反对，但最终没能阻止它破土动工。因为这时候，城市生活的动力和内容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支柱，北京放下了所有意识形态的抱负，在新的旗帜下聚集了力量，这个旗帜因为鲜明和强大而不可阻挡。因此，央视新址、奥运鸟巢、水立方兴建必定是顺理成章的选择。正如库哈斯在央视新址设计理念的阐述中所说:“这就是中国现在需要的建筑，我给你们带来了。”

　　大型建筑工程通常不是建筑本身的功能需要，也不是建筑工程的技术问题，它总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俗话版乌托邦的希望，这些层面的问题又往往交叉、纠缠在一起。北京的四大新建筑不仅代表了雄厚的国家资金在建筑上所能取得的成就，也清晰展示出北京城市性质的改变和城市升级的抱负。

　　“千万不要一座宫殿只是一个建筑!”芒福德说城市的外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生活，不仅在趣味上，而是在价值观上，他把这种城市建设理念称为巴洛克思想观念，这样的城市成了一个阀门，把分散的能量汇聚到一个强大的储存库里，成为一个更大的能量。

　　北京的开放姿态和汇集的能量吸引了全世界的建筑师。英国《建筑设计》2006年评选的100强建筑设计公司中，有32家在北京有规模不等的设计业务。库哈斯以同样的环转摩天楼为不同的城市做过建筑设计，但只有北京接受了他的方案。他的合伙人舍林说，这种结构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准建造的可能性很小。世界著名建筑杂志《建筑评论》评论国家大剧院说:中国可能是安德鲁遇到的最佳客户。解构主义建筑师扎哈·哈迪德透露她的惊讶:“有什么新主意新方案要付诸实施，在北京都可能做到。”

　　集体崇拜的对象和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改变了，名建筑师的加入使城市新的追求和形象披上了新的外衣。北京这四大建筑无一例外从一开始就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但大型建筑大多是出自城市的精神需要，最终会因其巨大体量的存在只能接受，再把它纳入到新的解释中。世贸双塔设计师雅玛萨奇针对反对声曾辩解说:“人类既然能造摩天大楼，就一定能理解它。”在新的解释中，它们通常能获得一个新面孔。埃菲尔铁塔是最早的典型，在今天的解释中它是巴黎的伟大标志。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社会从根本上禁止任何想要论证其合法性或局限性的企图”。

　　但是也有失败的例子，伦敦的千年穹顶。为迎接新千年，英国在格林尼治半岛上建筑了这个庆典场所，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穹庐建筑，由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师理查德·罗杰斯设计。12根100米高的钢铁桅杆拉起总长1公里的钢索网的穹面，它设计为一个巨大的展览中心，12个展区涵盖了交通、生活、游戏、文化、路由等各方面，1999年最后一天正式开放，2000年最后一天因为耗资巨大被迫关闭。追求极限不遗余力，这个方案政府接受的就是理查德·罗杰斯挑战极限的激情，当时布莱尔宣称，这是人类才干、自信和创造力的展示，是重塑未来、开创21世纪的盛会。这个穹顶还得到了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大奖，关闭之后它的未来不知如何，曾有日本人想买下，又退出，有美国人想把它改做他用，又作罢，各种设想都没能实现。《泰晤士报》报道，有人建议把它卖给纽约，正好放在世贸中心的位置。

北京朝阳公园的摩天轮

　　大都市与首都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现代欧洲的很多首都城市是因为其首都的地位而发展成大都市的，比如巴黎直到发展为法国最大最多元的工商业城市后，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首都。现代大都市建筑是神话，要走出波德莱尔看到的那种城市，就要把传统变成一个转换的空间，把那种无望的灰色的故事转换成施展梦想的奇观。

　　英国《建筑评论》称中国国家大剧院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建筑方案。“奢侈的建筑不仅有剧院的功能，它本身就再现了一个剧院，在演一出戏。”当年建筑界批评加尔涅的巴黎歌剧院“浓妆艳抹”，对内部一个观众驻足的地方，批评说，好像歌剧院是为了大楼梯而建的。加尔涅很清楚，歌剧院就是一个仪式场所，专门体验美梦和幻想，所以，他说“进入他的歌剧院，每个人都是演员，变成被奢华美化了的一部分”。尼采佐证:没有人带着自己的最佳艺术感觉去剧院，不论艺术家或观众。他们带什么呢?珠宝首饰、名牌时装、漂亮女友，以及对新生活和社会地位的确认，这是建筑对人的暗示甚至规定。

　　而“鸟巢”的设计有来自政府的具体要求，那就是世界上一个独一无二的体育场，一个能让人过目不忘的建筑。这两点“鸟巢”都做到了。[NextPage]

　　在北京为2008年奥运会兴建鸟巢的时候，伦敦取得了2012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在伦敦奥组委公布的2012年奥运会主体育场的效果图也有一个外号，“伦敦碗”。“伦敦碗”与“鸟巢”同样都能容纳8万名观众。但只有2.5万个低排座位将采用固定基座的设计，“镶嵌”在地面中，其余5.5万个高层座位将采用“活动”设计，可以在赛事结束后拆除。以便在2012年奥运会结束后，弱化为一座小型体育场，主要作为社区体育场使用。而鸟巢的8万个固定观众座位的重要任务与相邻的水立方同样，是在奥运会这个历史机遇中转变形象，拉动城市升级为国际大都市的步伐。

     建筑师库哈斯同时也是个思想家，他最清楚建筑的社会意义，并且对中国做过深入的社会分析。他说，“我们在做一件在市场经济中绝不可能的事，在市场经济中，你只能把摄影棚放在最便宜的地方，把编剧放在一个比较酷的地方，管理部门放在另一个地方”。而他在北京的做法是顺应北京的城市方式和欲望，并把它做得极端。库哈斯说，“央视新楼显示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能量和经济能量”。它是北京新建筑中最能显示勃勃雄心的一座，它也是规模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办公楼。当年曾担任大楼设计竞赛评委的香港地区建筑师严迅奇起初对这个设计方案持相当保留态度，到后来，他也体会出这个设计能代表“某种精神，这种精神也正是中国在这个时期展现出来的东西:不惧权威、敢于尝试，无所畏惧，高度自信”。

　　国家大剧院把主要的使用空间植入地下，表示出光明和黑暗的自然意义对我们不再起作用了，在央视大楼上我们可以骄傲地看到自然重力也不起作用了，玻璃的使用不是使建筑得到解放，而是使城市解放的愿望得到实现，自然的永恒秩序似乎不再对世俗生活构成挑战。这个城市在建筑上体现的勇气和抱负与申办奥运会、加入世贸组织的急切和热情交相呼应。

　　这勇气由于堆积了百年，经过了几番犹疑，其中包含着对落后的恐惧后遗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梦想，终于在这四大建筑中显示了义无反顾的坚定。2000年的北京建筑依然是新旧混杂的，但大的建筑采用了一套新的体制，像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变化那样，开始是模糊的，后来变化突然明朗，旧有的体制和机构开始动摇，宗教与商业、政治分道扬镳。北京也在经历着这个转变。

　　库哈斯在关于“大”的理论中分析过，超过了一定的临界体量，一个建筑就成为大建筑，大的建筑根本不再是城市肌理的一部分，也就不用给予任何期待了。大，不需要城市，它和城市竞争，它夺取了城市，它们的出现必定要彻底撕裂老北京的旧形象。新的经济力量需要老城市，尤其是老首都，因为历史悠久的城市里，聚集着大量的消费者，有足够大的城市空间可利用，有相应的政治权力提供一个更畅通的场所。大都市对旧有城市结构的改变无外两种:一是到郊区去，二是拆和建。原有的城市破坏得越快，资本流通得就越快。没有价值负担的库哈斯也许最准确地表述了一个时代的现实:最无视城市的建筑是最真实的大都市景观。而大都市的力量和容量远远大于它的市民。

　　1985年北京保护旧城的规划中，规定了旧城里新建筑的高度限制，王府井区域的高度限制是24米，78米高的东方广场大幅度地突破限制，对老街区的保护规定中，顺成郡王府拆掉了，那家花园拆掉了，规划没能挡住城市升级的力量。北京的流行说法是“规划赶不上变化”。而大都市的代表纽约曼哈顿，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纲领性的规划，库哈斯从中悟到，是最世俗的欲望激发着这个城市对建筑的狂喜。

“水立方”由1437块气垫膜构筑

     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因记录着一个城市在特殊历史时刻的内在悸动而被写入历史。1949年北京成为首都，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将承担着社会和政治的作用和任务，地方性风俗、习惯将被融合在一起，按照政治观念重新塑造，成为国家的概念，所以北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

　　英国《泰晤士报》不久前报道了一项建筑评比，评比世界范围内正在建设的十大“最具雄心”的建筑工程。评论说，这些建筑工程大都规模庞大，让人过目不忘，最重要的是，这些建筑将改变的不仅是建筑史而是这个世界。北京以奥运主会场、央视新址、首都机场3号楼占据了十分之三。

　　从50年代的十大建筑开始，北京也有一个评选十大建筑的惯例，每十年评选一次。如果评选这十年的十大建筑，不仅有以上三个，还一定会包括国家大剧院和水立方。由于机场3号楼地处市区外围以及其他原因，并没有形成直观的震撼，而其余四大建筑从方案开始的周折不断就显示了它们对北京城市性质的不同定义。

　　什么是建筑?包豪斯的格罗皮乌斯说:“是清晰地表达人的最高尚的情操，他的热情，他的人性，他的信仰，他的宗教。建筑曾经是那样的。”从什么时候建筑不再是那样了?城市研究大师芒福德把欧洲建筑形式和城市内容变化的时间划定在15?18世纪之间，从那时候起，一种新的文化特征在欧洲形成。这种现代城市形式和内容产生的来源是，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新的观念形态，新的国家政治结构。城市建筑不再关乎审美或情感，而是对社会秩序的解释，建筑也总是超越功能的，是建筑的形式给人们以经验，赋予城市以结构。

　　中国的城市建筑来自不同的观念形态和政治结构，不能与之对应。从变身为现代国家后，城市也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1953年北京市第一个规划方案《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中确定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同时要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当时北京几乎没有现代工业，160多万城市人口有30万人失业，占就业年龄人口的40%左右。为摆脱这个困境，“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开始工业化改造，在朝阳区兴建了大批工厂。从当时的政治理想看，这不仅是为摆脱困境的应对措施，更寄托着对现代化展望和劳动阶级价值观的强力推行。[NextPage]

　　作为政治中心，北京首先是1958年开始的对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和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但开始规划的十大工程其实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不太一样，最初规划里，广场西侧定为万人大会堂和5000人宴会厅两个建筑，东侧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是两个，后来才合为一个，科技馆和国家剧院的地基坑都挖了，但没有实施。1959年把已经建成的民族宫和华侨饭店、体育馆补充进十大建筑。当时的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说:“在延安时，毛主席就设想等革命胜利了，建一个能容一万人开会的大礼堂。”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标志着国家政权的形象，此后整个中国被组织到一个全新网络中，参加各种会议成为各党派各阶层新生活的一个基本形式，与人民大会堂意义相仿的礼堂成为城市乡镇的一种普遍标志。十大建筑的完成确立了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城市形态。

　　到了1982年，北京市编制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不再发展重工业，因为市区工业发展造成能源、水源、用地、交通的全面紧张，影响了政治、文化中心功能的发挥。这个规划中增加了国际交往中心这样一项新内容，因此有了长城饭店、首都机场新楼这种性质的建筑。到了这时，经过了最初的城市改造和十年混乱，旧城区里的新建筑在数量上已超过旧建筑，而整个社会愿望是找回混乱了十年的生活线索，重新安顿世俗常态的生活。因此如何改造城市的矛盾问题在这个气氛下发生了变化，在规划方案中就体现为保护文物古迹的条目，和对住宅、生活服务设施建设的强调。

　　80年代建成的国际展览中心、长城饭店、首都机场新楼、彩电中心、地铁东四十条站、大观园、北图新馆等务实的工程成为新的十大建筑。与50年代对比有一个区别是，80年代的十大建筑是由市民投票、建筑专家评选推出的。这些建筑本身显示了与中国政治政策的改变相应的民生倾向和启动经济的步调。

　　1993年10月修订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提出建设开放型国际城市的目标，城市规模开始膨胀，大幅度地向郊区转移。土地的有偿使用、基础设施的产业化经营，为这个城市集聚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催生着更多的建筑工程。一时间北京建筑众生喧哗，像整个国家一样摸着石头寻找着未来富裕生活的彼岸。90年代的十大建筑就在这喧哗声中产生，为亚运村奥体中心、恒基中心、东安市场、国际金融中心、外研社楼、中央电视塔、植物园温室，新世界中心等。其中恒基中心似乎代表了北京向国际都市发展的第一轮努力。

　　这一轮努力迅速改变了北京的整体面貌，而新面貌模糊混乱，没人会满意这种混乱，“夺回古都风貌”的呼声成为另一种努力方向，它使北京收获了一批大屋顶的“民族风格”建筑。90年代的大屋顶建筑其实是对民族宫、农展馆、北京站等“文革”前建筑形式的模仿。如果说50年代的民族风格来自一种民族独立的自豪，那么90年代的模仿只是用那些来自过去伟大风格的碎片拼凑成的象征性装饰，戏剧性的行为暗示着一种不确定的角色扮演。这种对新城市的迟疑与对新城市的急迫体现在建筑上都同样缺乏从容的自信，尤其是在财力上缺少足够的支持。

     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因记录着一个城市在特殊历史时刻的内在悸动而被写入历史。1949年北京成为首都，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将承担着社会和政治的作用和任务，地方性风俗、习惯将被融合在一起，按照政治观念重新塑造，成为国家的概念，所以北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

　　英国《泰晤士报》不久前报道了一项建筑评比，评比世界范围内正在建设的十大“最具雄心”的建筑工程。评论说，这些建筑工程大都规模庞大，让人过目不忘，最重要的是，这些建筑将改变的不仅是建筑史而是这个世界。北京以奥运主会场、央视新址、首都机场3号楼占据了十分之三。

　　从50年代的十大建筑开始，北京也有一个评选十大建筑的惯例，每十年评选一次。如果评选这十年的十大建筑，不仅有以上三个，还一定会包括国家大剧院和水立方。由于机场3号楼地处市区外围以及其他原因，并没有形成直观的震撼，而其余四大建筑从方案开始的周折不断就显示了它们对北京城市性质的不同定义。

　　什么是建筑?包豪斯的格罗皮乌斯说:“是清晰地表达人的最高尚的情操，他的热情，他的人性，他的信仰，他的宗教。建筑曾经是那样的。”从什么时候建筑不再是那样了?城市研究大师芒福德把欧洲建筑形式和城市内容变化的时间划定在15?18世纪之间，从那时候起，一种新的文化特征在欧洲形成。这种现代城市形式和内容产生的来源是，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新的观念形态，新的国家政治结构。城市建筑不再关乎审美或情感，而是对社会秩序的解释，建筑也总是超越功能的，是建筑的形式给人们以经验，赋予城市以结构。

　　中国的城市建筑来自不同的观念形态和政治结构，不能与之对应。从变身为现代国家后，城市也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1953年北京市第一个规划方案《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中确定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同时要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当时北京几乎没有现代工业，160多万城市人口有30万人失业，占就业年龄人口的40%左右。为摆脱这个困境，“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开始工业化改造，在朝阳区兴建了大批工厂。从当时的政治理想看，这不仅是为摆脱困境的应对措施，更寄托着对现代化展望和劳动阶级价值观的强力推行。

　　作为政治中心，北京首先是1958年开始的对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和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但开始规划的十大工程其实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不太一样，最初规划里，广场西侧定为万人大会堂和5000人宴会厅两个建筑，东侧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是两个，后来才合为一个，科技馆和国家剧院的地基坑都挖了，但没有实施。1959年把已经建成的民族宫和华侨饭店、体育馆补充进十大建筑。当时的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说:“在延安时，毛主席就设想等革命胜利了，建一个能容一万人开会的大礼堂。”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标志着国家政权的形象，此后整个中国被组织到一个全新网络中，参加各种会议成为各党派各阶层新生活的一个基本形式，与人民大会堂意义相仿的礼堂成为城市乡镇的一种普遍标志。十大建筑的完成确立了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城市形态。

　　到了1982年，北京市编制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不再发展重工业，因为市区工业发展造成能源、水源、用地、交通的全面紧张，影响了政治、文化中心功能的发挥。这个规划中增加了国际交往中心这样一项新内容，因此有了长城饭店、首都机场新楼这种性质的建筑。到了这时，经过了最初的城市改造和十年混乱，旧城区里的新建筑在数量上已超过旧建筑，而整个社会愿望是找回混乱了十年的生活线索，重新安顿世俗常态的生活。因此如何改造城市的矛盾问题在这个气氛下发生了变化，在规划方案中就体现为保护文物古迹的条目，和对住宅、生活服务设施建设的强调。

　　80年代建成的国际展览中心、长城饭店、首都机场新楼、彩电中心、地铁东四十条站、大观园、北图新馆等务实的工程成为新的十大建筑。与50年代对比有一个区别是，80年代的十大建筑是由市民投票、建筑专家评选推出的。这些建筑本身显示了与中国政治政策的改变相应的民生倾向和启动经济的步调。

　　1993年10月修订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提出建设开放型国际城市的目标，城市规模开始膨胀，大幅度地向郊区转移。土地的有偿使用、基础设施的产业化经营，为这个城市集聚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催生着更多的建筑工程。一时间北京建筑众生喧哗，像整个国家一样摸着石头寻找着未来富裕生活的彼岸。90年代的十大建筑就在这喧哗声中产生，为亚运村奥体中心、恒基中心、东安市场、国际金融中心、外研社楼、中央电视塔、植物园温室，新世界中心等。其中恒基中心似乎代表了北京向国际都市发展的第一轮努力。

　　这一轮努力迅速改变了北京的整体面貌，而新面貌模糊混乱，没人会满意这种混乱，“夺回古都风貌”的呼声成为另一种努力方向，它使北京收获了一批大屋顶的“民族风格”建筑。90年代的大屋顶建筑其实是对民族宫、农展馆、北京站等“文革”前建筑形式的模仿。如果说50年代的民族风格来自一种民族独立的自豪，那么90年代的模仿只是用那些来自过去伟大风格的碎片拼凑成的象征性装饰，戏剧性的行为暗示着一种不确定的角色扮演。这种对新城市的迟疑与对新城市的急迫体现在建筑上都同样缺乏从容的自信，尤其是在财力上缺少足够的支持。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