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厉震林
一、史学和社会性别身份悖论
从某种角度而论，中国历史科学是一部权力的作用史，历史研究很难“超越历史”，“先验主体和辨证法”必然会在意识和潜意识中发挥作用，[1]“一切事物都可以总结为两个词：权力和知识，”权力渗透进每一个历史排场中，而“知识永远是在特定的位置上和特定的条件下为特定的地方和支持者服务的。”[2]应该说，权力总是男性化的，往往将自己定位为男性性格，而把敌手或者对立面描述为女性。由此意义而论，中国历史科学也是一部男性化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贯穿男性气质和意识的历史。中国写作历史的史官大多是男性，象蔡文姬这样的女性史官毕竟是少数，而男性史官必然会流露出男性的思维和趣味。“虽然男性、女性都可以使用性别视角，但二者是有区别的。产生区别的原因用阐释学理论来说，就是男性、女性有不同的性别前判断。因为不同的性别前判断，他们就有不同的期待视野，从而对文本的理解也不同。”[3]因此，男性史官所著作的历史，必然会渗透进男性的文化心理密码。其实，这还只是表相的史学现象，归根到底，历史科学最终都要受制于权力编排下的历史观，它对历史科学的史实选择、记录笔法和细节处理会起到某种哲学意义的作用。中国的历史观，其中一个核心内容之一，即是皇统思想，它在性别领域的具体安排，则是“男尊女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4]这种“男尊女卑”观念，弥漫于史学中的性别现象。男性史官的史学“性别视角”，或者说“性别前判断”，除了男性天然的性别情怀，更主要的是历史观中的“男尊女卑”观念在作祟，“把人类历史描述成男性史和女性史意味着什么？这种作法如何影响我们的经验世界的组合方式？如何影响对不同领域的评价？如何影响评估男女的真正价值？”[5]历史观的性别观念都发挥了前提性和总体性的框架意义，只是它和男性史官的男性天性融和在一起，以一种潜意识的形式，制约着历史性别的判断，甚至构成某种根深蒂固的情结。
这里，史学其实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男性优伶社会性别角色的女性化，同女性优伶一起沦落为“卑贱者”，自然会被史学所驱逐，如同夏庭芝《青楼集志》中谓：“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而色艺表表在人耳目者，固不多也。仆闻青楼于方名艳字，有见而知之者，有闻而知之者，虽详其人，未暇纪录，”《青楼集》一卷抄本中叶德辉《郋园读书志》称：“集中诸女伶如海市，如昙花，一瞬即灭。当时虽与诸名公巨卿诗歌酬答，而见于诸人集者，百无一二存焉”，“天下女伶亦多矣，何独此集所有？”北京大学藏赵魏抄校本《青楼集》中《张肎后叙》也云“青楼之妓，代不乏人，苟不因其人而重之，则色艺亦何足论。”另一方面，由于史学流露出来的天然的男性情结，又会对男性优伶有所护持和默认，男性优伶在史学中也就脱离了现实的社会性别角色，而在一定的意义上走向了男性化。考察史学中的男性优伶，经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些文化叙事是不是成为了矛盾的文本场所？它们是互相冲突呢，还是通过相互合作而互相加强？从总体看，作者或文本对哪些文化话语表现特别重视，哪些却被忽视？它们起到进步还是退步的作用？不同的读者是否会由他们自己的认识论位置的不同对这些文化叙事有不同的解读？”[6]男性优伶在史学中呈现了另外一种气质，即具有一种政治化的素质。这似乎与男性优伶的女性化的社会性别身份“互相冲突”，“成为了矛盾的文本场所”，其实，这种男性优伶社会性别角色与史学气质的矛盾，以及表现出来的对男性优伶的政治因素“话语表现特别重视”，对他们的演艺“却被忽视”，反映了社会和史学对男性优伶复杂而又微妙的态度，实际上是从相反的角度“通过相互合作而互相加强”，来共同巩固和稳定社会性别原则。
男性在史学中的政治气质，体现了史学对于男女两性的深刻焦虑，以至对女性化的男性优伶也表现出了某种激情和冲动，使其向社会男性化转移，因为儒家文化所塑造的男性，应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权力、功名、财富等社会价值目标作为定位，并赋予男性给所有的事物命名和定义的权力，决定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分类，在使这种范式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构成了一种政治人格。这种男性政治人格，具有普遍性和稳固性。因此，史学在“男尊女卑”的历史观以及男性史官的性别归属中，加上某种错讹、伪饰和强辞，乃至虚构和空白，男性优伶形成了政治化的历史印象，换句话说，男性优伶与政治有着互相缠绕的复杂关系，甚至某些男性优伶由此在历史气质中完全政治化了，而男性优伶的演伎历史印象却愈加模糊了。在正统的史学看来，演伎毕竟是属于女性化的层次，对于男性而言，“挝鼓唱曲，傅粉登场”，[7]乃为“优伶贱艺”，[8]自然不能进入堂皇历史，男性优伶剩下的也就是一副政治面具了。
其实，对于中国男性优伶来说，史学中流露出来的男性情愫，其政治化的历史印象，并非完全是史学的男性化“虚构”，乃是存在着历史的内在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国家形态逐渐确立和成熟的进程中，权力既需要男性的体力，来进行耕作垦殖和攻城掠池，又需要男性的旯陵智力，从事于战争谋划和伦理说教，男女性别关系有谓“男大执弓，女大织麻”。[9]只是由于男性优伶的社会性别身份，在史学中的政治表现，较之社会常规男性仍然产生某种特殊性质。
[NextPage] 二、政治排场中的特殊讽谏结构
史籍所载，周秦时期是男性优伶政治意义较为显著的历史阶段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即为“讽谏”，史称“优谏”。周秦“优谏”，其实有着深刻的必然性。一是大的社会历史环境。春秋战国，领主阶级和和地主阶级为了争夺政权，到处搜罗人才，竞相养士，而且予以厚待和重用，其组织路线和意识形态都采取了一种宽松和自由的策略，广纳贤士和广开言路兼重，形成了“厚招游说”的时代风尚。[10]男性优伶也在这种“厚招游说”的社会气氛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这种社会变革发言，进入一种政治排场。二是大的思想言论环境，提倡“风谏”作风，臣民要对君主承担“风谏”责任。孔子称：“忠臣之谏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11]孔子所见，五种“谏”中“风谏”“唯度主而行之”，“发言陈词，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悦”，[12]讽谏安全而又有效，而男性优伶在此表现了天然的优势，其滑稽机智的谈锋和诙谐调笑的格调，加上歌舞辅佐，君主往往无法抵御这种魅力。男性优伶寓意于笑，幽默中透风谏，即使有所冒犯，其“主”也就一笑了之，宋人洪迈曾称：“俳优侏儒，周伎之最下且贱者，然亦因能戏语，而夷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13]男性优伶利用职业长处，在“风谏”中自然效果良好。三是优伶特殊社会身份。优伶出身，大多有着凄楚背景，依附君主和权贵而生存，以供“备乐”与“戏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称：“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男性优伶地位卑贱，对君王构成不了政治的威胁力量。而正因为如此，男性优伶除了运用伎艺，灵活风谏以外，又有一个特殊优势，即利用自身政治的萎缩状态，实现风谏政治的伸张状态，换句话说，男性优伶以对政治的缺乏攻击力，而对政治实施了某种影响力。春秋左丘明著《国语·晋语》载晋国男性优伶优施曾称：“我优也，言无邮！”因为是优，也就构成一种约定俗成，自可以是言论“无邮”。男性优伶正是由于这种悖论关系，以及社会历史和思想言论的环境氛围的推波助澜，在史学中被建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政治气质，并且在历史的流逝中不断得以累加。与此相反，女性化的男性优伶伎艺，则被史学悄悄地回避了。
男性优伶由着优伶特殊身份，形成讽谏传统，绵延两千余年。元代王晔即曾编有《优戏录》，其题旨乃为“集历代之优辞有关于世道者”，[14]已对“优谏”产生某种关注。王国维辑有《优语录》，收入唐宋优语五十条。任二北在此基础上，加以丰富扩充，编成《优语集》，优语数量要十倍于王国维之《优语录》，其中主要是优伶“谏语”。男性优伶讽谏，主要针对君主，匡正时弊，以卑贱者的聪明才智，“善会笑言，然合于大道，”[15]犯颜冒谏。
一是有关国之军政大事，司马迁《史记》有称：“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即是齐威王八年，楚国欲攻齐国，齐威王令淳于髡携少量礼物去赵国请求派兵支援，淳于髡以为不妥，乃从“仰天大笑”开始，用旁敲侧击之语阐明“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是不太现实的，于是，齐威王改变策略，请来赵国援兵，逼迫楚国撤兵。淳于髡之“仰天大笑”，使国家安然度过一次危机。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五，记载“不知何许人”的申渐高，以机智的“谈谐”，使国家“除一切额外税”，并且在“信宿之间，膏泽告足”，事关国计民生。有些优伶讽谏，虽然并非直面君主，却也以表演的方式直陈国事，“金人自侵中国，惟以敲棒击人脑而死。绍兴间，有伶人作杂戏，云：‘若要胜金人，须是我中国一件件相敌乃可，且如——金国有粘罕，我国有韩少保。金国有柳叶枪，我国有凤凰弓。金国有凿子箭，我国有锁子甲。金国有敲棒，我国有天灵盖。’人皆笑之。”[16]这种政治讽谏，其实还有“言下含而未露者，谓‘金国有乌珠，我国有秦太师。’当时观者如果体念及此，将痛楚不遑，尚能成笑乎？”“韩少保”、“凤凰弓”、“锁子甲”皆不能抵御之，唯有献之“天灵盖”，讽谏犀利有力。
二是君主之具体的施政，较为典型的如“优孟衣冠”，优孟“为孙叔敖衣冠”，[17]讽谏楚王，使楚王厚待已故楚相孙叔敖之子。还有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优旃者，秦倡侏儒也。”“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18]“短”之优旃，为“长”之陛楯者讽谏，终使秦始皇改变陛楯者值班制度。
三是君主之荒诞的言行。优莫讽谏赵襄子“五日五夜不废酒”，[19]以桀、纣喻赵襄子，其确实胆识过人。优旃讽谏秦二世漆城，“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愿难为荫室！’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20]史籍所载男性优伶讽谏君主荒谬行径，似乎颇多，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男性优伶以独特方式劝谏效果良好。例如《晋书》载：“坚尝如邺，狩于西山，旬余，乐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马谏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驰车，袁公止辔；孝武好田，相如献规。陛下为百姓父母，苍生所系！何可盘于游田，以玷圣德？若祸起须臾，变在不测，其如宗庙何！其如太后何！’坚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闻罪于王洛。吾过也。’自是遂不复猎。”[21]王洛“叩马”讽谏，如同“袁公止辔”，“相如献规”，皆使君主“悟愆”、“闻罪”，乃“吾过也”。
[NextPage] 男性优伶除了讽谏君主，不规权臣自然也是讽谏对象之一，甚至颇为剧烈。例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有记：“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因大酺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幡绰曰：‘此乃泰山之力也。’”[22]以“泰山之力”讽谏权臣的裙带力量。男性优伶讽谏臣僚，许多乃是奉帝王或者君主之命而行，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始，优伶讽谏对象，已主要从君主转向群臣，而且也从据事而谏，逢场作“戏”，变成一种遵命而作，大多似乎乃是一种政治任务，例如三国蜀国君主刘备“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害，效其讼阋之状”，“二子”即为许慈、胡潜。[23]通过这种政治表演，以达讽谏效果。男性优伶利用职业特殊优势，在卑贱的社会性别角色中，拓展了自身政治的能量，正如金元好问《中州集》卷六中麻九畴《俳优》诗所云：“袍能赏晋移君贰，旃解讥秦救陛郎。多少谏臣番获罪，却教若辈管兴亡。”乃有一种“台官不如伶宫”感慨，[24]男性优伶由此在史学中建构了政治化的某种气质。
但是，男性优伶之讽谏行为，其实是带有滑稽调谑性质的。一方面男性优伶只有运用这种方式，才能实施“优谏”，符合自身社会性别身份，另一方面，也只有采取如此的手段，君主才能“笑之”接受，然同时又可能在“笑之”中淡然处之，或者讽谏和娱乐意义兼有，或者仅仅乃是一种即兴娱乐，这可以从君主之“大笑”、“笑之”、“上笑”、“以为笑”中看出，“笑”之过后，也许就不甚了之了。因此，男性优伶讽谏，也就变成一种表演意义了。这种情形，尤其表现在讽谏从君主转向权臣以后，男性优伶讽谏大多应命而为，表演色彩更加显著。应该说，讽谏成为表演，其产生的效果也就受到削弱。
从某种角度来说，男性优伶讽谏也有“度”的限制，虽然是“却教若辈管兴亡”，但同样同“多少谏臣”一样“番获罪”，即使是优伶的“戏语”。[25]因为男性优伶如果真正触犯君主和权臣的利益，自然讽谏也就变成一种证据，遭遇到迫害和镇压。例如著名的成辅端刺谏宰相李实一事，《旧唐书》载“德宗遽令决杀”。还有焦德刺蔡京事，“徽宗罪德，全照‘夹谷原则’行事。”[26]男性优伶讽谏，“‘面诋公相’何足奇！古优勇锐，且面诋皇帝。万乘可犯，何言千乘！”[27]正是在这种面诋皇帝和公相中，男性优伶之讽谏构成了史学的政治性格。
三、天然释放的男性义烈性格
男性优伶在社会性别角色中，表现为女性化的人格倾向，但这是“性的社会关系的产物”，[28]“性别的关系是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29]但是，男性优伶仍然流露出了男性的本色气质，并没有因为优伶社会性别制度和以及支持制度的价值意义体系的高压和制衡，而完全失却男性气概，甚至在某种情景下，非常激烈悲壮，并因而进入了史学。例如雷海青怒斥安禄山，“禄山尤致意于乐工，求访颇切。不旬日间，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乃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陈御库珍宝，罗列前后。既作乐，梨园弟子皆不觉歔欷，相视泣下。群贼露刃持满以助之，而悲不自胜。乐工雷海青者，投乐器于地，面向恸哭。贼乃缚海青于戏马台，支解以示乐人。闻之者无不伤痛！”[30]其事确实撼天动地。前述“唐代成辅端因敢言被杀，宋代焦德因讥讽抵罪”，[31]虽然讽谏失败，但是不失壮烈可泣。清末“某亲王处演戏，传汪桂芬、谭鑫培二人，均请假不到。亲王大怒，将二人捉来，置戏台两边柱子上，一边一个。良久，谭哀求允唱，汪仍倔强不服。云：‘此头可断，戏决不唱！’其性情倔强又如此。”[32]清末著名男优田际云不但铁骨铮铮，而且直接参与权力斗争。戊戌变法前夕，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所监视，苦于难以得到最新新学书报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消息，田际云利用任“内廷供奉”，常有进宫奉召演戏的机会，在戏箱内偷藏新学书报转交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的密诏也通过他及时传向维新派，充当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之间的地下联络员。维新派欲计划光绪皇帝在天津阅兵时，乘机捕获慈禧死党荣禄，田际云也给光绪皇帝带进了一套洋式军服，以便在阅兵时使用。但戊戌变法最终失败，谭嗣同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被通缉，田际云也上了黑名单，幸亏孙菊仙之救助，得以逃出北京。
有些男性优伶甚至直接参加推翻政权或者保家卫国斗争，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即有一个粤剧男伶李文茂，秘密参加了“天地会”，并担任拳师，起义以后，他把粤剧优伶武装成三个军，后队伍发展成十万余人，在广西桂平等地建立“大成国”，李文茂自称“平靖王”，放粮赈灾，深得百姓拥护。后因攻打桂林失利，退守广西、湖南和贵州之三省交界山区，最终郁郁而逝。1884年，法国进犯台湾，占领了台北和基隆等地。台湾有个著名男旦“阿火”，决然弃艺从戎。台湾兵备道李彤恩劝他慎重考虑，“阿火”却坚称，作为一个中国人，国难当头，岂能袖手旁观，山里有我一千多名伙伴，打猎为生善射，招募起来定能驱敌，并将名字改为“张守成”。阿火有勇有谋，一次，法国军队登陆台中，阿火率民兵将他们包围起来，大败之。有一被捉法国富商，法国欲以巨金赎回，阿火毅然拒绝，最终取得抗法保台胜利。
男性优伶陈德霖，痛打美国兵，曾经一时传为佳话，姚民哀之《花萼楼浪漫剧谈》称“咸钦德霖虽唱包头，而具此铁石肝胆，实属少见。”[33]还有一位男性优伶崇福，假扮“光绪皇帝”，欲联络维新派势力，以助“光绪皇帝”一臂，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载最后“狱具，插标押赴草湖门斩决。”男性优伶的义烈气质，释放了男性的天然秉性，也折射了男性优伶的女性化，乃是权力编排所致以及它的严酷性质。正是由于男性化的史学使然，男性优伶的壮美和伟力，才吐露在史学中，在一定程度上对优伶社会性别制度所限定的男性优伶之社会性别角色，产生某种削弱意义。
[NextPage] 四、献媚和谋逆的权力渴望
优伶大多依附政治和经济权力而存在，而且权力和优伶之间有着一种防备和制衡的关系，从某种意义而言，优伶是在夹缝中求生活。男性优伶既然不想一直沦为女性化的卑贱者，也不奢望义薄云天，成为男性英烈，便试图运用男性的智慧，攀附权贵，以希能够平安闲逸乃至富贵发达。自然，献媚邀宠，即成为最便利和最有效的途径，由此，许多男性优伶进入权力排场。
一是迷媚帝王，得以宠信，以便能够领赏封官。例如汉代的李延年，本来他的音乐伎艺已经受到恩宠，但他又想不断得宠，便在歌舞中刻意描述其妹之天生丽质，引起汉武帝的兴趣，其妹便被选进宫内，被封为“李夫人”，李延年也就日益受到宠爱，官至协律都尉，故司马迁将其事迹写进《史记》，但并不著入《滑稽列传》，而是列于《佞倖列传》。后唐庄宗，许多男性优伶因为献媚有方，成为“嬖伶”，其中有个敬新磨，媚功似乎更加了得，“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四顾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庄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惊骇。共持新磨，诘曰：‘汝奈何批天子颊？’新磨对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耶？’于是左右皆笑，庄宗大喜！赐与新磨甚厚。”[34]不但扇打帝王耳光，还得“甚厚”，献媚真乃有点出神入化。
二是凭借媚功，化险为夷，而且愈为受宠。这种媚功，确实颇要一些智慧，例如《朝野佥载补》载：“敬宗时，高崔嵬善弄痴大。帝令给使撩头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问，曰：‘见屈原，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水；汝逢圣明主，何为来？’帝大笑，赐物百段。”[35]高崔嵬之献媚，真乃既机智又合体，《酉阳杂俎》记唐玄宗黄幡绰也曾用此遇献媚，只是非“给使撩头向水下”，而是“左右提优人黄幡绰入水池中。”[36]黄幡绰用如簧巧舌献媚，不但摆脱危境，而且能够“嗟尔只教天子笑”。[37]
三是极度献媚，不惜以他人之痛苦作为代价。唐咸通十一年，同昌公主恶疾病逝，唐懿宗和郭淑妃悲痛之余，决定厚葬。出殡之日，相送队伍长达二十余里，优伶李可及乘机进献了自己创作的大型歌舞曲《叹百年曲》，曲调哀婉，舞姿徐缓，观者皆为伤心欲碎。因为此事，李可及日受唐懿宗恩宠，他的儿子结婚喜庆，唐懿宗乃赐酒二尊，内里皆是金翠，且授李可及同知与威卫将军等仕职。但是，同样为了此事，悲痛过度的唐懿宗，在李可及进献的舞曲感染下，深怪为同昌公主治病的医官，以用药无效之罪传旨将韩宗召、康仲殷等医官处死，并株连九族，为此系狱者达三百余人。可能此事乃为李可及所不料，但其献媚确实造成世间众多惨剧。
自然，男性优伶献媚，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从男性优伶自身的生存状态而论，有它的必然性甚至合理性，不能仅仅从男性优伶个人的品质角度来作文化评判。实际上这种献媚也是不稳定和缺乏保障力的，即使献媚再成功和发达，在权力者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介卑贱优伶。男性优伶的献媚现象，其实是社会生态系统的病态与畸形的一种反映和折射。
男性优伶在史学中还有一个表现，即是参与宫廷政治斗争，甚至弄权夺势。他们凭借优伶特殊身份，在政治的殊死较量之中浮沉。例如著名的优施和骊姬的合谋立储，优施确实精通权术，整个密谋过程章法有序，完全按照他的思路发展，并且将优伶的伎艺用之政治舞台，终于使骊姬达到“杀太子而立奚齐”的篡权目的。《三国志·魏书》也载有男性优伶参与政权斗争之史料，“此秋，姜维寇陇右。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徵还，击维。至京师，帝于平乐观，以临军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入，帝方食粟。优伶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帝惧，不敢发。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谋废帝。”[38]还有一些男性优伶，“不安于为优伶中之能手，忽发帝王想”，[39]例如宋人张唐英《蜀杌擣》载：“广政三年六月，教坊部头孙廷应、王彦洪等为谋逆。廷应、赵廷隐之优人，以能，选入教坊。有尼谓曰：‘君贵不可言1’至是，谓其徒胡圭曰：‘今苦竹开花；侯侍中家马作人言；银枪营中井水涌出，地又数震；——此叛乱之兆也！’构得十二人，期以宴日，因持杖为俳优，尽杀诸将，而夺其兵。为其党赵廷规所告，尽擒而诛之。”任二北在《优语集》称：“此事示古优思想亦有不平凡者，莫谓其人皆老死安常守分，或祗有自卑感而已。”[40]社会性别制度编排下的女性化的男性优伶，在此也表现出了男性化的政治欲望和素质。社会性别制度之压迫和囚禁，并不能完全抑制男性优伶的男性社会特征，史籍中自然也多有流露。
五、伶官的构成及其虚化性质
男性优伶或因献媚，或因伎艺，受到帝王和宫廷恩宠，封官晋爵者不乏其人。例如汉代的李延年，被封协律都尉，唐代玄宗时代的李仙鹤“特授韶州同正参军”，[41]懿宗时代的李可及，被授予“都都知”，其他得宠男性优伶也都“咸为都知”，[42]昭宗时代的张廷范，官至御营使、河南尹，后晋为太常卿。[43]五代十国时期，除了前所叙述的后唐庄宗时代，景进等“嬖伶”官居高位，后梁之关小红、高贵卿、杜洪，后晋之杨于度、孙延应、王彦洪，后汉之李花开、靖边庭，后周之杨花飞、李家明、王感化等，皆为“伶官”，清代的程长庚、谭鑫培被封“内廷供奉”。男性优伶被授官职，有些是凭借自身的伎艺，或以调谑滑稽见长，或以歌舞美姿取胜，，或以杂耍戏猴称著，或以唱念做打全佳，但更多的是献媚和伎艺兼能，例如李延年熟悉音律，具有良好的歌唱能力，创造出富有变化的新声新曲，但是，他又善于利用机会献媚，将其妹进献给帝王，从而恩宠愈深。有的男性优伶甚至全凭媚功取官，例如教坊使陈俊，因救庄宗嬖伶周匝，周匝向庄宗献媚为其索官，才得以被封景州刺史。
[NextPage] 男性优伶为官，有些是管理优伶演出事务的官职，例如“协律都尉”，主要负责乐府音乐表演事项，而“内廷供奉”等官职，仅仅是一个虚名，其职责主要是奉召进宫演戏，但也有实职的，例如景进所任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乃是朝廷“军机国政，皆与参决”。[44]男性优伶从官，还有几点需要关注，一是这种官职并不稳定，一旦触怒核心权力阶层，官位便虚化了，例如谭鑫培被绑唱，而且许多男性伶官没有善终，李延年其妹“李夫人”一死，便被汉武帝所杖死，李可及最终也在唐禧宗时期，被宰相崔彦昭奏劾，贬至岭南，惨死荒蛮之地；[45]二是一些男性伶官掌权以后，肆意享用权力，出入宫廷，结党营私，侮辱甚至陷害缙绅，群臣敢怒而不敢言，例如后唐庄宗时期的“嬖伶”，凭籍帝王宠信，享受高官厚禄，许多公卿大臣乃至依附奉承他们，以便借此得到帝王恩宠；三是一些男性优伶从官以后，在伎艺上仍有发展，例如李延年担任“协律都尉”后，为《汉郊祀歌》十九章加配乐曲，仿照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曲，创作“新声二十八解”，以作军用，并称作“横吹曲”。[46]
男性优伶在史学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气质，并不意味着男性优伶在优伶社会性别制度中，已经获得了某种“地位”，[47]它只是在史学排场中的特定描述，是价值观念、文化运转和结构体系在历史场景中相互作用的结果，“离开了具体的场景或组织情景，此概念是空洞的”。[48]男性优伶这种政治印象，在史学中凸现了男性化的性格，其实，在此过程中，仍然摆脱不了女性化因素的纠缠。即以先秦男性优伶为例，虽然君主“喜优”、“近优”，男性优伶或作为政治谋略和现实解惑，或作为宫廷歌舞和恢谐弄臣而用，但社会公众却“毁优”、“轻优”，“流俗之所轻也”，[49]在士人心目中，男性优伶出身低贱，行为荒唐，尤其讽谏行为，乃为惑君之“谗言”和“谀语”。君主“近优而远士”，“进其谀优”，乃是“昔者无道之君”之兆。“然则国适有患，则优倡侏儒起而议国事矣，是殴国而捐之也。”[50]优伶参与政治，是国家之危难。这种情形，实质是将男性优伶伸张的男性特征的政治性，挤压回萎缩的状态，而使之女性化。为了实现这种策略，孔子不惜怒杀男优，《谷粱传》记载“夹谷之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孔子于夹谷之会见之矣。”男性优伶之男性化的政治扩张，在“虽有文事，必有武备”的历史场景中，仍然被萎缩了。优施这位以谙于政治权术的男性优伶，最终死于政治权术之中，而其被杀戮的借口，也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事件，即以舞“笑君”，实际上优施男性性格的政治行为，又被策反为女性化了。唐宣宗曾对优伶祝汉贞称：“我养汝辈，供戏乐耳，敢干预朝政！”[51]一语为男性优伶的政治意义确立基调，男性优伶之“干预朝政”，无论“岂不大哉！”，或“岂不亦伟哉！”，都只不过是“供戏乐耳”，因为是被“养”的政治经济学处境，无法回避被女性化的宿命，表明了史学中男性优伶的政治气质，仍然存在着复杂和深刻的背景关系，逃脱不掉权力圈套中的历史安排。
（注略）
（实习编辑：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