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画像，是凡高生活与创作、人生与艺术旅程的真实记录。正如凡高自己所说，“我想强调的是，同一个人有多样的自画像。与其追求照相般的相似性，不如深入地发掘相似处。”从1880年献身绘画艺术到1890年自杀身亡，凡高短暂的10年艺术生涯里，以其强烈的创作欲望和超人的勤奋刻苦，创作了近2000余幅作品，其中就有40余幅自画像。凡高以年均4幅自画像的频率，真实记载其绘画技法的变迁和思想情感的波动。我们沿着自画像系列作品的脉络，就可以把握凡高艺术生涯的轨迹。

凡·高自画像的精神分析学方法

精神分析学是20世纪最为重要和最为艺术史家所重视的方法。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不仅把它从一种精神病理学方法扩展为普通心理学理论，而且还把它从一种医学思想发展为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方法。因此，精神分析学涵盖了心理学、宗教、伦理和人类学等等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他们认为精神分析运动对文学艺术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论的影响达到的深刻程度是迄今为止所有其它方法无法比拟的。1910年弗洛伊德撰文提议，要解读达·芬奇《蒙娜丽莎》需要从艺术家孩提时代记忆的档案为基础。从此，精神分析学就引入了解读艺术作品中。

凡·高的自画像本身没有太多的故事情节和叙事内容，因此心理学家要探求它的深层内涵，必须从他的传记中寻找答案。

我们知道凡·高的出生是他父母心灵的慰藉，他取名叫文森特，一年前死于难产的哥哥也叫文森特。弟弟提奥四年后才出生，这个时候凡·高就开始有忧郁症。可能是长期的忧郁而精神受创，或是家庭遗传，或是其它等等原因造成的。“关于他的疾病真正原因不是很确定；最近的医学研究倾向于认为是“癫痫”，而非曾经认为的“精神分裂症”。在病情发作间隙，他还能画画。他最伟大的作品中的几幅就是在发病和恢复那个时期创作的。”不管怎样说，凡·高从孩提时代就开始自我封闭和精神忧郁。青少年时代，家庭经济窘困，凡高不得不离开家门谋求合适的职业以便将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先后做过画商、牧师等职业，但是均被辞退。28岁才拿起画板，又因为年龄较大前景不被看好。甚至连长期给他做模特的妓女都拒绝了他一起建立家庭的愿望。1888年，凡·高主动邀请高更来阿尔一起写生，但是执拗的凡·高因为对艺术的不同理解与高更大动干戈，这可贵而“罕见”的友谊在高更的愤然离去中撕裂，凡·高也因此割下自己的耳垂以示愧疚。但撕裂的友谊无法弥合，凡·高更加孤独，可能也是他这一时期艺术最为伟大的原因。

随着弟弟提奥娶妻生子后，家庭经济也陷入了困顿，要继续给凡·高以渴望的支持似乎勉为其难。1889年的一天，弟媳为不断加重生活负担与提奥激烈争吵，前来走访的凡·高恰好在他家门外，维系他艺术生命的经济支持出现了新问题，凡·高内疚、孤独而黯然神伤，默默的离开弟弟家门。次年，积重难负的凡·高终于癫痫再次发作而被送往圣雷米精神病院。两个月后，孤独的在奥弗尔开枪自杀。纵观凡·高的一生，他生而孤独，活着孤独，也因孤独离去。不难理解他的自画像上镌刻着孤独的印痕。成熟期四十多张自画像绝大多数是胸像，没有一张全身像也能揭示艺术家的孤独和渴望与他人建立交往。因为艺术史上没有哪一位艺术家如此接近并审视自己和真实的描画自己。数量之多，目光之坚定自信绝无仅有。画了十年的画没有一幅作品售出更加剧了这种孤独。

与孤独为伴的另外一个主题构成凡·高自画像精神内容，它就是“自信”。经过不懈的艺术追求，凡·高强烈的发展着对于自己和艺术的自信。

一幅名为《自画像》的作品是1888年秋他邀请高更来阿尔见面前，互相交换的作品，算是彼此摸底和精神交流。通过交换自画像，这两个个性强烈的艺术家得以先从对方的绘画了解对方。凡·高在给他的弟弟提奥的信中说：“我确信，与高更交换我的肖像画没有输给他。在给高更的回信中，我这么写道，在肖像画中扩展自己的个性，在我也是可以允许的。因此，我在此画中想要做的是，与其说画一张自己的自画像，倒不如说把自己作为一个印象主义者的类型来画的。我把这张画理解成一个崇拜永远的佛陀的僧人的肖像。”这张《自画像》凡·高以宗教徒般的虔诚透露出他对自己艺术的自信。后来，他们在阿尔共同写生时，凡·高对高更用色的蔑视和嘲笑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他与高更友谊的破裂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凡·高对自己艺术的自信程度无以复加。

另一方面，凡·高的自画像是对梦想中新成功的幻想。弗洛伊德在研究艺术创作心理时认为，所谓的创作心理，其实就是“幻想”。这种“幻想”始终出现在凡·高的自画像中，自画像成为精神拯救或自身外化最为生动的方法，他的确也因此而耗尽了生命的全部。

对于凡高自画像的多样化解读，是用精神分析法走近艺术形象的典型步骤，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用在“无意识”的分析上，它的表达就像做梦的要素，能够把时间顺序表面化。作为一种结果，精神分析法聚焦于主题材料也聚焦于历史的叙述，它认为这些都是相互影响的，从本质上讲，它们永远处于动态的关系中。

（编辑：李柘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