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祥林
前不久，由陈凯歌导演、陈红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吕布与貂蝉》播出后，再次激起了人们对三国题材中这段“英雄美人”故事的兴趣。据说该影片乃是用“后现代”手法重新打造的三国文本，它跟我们耳熟能详的长篇小说出入甚大。片中貂蝉女，不但有绝色之貌，而且很调皮，会轻功，甚至可以钻入别人的梦境中去……如此叙说三国故事，如此塑造貂蝉形象，当然是创作者的自由，我们不必说三道四。何况，在文艺作品中被描写得活灵活现的这个女子，原本就身世迷离，悬案甚多也争议不少。
一
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人”，有关她们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四位美女中，要数被卷入汉末政治斗争中的貂蝉的故事最为迷人，她曾使一个个英雄豪杰为之神魂颠倒；也数她的身世最不可捉摸，人们迄今仍搞不清楚她的真实面目。作为“美女连环计”的主角，从古书记载的资料来看，关于貂蝉形象的身份来源大致有四种说法：一是王允的歌妓，曾被作为连环计的钓饵；二是董卓的婢女，曾与吕布两情相通；三是吕布的妻子，曾跟从丈夫随军生活；四是吕布的部将秦宜禄之妻，曾引起曹操、关羽的矛盾。说法如此之多，盖在不同于史书有载的其余三位美女，貂蝉作为三国人物主要出自艺术创造，是文学家和艺术家在宋元以来通俗文艺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倘若借鲁迅的话来说，可谓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产物。
“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这是前人评价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所言。东汉末年，时局动荡，战乱不断。魏、蜀、吴三国相争的历史，见载于晋朝史家陈寿所著《三国志》。南北朝时期，又有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广泛征引野史杂传逾百种，在大大丰富三国故事的同时，也夹入了不少民间传说成分。这些史书，为后来文艺创作中的三国文本提供了素材基础。《南史·薛安都传》载骁勇的安都斩反叛的鲁爽，跃马大呼，“单骑直入，斩之而反，时人皆云关羽斩颜良，不是过也”，可见三国故事自六朝以来便流传。而从李商隐《娇儿》诗中对儿童们“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描写来看，三国故事如今是普及甚广，连小孩子都熟悉。宋代市民文艺发展，三国故事随着“说话”（说故事）盛行而流传更广，民间遂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出现。高承《事物纪原》卷九载：“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这是影戏搬演三国故事。金、元时期，三国故事更见频繁地被民间艺人搬上戏剧舞台，亮相在瓦舍勾栏中。剧目方面，《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中有《大刘备》、《刺董卓》、《骂吕布》、《蔡伯喈》、《襄阳会》、《赤壁鏖兵》等，南戏《宦门弟子错立身》里亦提及《刘先主跳檀溪》、《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等，经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收载残曲的尚有《甄皇后》、《铜雀妓》等。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书记载，元杂剧中“三国戏”约６０种，其中３０多种已佚（如石君宝的《哭周瑜》、王实甫的《七步成诗》、金仁杰的《蔡琰还朝》等），有的如关汉卿的《西蜀梦》、郑光祖的《三战吕布》、无名氏的《连环计》等迄今尚存。大体说来，像桃园结义、三战吕布、三顾茅庐、诸葛祭风、火烧博望坡、秋风五丈原等重要情节，在元杂剧中已经具备。
在元代，跟舞台上“三国戏”直接呼应的，有话本《三国志平话》。貂蝉其人其事不见于史籍记载，其名字首次出现就在这《三国志平话》中。元代的“平话”，即宋代的“讲史”，是后者的发展，主要以长篇历史故事为内容。《三国志平话》系元代至治年间（１３２１—１３２３）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之一，全书约８万字，分为上、中、下三卷，书中故事不完全符合史书记载，跟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也有差异，但与元杂剧舞台上的“三国戏”则不乏接近者，从中可见大胆虚构的民间叙事特点。譬如，张飞见黄巾事，史无记载，却与元杂剧《张翼德大破杏林庄》情节相同；刘备黄鹤楼私遁事，从朱士凯的《刘玄德醉走黄鹤楼》中可见相近叙述。此外，王允诛董卓一事，散见于《后汉书》王允、董卓、吕布各传，以及《三国志·魏书》董传、吕传，是史实，与之相关的貂蝉女传说尽管不载于史，却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此话本及元杂剧中并得到大大渲染，究其由来，当出自宋元时期的民间创造，是老百姓口碑中的产物。古往今来，民间传说对大众的影响至深，从艺术接受角度看，由于虚虚实实，流传广泛的三国故事甚至使“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把传说也当成历史了。
元代人对三国故事的熟悉，从他们将其作为典故随手化用在散曲和杂剧中可以窥豹，如“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张可久［中吕·卖花声］《怀古》）、“谁念我当日跳檀溪，救先主出重围？谁念我单刀会随着关羽”（刘时中［双调·新水令］《代马述冤》），等等。又如，元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中女伎韩楚兰道：“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续添八阳经。”据杨维祯《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东莱子文集》卷六）介绍，家在钱塘的元代讲史女艺人朱桂英，就“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而在元杂剧《破苻坚蒋神灵应》中，谈到围棋战术时也有“三战吕布势”、“六出祁山势”、“七擒七纵势”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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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曾被大量搬上元代戏剧舞台。从见载古籍的剧目来看，元杂剧中的“貂蝉戏”，主要有《董卓戏貂蝉》、《锦云堂美女连环计》、《关大王月夜斩貂蝉》等。《董卓戏貂蝉》为《宝文堂书目》著录，已佚，作者亦不详。此外，元传奇（戏文）有《貂蝉女》（或题《王允》），作者无考，今仅存残曲二支，见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收载。
“连环计”是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重要情节之一，为大家耳熟能详。按照小说中的描写，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后，愈加专横跋扈，气焰嚣张。一心辅助汉家天下的司徒王允欲剪除之，却苦无良策。王府中有“颜色倾城，年当十八”的歌妓名貂蝉，向得主人厚爱，待若亲女，见王允闷闷不乐，问明情况后，愿意以死报之。于是，王司徒在精心策划中设下连环计，先请吕布赴宴，令貂蝉把盏，吕布爱其美貌，王便将貂蝉许与吕布为妻。数日后，又宴请董卓，席间让貂蝉歌舞助兴，董卓为其美色所迷，王又将貂蝉送与董卓。由此挑起董、吕二人的矛盾，最后借吕布之手杀了董卓。以上故事，在明传奇《连环计》以及后来的昆剧、京剧、川剧、越剧等剧种中得到广泛搬演（川剧又名《吕布与貂蝉》），内容大同小异。
然而，早在元杂剧舞台上，对此故事的讲述则有明显不同。收入《元曲选》的《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今乐考证》题作《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作者不详，一本四折，题目正名为：“银台门诈传授禅文，锦云堂暗定连环计”，《曲海总目提要》云“其事虚实各半，后来撰《连环计》者以此为秸本，又复翻换增添，互有同异”。不同于小说《三国演义》以貂婵为吕布后娶之妾，元杂剧《连环计》中貂蝉本是吕布之妻，因黄巾作乱，夫妻失散，二人并非素不相识，且听第二折貂蝉对王允所言：“你孩儿不是这里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刷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来，因此唤作貂蝉。灵帝将你孩儿赐与丁建阳，当日吕布为丁建阳养子，丁建阳却将您孩儿配与吕布为妻。后来黄巾贼作乱，俺夫妻二人阵上失散，不知吕布去向。你孩儿幸得落在老爷府中，如亲女一般看待，真个重生再养之恩，无能图报。昨日与奶奶在看街楼上，见一行步从摆着头踏过来，那赤兔马上可正是吕布。您孩儿因此上烧香祷告，要得夫妻团圆，不期被老爷听见，罪该万死。”说貂蝉是吕布之妻，乃元代流行看法，《三国志平话》卷上亦称其“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诚然，吕布是有妻子的，见于古籍记载，如《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云：“布见备甚敬之，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又载：“布欲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将断太祖（曹操）粮道，布妻谓曰：……布得妻言，愁闷不能自决。”然而，这女人是不是叫貂蝉，并未明言，留给后世的文学家、艺术家以及民间好事者去发挥想象了。元杂剧《连环计》说貂蝉是吕布之妻，正如小说《三国演义》称吕妻为严氏，依据当在此。
有别于《三国演义》，元杂剧《连环计》中，连环计固然是在王允的巧妙安排下一步步实施的，但这个“金点子”并非他的发明，而是由学士蔡邕提出的。这个蔡学士，从董卓门前又哭又笑的疯道人丢下的一匹布，悟出了“这老贼当来必死在吕布手中”，于是主动登门拜访王司徒，而后者正苦于无计铲除董贼。听了董府门前发生的古怪事情，王对蔡说的董卓将死在养子吕布之手表示不相信，接着蔡又说：“董卓比丁建阳如何？司徒，你怎生立一人之下，坐万人之上，调和鼎鼐，燮理阴阳，但能使吕布生心，董卓不足图矣。小官不才，愿献一策，名曰‘连环计’。天色已晚，小官告回。”你瞧，这个蔡学士说起话来故意吞吞吐吐的，他主动来王府献出了“连环计”，却对该计谋的具体内容、如何施行则无只言片语，便匆匆告辞了，给王司徒也给读者观众留下偌大一个闷葫芦。后来，王允无意之中发现府中歌妓貂蝉原来是吕布的妻子，才猛然醒悟：“嗨，蔡学士，你好能也。兀的不是连环计，却在这妮子身上？”接下来，便是先请吕布，让夫妻二人见面；再宴请董卓，使之迷上貂蝉……剧终，大功告成，才让蔡学士出场来补上一句：“当日蔡邕曾说来，道这董卓必死于吕布之手。若要离间他父子，必用美女连环之计。”如此说来，“连环计”的发明权在蔡学士，王司徒不过是具体的施行者。若计功论赏，蔡学士不但该有一份而且首功是他，正如剧中一曲［水仙子］唱道：“元来那风道人掷布本仙机，蔡学士你为谋早预知，董太师果断送在连环计，吕温侯有胆力，如今个杨太尉奏上丹墀。”因此，最后皇上对诸人的封赐亦是：“蔡邕学士多智谋，往来其间用游说，特加礼部侍郎衔，兼掌中书知诰制。吕布讨贼建首功，封王出镇幽燕地。其妻貂蝉亦国君，随夫之爵身荣贵……”
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连环计》让貂蝉女得封“国君”并享受荣华富贵，显然是把她当作功臣，当作女中豪杰来看待的。如此处理貂蝉女的结局，实际上体现出一种较开明的女性观，跟明清时期小说、戏曲中流行的“祸水论”相去甚远。
三
清焦循《剧说》引《知新录》：“元曲有吕布、貂蝉及夺戟争斗事……元曲所云必有所据。”诚然，三国故事从史书《三国志》中可觅得不少依据，但貂蝉其人其事则主要来自民间创造。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总是有着很大的弹性，不同的讲述者会为之注入不同的情感倾向并赋予不同的道德色彩，元明戏曲以之为本写貂蝉，也就难免良莠并存、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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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四大美人戏”，有一共同点，就是极力渲染其倾国美色、描写其红颜薄命。番王索美，惹动干戈，昭君女子奉旨和亲，“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五首》）。杨家有女，丽质天生，一身集三千宠爱而独得御宠，仍经不住“渔阳鼙鼓动地来”，最终“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白居易《长恨歌》）。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的浣纱女西施，则不过是越国送给吴王的“美人计”诱饵，当越王灭吴的政治阴谋得逞后，这个吴越相争沙盘上的小小棋子却别想指望有什么好结局（一说她被沉入水中，一说她随丈夫默默地泛舟太湖去过隐名埋姓的日子）。再看貂蝉，这位“三国戏”中的一个小女子，她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大男人们玩政治耍权谋的纷争之中，也是一个命运类似西施但结局更为可悲的过河“卒子”。按照主人精心策划的连环计，这个王大人府中身分低贱的歌舞女，初事乱臣贼子董卓，继随无义鄙夫吕布，待一场政治游戏接近尾声，本该计功论赏的她反而莫名其妙地成了关大王刀下的冤魂。貂蝉的惊世美色，保证了连环计成功，也给她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这是元明以来戏剧舞台上曾有的故事。
元杂剧《关大王月夜斩貂蝉》（又作《关大王月下斩貂蝉》），见于《今乐考证》等书著录，作者无考。究其由来，“斩貂”本事于史无据，也不见于元代话本《三国志平话》。明代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录有四折北杂剧《斩貂蝉》，列入“具品”，并引《庄岳委谈》：“《斩貂蝉》不经见，自是委巷之谈。然《关公传》注称：‘关公欲娶布妻，启曹瞒。曹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则非全无谓也。”意思是说，吕布妻美，连关云长也动了心，却被曹操占先一步，将美人留给了自己。这对关羽来说，当然是极恼火的事。大概元人由此附会，就编出了关公斩美的戏来。堂堂关大王，为什么要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呢？元杂剧《斩貂蝉》文本无存，具体情节不详。明代文人王世贞曾作《见有演〈关侯斩貂蝉〉传奇者，感而有述》诗，可供今之研究者参考，诗中写貂蝉“一朝事势异，改服媚其仇。心心托汉寿，语语厌温侯”，而关羽则闻言大怒，“忿激义鹘拳，眦裂丹凤眸”，最终使貂蝉“孤魄残舞衣，腥血渐吴钩”。此外，还有明传奇《连环计》为我们提供的故事模型，该传奇由王济创作，吕天成《曲品》列之入“妙品”，称其“词多佳句，事亦可喜”。吕氏从艺术形式上赞其“多佳句”，这可以认同，但谓其作品内容“事可喜”，则值得怀疑。该剧写董卓死后，貂蝉改妆逃到王允府中，王允令其同吕布结为夫妻。随后，曹操使关羽擒吕布，貂蝉向关羽百般献媚，后者怒而斩之。此剧当根据元杂剧《连环计》等改编而来，又将“斩貂”情节揉入其中。想想看，一个小女子，仅仅是因为向大英雄抛了几个表达爱慕之心的媚眼，就该人头落地、血溅四壁么？作者以如此方式来完成关大王所谓英雄形象的塑造，是不是太造作也太过分了？
从性别视角看，元明以来舞台上的“斩貂”戏剧明显是按照封建正统观念和男权意识将小女子作为“红颜祸水”来处理的。清代刊行的戏曲选集《缀白裘》中，有短剧《斩貂》，戏中关羽杀貂蝉的理由就是：“我想权臣篡位，即董卓父子；妖女丧夫，即貂蝉也！”你看他，气冲冲手提刀剑，“骂一声貂蝉女无义不良”，高声叫道“俺关公今夜里斩了他万世名扬”。如此说来，这斩貂行为是在为人世间伸张正义，驱除祸国殃民的妖孽。另一方面，就关公形象塑造言，让“倾城倾国”的美女死在英雄的刀下，又是为了反衬后者所谓大丈夫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形象。也就是说，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在处处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尺度下，“女色”不仅仅是满足男子欲望的对象，“女貌”亦不仅仅是作为“郎才”的陪衬而存在，需要的时候，“对男子来说，‘女色’又是反证其美德的道具”，也就是让绝色美女成为反面形象以衬托男子道德身躯的完美高大，类似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多多，其中隐藏着深深的性别偏见（１）。我们知道，宋元正是关羽形象神化的重要时期，既见于官方抬举，也强化于民间信仰。“关羽作为儒家‘忠义’思想学说的践行者，不仅为宋元儒士所注重，而且为宋、金、元朝廷所重。据现存文献资料，追赠褒封关羽始自宋朝。《宋会要辑稿》载：‘蜀汉寿亭侯祠，一在当阳，哲宗绍圣二年（１０９５）五月赐额“显烈”，徽宗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十二月封武惠公，大观二年（１１０８）进封武安王。’关羽本为亭侯，通过宋徽宗的三次加封而迈出了由人到神的关键一步，被宋朝编入《正祠录》，成为国家崇祀的正神。至南宋，关羽又得到两次加封……金、蒙时期对关羽的信仰和崇拜是对宋朝文化的直接继承。金朝虽未给关羽增添新的称号，但宋朝加封关羽的各种称号都为金朝所接受。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设置‘镇伏邪魔护安国刹’伞盖，以关羽为‘监坛’。文宗天历元年（１３２８）加封关羽为‘显灵’二字，并‘遣使祠其庙’。至此，关羽的爵号已达‘壮缪义勇武安显灵英济’十字。”（２）
作为“武圣”的关公，在这种思维定势下被美化成忠孝仁义的楷模和纲常伦理的活教材，其道德位置甚至被推上跟儒门先圣孔子比肩的高度。过去，北京正阳门关庙有清人赵翼写的对联：“乃圣乃神乃武乃文，扶四百载承尧之运；自西自东自南自北，如七十子服孔之心。”意思是说，天下人心仪关公，犹如七十二门徒崇拜孔子。明代方孝孺为杭州西湖关庙所撰对联，言之更明：“先武穆而神，大汉千古，大宋千古；后文宣以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３）如此高大完美的形象，如元末同恕《关侯庙记》所言，当然就应该是“操百诱而不动，事千险而不移”，岂能让区区小女子情色给其染上污点。然而，平心而论，古人替关大王编造因美色动心的故事，并非纯然无稽，只是所爱对象乃秦宜禄之妻罢了。请看《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如何说：“曹公与刘备围布于下邳，云长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云长心自不安。”而据今人研究，秦妻正是貂蝉艺术形象的来源之一。况且，从人情化角度看，“英雄爱美人”或“美人爱英雄”，两性间相互吸引，乃人类天性使然。民间传说中将大英雄和大美人联系起来，发挥想象在貂蝉与关公之间编出一段不乏人情味的故事，这原本无可厚非，可是，偏偏有头脑冬烘者要让无辜的美女成为英雄刀下的冤魂，这就明显染上了道学家的性别偏见而使故事结局极不近情理了。难怪民间有副对联要以调侃口吻谈论所谓英雄不近美色的关公形象：“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妇人，是个老头陀，只因眉宇间带两字英雄，担搁了五百年入山正果；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好场大冤孽，若非胞胎里有三分痴钝，险些做十八滩顺水推舟。”（见清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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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京剧舞台上仍有见的“斩貂”故事（《戏考大全》收有《月下斩貂》），却不见于小说《三国演义》，元明戏剧所本当另有来源，这是今天我们研究“三国”文本史时应多加留心的。客观地讲，这“斩貂”实乃狗尾续貂，它不但无助于英雄形象塑造，反而使人觉得是在给大义凛然的关公脸上抹黑。因此，古往今来，也许是同情貂蝉女的不幸命运，也许是想为关大王挽回名声，对以“斩貂”为名的元明戏剧文本不满意者大有人在，在他们的笔下，遂有了种种改编、翻案之作出现。从当今出版的《三国演义辞典》所收民间传说“关公义释貂婵”来看，其中既保全了关公“不贪美色的真英雄”的名声，也合情合理地写出了小女子内心的苦楚和关大王同情弱女子命运的“恻隐之心”，同一故事的不同讲述体现出截然相异的民间立场和情感态度。即使是收入同书的“关羽斩貂婵”，尽管不离“斩”字，但是，非惟关羽斩貂并非出自个人原因，其叙事口吻也跟纯粹道学家的无情目光有所区别，且看故事末尾：不喜美色的关羽见刘、张都对貂蝉动心，担心二人为一女人伤了兄弟和气，决定除去这女子，“貂蝉见关公提刀走来，吓得浑身哆嗦，样子象雨中牡丹，风中杨柳，更让人怜爱。关羽简直没有勇气看下去，他紧闭双目，青龙偃月刀不由得从手中失落。那大刀倒下，恰好砍在貂蝉身上。一代美人貂蝉，就这样被关羽杀了。”（４）
“元人有《关公斩貂蝉》剧，事尤悠谬”，这是李调元《剧话》卷下引《升庵外集》语。曾评点《三国演义》的清代文人毛宗岗，就“最恨今人讹传‘关公斩貂蝉’之事”，在他看来，“貂蝉无可斩之罪，而有可嘉之绩”。从元杂剧《连环计》为貂蝉安排的上述结局来看，他这说法不无道理。作为对《斩貂蝉》的直接翻案，有明杂剧《女豪杰》（诸葛味水作）。《远山堂剧品》载录此剧，标明“南北四折”（一本四折，南北曲合套），列入“能品”，并介绍说：“诸葛君以俗演《斩貂蝉》近诞，故以此女修道登仙，而与蔡中郎妻、牛太师女相会，是认煞《琵琶》，正所谓弄假成真矣。”剧本不存，但从剧名看，诸葛君有心替貂蝉鸣不平，作为连环计的主角，她是大功臣、“女豪杰”，不但没有该斩之罪，而且应该成仙升天。显然，这位剧作家也是鄙弃“斩貂”之说的。直到今天，仍有剧作者对此古老题材感兴趣，不断用新观念重加阐释。譬如，１９８２年重庆川剧院演出的新编古装戏《貂蝉之死》（隆学义）、１９９９年第１期《四川戏剧》刊登的剧本《斩貂》（胡成德），以及１９９３年获得“文华新剧目奖”的蒲剧《关公与貂蝉》（吕永安），即是证明。
注释：
（１）对此问题，拙著《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１）第四章“雌性世界的异化”中已作详细论述，请读者参阅。
（２）余正松、蔡东洲《宋元文学艺术与关羽信仰的形成》，载《文史哲》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３）冯全生编著《联说三国》第１９２、２０３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沈伯俊、谭良啸《三国演义辞典》第５９４—５９５页，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９。
（编辑：罗谦）
