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涛

     “艺术品是什么？”“高雅艺术就更好吗？”“艺术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吗？”“科学能否提供帮助？”“艺术能成为宗教吗？”提出这些尖锐问题的是英国批评家约翰·凯里，他以前是牛津大学英语教授，离开学术界后成为《星期日泰晤士报》书评家，新近的头衔是英国著名的文学奖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这位经历十分复杂、因喜欢标新立异而备受争议的后现代批评家，在2005年出版的这部《艺术有什么用？》中，凯里通过解答上述一系列问题，对艺术存在的合法性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的结论是颠覆性的，全盘否定了西方18世纪以降对艺术社会功用的正面看法。在他看来，所谓艺术是“神圣的”，艺术“在灵魂的最深处激起爱”，它比实际生活拥有“更高的真实，更坚实的存在”，它表达的是“永恒”和“无限”，它“揭示了世界最内在的本质”，这些说法都是夸大其词，是经不起推敲论证的。

     在凯里的所有叛逆性言论中，对艺术品的定义恐怕是最惊世骇俗的。经典美学或艺术理论告诉我们，艺术品属于事物的特殊种类，它包含着某种神秘成分，如黄金分割，或先验、普遍、永恒的真理；艺术的奥秘不是人人都能够鉴赏领悟的，只有那些天赋高超之人，在纯粹沉思和内省状态中，才能够加以辨析和证实。习惯于接受
这一理论的读者听了凯里的结论肯定会目瞪口呆，因为他认为：“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是因为有人认为它是艺术品。”在此主观性、任意性极强的标准面前，“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品”。你可以对凯里的结论嗤之以鼻，但面对凯里提供的大量实例却未必能够给予有力的辩驳。马赛尔·杜尚“恶搞”达·芬奇，给他的蒙娜丽莎画像添上一撇胡子，如今人们认为这是一件艺术品。同样是杜尚的陶瓷小便池、皮耶罗·曼佐尼的罐装粪便、马尔克·奎因的冷冻血液雕像，也被看成“艺术品”，受到艺术界及收藏家的追捧。这说明从客体类别上是无法区分什么是艺术品的。

     凯里同样以大量实例证明，把作者的身份作为判断的依据，把带有“创作艺术品的意图”作为区分艺术品的标准，让艺术批评家来决定什么是艺术品，也是错误的。在凯里所列举的大量实例面前，原先人们头似乎脑中清晰的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但凯里的目的并非要自作聪明去“厘清”艺术品的定义，而是想给出艺术品定义的最大公约数。他认为这个最大公约数是个人的内心体验和感受。艺术品不取决于客体自身的物理属性，不取决于作者的身份及其意图，也不取决于艺术批评家的权威意见，而在于个体的人如何看待它。所以凯里说：“只要某人认为某物是艺术品，它就是艺术品。”从消极的一面看，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抹杀了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从积极的一面看，凯里的结论揭去了包裹艺术两百多年的神圣外衣，把艺术还原为庸常凡俗之物，并且把艺术的认定权交到普通人手中。

     凯里在本书中还揭示了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地位之争背后的权力运作。长久以来，艺术的高雅和大众之分，以及高雅艺术（指古典音乐、严肃文学和以往大师的绘画等）更优越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但凯里在书中驳斥了所谓高雅艺术唤起的情感更强烈、更深刻、更普遍的观点。他对高雅艺术能够提高生活质量的说法嗤之以鼻。与对高雅艺术充满敌意的态度相反，凯里对大众艺术则赞赏有加。他回应了许多批评家对大众艺术的尖锐批评，同时援引一些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指出：大众艺术表达的情感远比高雅艺术表达的更广泛，更持久，更符合广大人类的需要，因此它比高雅艺术更优越。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贯穿大部分历史的艺术实践都是服务于人类进化的目的，它们是公共的，是实用的，因而是大众的。从人类漫长的历史来看，大众艺术及对它的需要是一个常量，而所谓高雅艺术只是一个“偶然事件”。

     尽管凯里用大量实例破除了笼罩在艺术上的神圣光环，但他也承认，艺术对人类道德改善的作用仍然是一个无法完全破解的谜。艺术体验怎样影响人的行为？艺术体验是否会增加人的无私和慈善？艺术爱好的丧失与反社会行为之间是否有关联？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在更细致、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和调查中得出，而不是像目前所做的那样，仅仅提出一些散漫的、毫无根据的假设。

    (编辑:全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